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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网络文学“现实”的多重变异、未来性与大众美学 [打印本页]

作者: 写手发布 时间: 2022-5-9 10:44
标题: 网络文学“现实”的多重变异、未来性与大众美学
“现实主义”这个词，几乎和“文化”“自然”这些很难定于一格的词汇放到同一层面，可以在其中置入丰富的内涵，如此边界也就常被移动。但无论如何，“现实主义”还是有特殊情境和所指的，比如在文学史中谈到现实主义，势必会加入各种限定。像“批判现实主义”是指19世纪中叶首先在绘画界被库尔贝提出，但在文学领域的19世纪30年代已经是由司汤达尔、巴尔扎克等作家的书写实践确定下来的书写传统，也就是说，写实和批判性是“现实主义”一词能够享有盛誉并成为20世纪以来诸文学思潮、先锋、诸国文学确定导向的重要参考和标尺。因此，说“现实主义”，不提19世纪的巴尔扎克、狄更斯、哈代、列夫•托尔斯泰、福楼拜、果戈理等作家及其作品，是断断不合适的。也正是面对如是文学书写现状，恩格斯提出了他著名的关于现实主义的论断：除了现实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此定义，带着鲜明的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力图整体把握现实的气魄，辅以唯物主义、历史性和人的阶级属性，“底层”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进入到文学圣殿。可以说，“批判现实主义”最革命的一面正是实现了“人物”的破圈，“小人物”“新人”替代神灵、国王、贵族、绅士成为文学世界的“新神”。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批判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着共同的趋向：打破阶级界限，呈现被阶级所遮蔽的社会裂痕、命运遭际，写出不曾被审视和反思的“皮袍下的‘小’来”。因此，说现实主义作品“沉重”是不为过的，当“人生”沉甸甸地压在人物肩头，他或她就不得不挑起生与死、欲望与理性、生存与艰难时世、战争与和平、平等与自由、贫穷与信仰等复杂的难题，随着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裹挟的细微之处的“我”之主体困境愈发凸显，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解逐渐成为加洛蒂所谓的“无边的现实主义”，或者变成了“革命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审美现实主义”。

而今天，当我们提到要关注现实题材写作，提倡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之时，关于“现实主义”的“现实”依旧如多年前的“现实之轮”，在岁月流走、对象更换频仍之间，发生着内涵和外延的多维之变。而最大的“变化”却是以往之“文学现实”所不具备的，从书写者、读者到传播，人、世界、文本——这些最核心的决定文学之为文学的要素——均发生了质的变化，作为这种变化最直接的体现者——网络文学，毫无疑问地，成为今日重审“现实主义新面相”的现实之镜和文化界面。这要求从“人”的现实、“世界”的现实、“书写”的现实、“文本”的现实等四维展开对以“网络文学”为介质的现实寻踪，所要回答的问题是：网络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是否与传统“现实主义”在同一层面进行？假如事关“文学”的核心要素发生了质变，则透过网络文学如何认识和把握今天的世界，我们又将怎样对待“网络文学的世界构想”？这些问题，将把“网络文学”推向社会现象和文化领域，或许，在这里定位网络文学更加合适，而不是将之与“传统文学”放在一起论优劣长短。

“人”的现实：从道成肉身到赛博格

人，被视为文学创作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至关重要的理由与基础。固有文学是人学，或者只要有人，就有文学的说法。一部世界文学史，可以说是“人”逐渐破出地表的历史。这个“人”，既具有物质的身体，同时有情感，有喜怒哀乐，有思考能力，或者能劳动，能表达。总之，关于美是什么，人是什么，文学是什么，这些本质性的问题彼此纠缠、互为因果，而写什么样的人，人写了什么，人如何阅读和思考，也就成为围绕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争论的焦点。

“人”作为对象进入文学史的历史，往往是通过特定文体呈现，这种文体进而成为认识世界、社会、历史和人的重要参照。神话是所有文体中最早反映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类，它不同于铭文、祷词、祭文，后者因特殊场合的吟哦而具有原始诗体的性质。神话常常具有隐喻性质，一方面，人与世界的彼此认知都在起步阶段；另一方面，因其所呈现内容的想象性和未来性而带有一定的母题特征，很多想象症候自神话阶段就成为言之不尽的主题和话题。其中，围绕着“认识你自己”的思考成为世界文明的切口。比如说，在古希腊神话中谈到普罗米修斯造人，尽管普罗米修斯已经抟土造人(世界上造人的方法往往来自于大地、泥土)，人也能直立行走于大地之上，但他仍然觉得不足，为什么？这些“被造之人”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换句话说，这些“人”不能认识到自己是与动物不同的造物。于是，雅典娜女神带来了智慧，当一口“灵魂之气”吹入无知无觉的“人”心中的时候，“真正的人”才出现了。这里的“人”，强调其思考力，或者说智慧心。没有智慧，没有思考和表达，则与动物无异，也就谈不上人。这一神话表达可以说是“人”从“自然”中脱颖而出的关键，随着生活和世界逐渐展开，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在文学书写中成为言之不尽的内容，延续至今。

从神话到史诗，到由个体创作的文本，是“人”从自然界、神、英雄到具象化的人生百态逐渐成为主体的过程。自然界能与人在很多方面相媲美的大凡为动物和植物，但动植物常常是以象喻的功能出现的，其本体实则为人。如《庄子•逍遥游》，如《荷马史诗》，虽在叙事进程中时常出现神的身影，但发光发热的是“人”这个主体，没有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尔双雄，整个《伊利亚特》就失去了灵魂。“神”从文学史中隐没的过程，伴随着“人”占据言说主体位置的发生。而“人”的认知，由于社会化程度日深，国家逐渐确立，民族意识渐入人心，描写“社会化的人”成为书写重点，身份、地位、权力、性别、地域、民族、种族、国家成为形塑“整体人”的灯塔，将之连缀起来的是社会伦理道德，“善恶”成为联系“现实”与“美”“崇高”的引渡之桥。这样一个“人”从神界脱离而出、扎根于现实世界关系的过程，为“没有人就没有文学”奠定了基石。

让我们回到“人”这一前提。物质化的肉身匹之精神性的灵魂，二者缺一则很难称之为“人”，而要确定是这个而不是那个“人”，所强调的则是精神性的重要，其所关联的情感、意志、记忆、体验愈发被强调为判断人 / 物的关键。目前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恰在于此。如果连情感、意志、记忆、体验都能被模拟、被克隆、被存储，所谓精神性的东西一定意义上等于被物化。而物质化的肉体则伴随着科技、基因工程、医疗的发展，“人机合体”的赛博格早已不是《弗兰肯斯坦》时期的科幻想象，今日世界已将之变成日常所见。这种转变和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达到一种契合，第二次理性思潮下的控制论认为人类或者其他生物也可以被纳入控制论的程序体系内，在控制论主导下的“人”被诠释为具有科技感的后人类，随即产生了人机关系共处的想象形式。如《她》《人工智能》以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虽见之于文学写作，但后人类和人工智能共处的场面很有可能是未来的图景。近日热议的元宇宙更将虚拟化的生活和分身化的个体近距离地摆在眼前。因此，问题就成了：假如“人”是机器身体，机器能像“人”一般思考，则人 / 机器的界限与边界在哪里？

这一问题并非传统文学讨论的惯常理路，或者说，文学主部仍走在探索“认识自己”这条荆棘遍布的路上。而网络文学很重要的特征之一却是“基于现实可能的大众狂想”，并展示出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这个“未来世界”，验证着唐娜•哈拉维的骇俗之言：我们是赛博。人的身体性能可以经由机械拓展进而超越人体的限制，这是“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生物体+机器+科幻+小说，这样的组合，在经由网络而生的网络文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网络文学开始发挥承载和透视当代文化现象的功能。

当将网络文学与传统精英文学放在一个层面上比较或者统而言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得出“俗而低”的评价，但当把目光转向数以亿计的以读者、大众、用户、受众等词语名之的群体之时，民间性就超出了文学审美判断的范畴而跨越到民间意识和民族心理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正视网络文学中关于人 / 机器、二次元社会、肉体 / 灵魂、AI世代、游戏现实的叙述，则关于“现实”的理解可能就会溢出传统“现实主义”的边界，其所指幻化为无穷的能指，穿过现实中的“人世界”，走向未知和“新现实”。玄幻文、修仙文中常有“夺舍”一说，与穿越略有不同的是，夺舍者有明确目的：一副完好的肉身可以支撑精神的持续生存，肉身成为灵魂寄居的场所。灵魂对肉身的选择权是这里最美妙的地方，这就好比人的精神、意志、记忆可以随意在不同空间留驻，从而达到“生”生不息的梦想。但同时，寄居者的灵魂会与所寄居者发生融合，或有你死我活的战斗，其结果是拥有肉体的灵魂可能不是原主的，也可能是自己记忆的残留品。这样一来，“我是谁”的现代性追问就变成无问西东的伪命题。

机甲类写作曾火爆一时，这是一种对人的肉身的现实不满，于是通过外在的钢铁机器强化自身，同时以电脑指数锻造肉身，从而达到“人如机器”的理想肉身。猫腻的《间客》、淮上的《不死者》、西子绪的《死亡万花筒》是此类写作中的佼佼者，以及具有克苏鲁文性质的《小蘑菇》《大王饶命》也是引起一波写作热潮的系统流类型文。这类作品看似是主角携带着某一类系统进入异世界，有鲜明的游戏闯关意味，以其为游戏也并不为过。关键在于，这里看似虚构的带有主角天上掉馅饼幻想的“系统”，约略等同于“网络百科”，无数知识被压缩进二进制的系统，从而任使用者选取，其机器人或人工智能的定制属性显而易见。而由于电脑和网络在生活中的无处不在，读者、用户或者游戏者并无多少违和感，“我们都是赛博格”的说法已经不那么惊世骇俗了。

网络科幻文则将二次元世界继续推进，《小兵传奇》(玄雨)、《大宇宙时代》(zhttty)、《希灵帝国》(远瞳)、《末世危城》(熊猫快跑)、《星战文明》(李雪夜)、《末世最强系统》(三百米)、《机甲步兵》(云翼)等科幻文将科技之力充分发酵，从而“在身体存在于计算机仿真之间、人机关系结构与生物组织之间、机器人科技与人类目标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或者绝对的界限”。问题在于，“后人类”是关于未来的一种畅想，还是“它”可能就在人类的不远处散发着不明的幽光。

虚拟的“世界”现实：从空间想象到位面

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文学史由来已久的主题。这里的“世界”经历了从脚踏实地到虚拟时空的跨越。哈罗德•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进行了传播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区分，以交通来把握信息流通。时空经纬是习见的把握“世界”的两个维度，在可见的地理区隔中衍生出不同地域的人群、种族、民族和文化情感结构。文学叙述也总是在可见、可感的物理空间铺陈开来，进而探讨特定空间中的人、人的生活及与世界的关系。

比如河流成为编织起世界网络的流动之线。古埃及在尼罗河周边建立起人与世界关联的神统、图腾崇拜和对人的认知，在这片被沙漠和尼罗河汛期规约起来的人群中诞生出由莎草纸传递的文化体系。具象化的纸、裹着白布的木乃伊、高耸入云的法老金字塔、吟颂着《亡灵书》的祭司……这些文化符号将鲜活的“埃及世界”落到实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古巴比伦人同样因着特定的地理创生出特定的文化。被刻在泥版上的《吉尔伽美什》在千年之后能被发现并阐发，与两河流域的文化地理是分不开的。被压得瓷实的风干泥版携带着干燥的风沙和戈壁，终将千年前的人群关于神灵、英雄、自然、生死的想象带到世人面前。被地中海、爱情海环绕的古希腊人在易怒的海洋和温热的地中海式气候中锻造出敢于挑战、荣誉感强、直面当下、个性张扬的海洋民族人文气质。中华文化则带有鲜明的黄河母体和平原大川气质，很早就有的农业生产决定了农业文明和住居文化的发达，由于要“靠天吃饭”，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从上古神话时期就从未中断。正是由于文化地理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女娲、盘古、后羿、夸父、精卫……一系列神话英雄的精神内核在与自然的不断协商之下写出大大的“仁德”二字；古希腊的英雄却不会去管天下苍生如何，或者说“天下”并不是最重要的，个人之“光荣”才是行动的主要动力。当然，四处劫掠的“海盗式生存”也助长了“争斗”意识。

在这些特定地理决定的文化形态中，文学的书写往往在此基础上展开。首要的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而尤其切近的是生死问题。关于“不死神药”的追索，从黄河到两河流域，从地中海到尼罗河，不同地域的族群给出了不同答案。彭祖、海上仙山以及引人喟叹不已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给出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苏美尔人吉尔伽美什为救活好友恩启都，跨越万水千山，寻求“仙草”终成泡影，从而将“现实”引入人生。古埃及人以木乃伊的方式将肉体与魂灵分作两处，终有一天灵肉合一，则人之复生之日来临，强烈的宗教意味和来世期盼铸就了古埃及人的文化理想。古希腊神话带有强烈的人文气质，“潘多拉的盒子”所喻示的是作为独立于奥林匹斯众神的“人”在历史中的出场，“人”的后知后觉、好色之心、好奇之心尽皆显现。当我们将文学景观描写为苦难世间生存之人的行为、思想、心理、情感的时候，关于“理想和希望”的种子始终不曾熄灭，这样一种文学精神和人类生存意志正是建立在对生存的地理现实的斗争、协商和把握基础上的。

然而，当这一可见、可感的现实不再能凭借人的双腿、眼睛落定之时，文学中所描写的“世界”是否就已变了模样？这样的“世界”因为“世界地理”的“时空变异”发生并重新铸造着“数字化生存”的“新世界”。美好与否，且难判定。显而易见的是，以时间和空间勾勒出的世界文化地理和民族国家地图在科学、交通、经济、信息革命不断推进的合力之下变得“近”了，“小”了，复杂化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谈网络文学中的“现实”与网络世界本身就自然具有一种张力，在文学的存在方式、世界的面向和人之存在的赛博格化之间，物化现实与虚拟化现实逐渐成为并存的“世界”。当“线上”可以虚拟化生活的诸多问题，当“人”可以不必面对面交流，当电脑成为人的肢体、思想和行为的延伸，一种“新世界”就不再是奇思异想的天方夜谭。这与堂吉诃德将历史指针回拨不同，这种“世界构想”夹杂着复杂的脑科学、神经科学、AI技术，从而营造出极具现实性和未来性的AR世界。目前，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的应用，语音交互、体感交互、生物识别、视线交互、脑机互联，都在推动着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渗透。现实空间可以在技术加持下虚拟还原，而现实空间也可被虚拟空间化，从而成为加强版的“现实”。

学者陈志良指出，“虚拟使人类第一次真正拥有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虚拟世界；拥有了两个生存平台：一个是现实的自然平台，一个是虚拟的数字平台，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自然平台与数字平台，相互交叉，相互包含，从而使人的存在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网络文学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承载这一世界构想的书写者和表现者，从而在题材层面与精英文学构成鲜明的反差。精英文学所处理的“现实”立足在“我”，是一个思想和行动的现世主体；网络文学则在类型文体意义上呈现着“游戏人生”，这不是“人生如戏”，而是游戏、系统等网络名词已经内化为“世界”的一部分，从而在三次元之外开拓出异度空间。当网络用户第一次在QQ上与陌生人建立联系并发生“亲密接触”的时候，尚觉得匪夷所思；如今在网文中则表现为“游戏就是人生”。正如王晓明先生所说：“事实上，今天已经出现了不少主要以网游作品而非文学经典为样板的文学、图像甚至建筑作品，各种文体和媒介类型的互相渗透，真是渗入肌理了。”蝴蝶蓝的网游小说《全职高手》在游戏竞技与现实之间穿梭，仿如一个个神经漫游者在虚拟世界经历着“现实人生”，而所谓的现实世界则变成“位面”的一隅。因此，当我们说“现实”的时候，“Z世代”的孩子可能会说：世界大得很，“我”在不同世界位面上生存。此言一出，“世界”恍惚间已很难落脚在人们想当然的地球或者自然。这是网游小说。

“赛博空间(Cyberspace)”概念见于威廉•吉布森《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作者在文中对该词进行了如下定义：“赛博空间是人类系统全部电脑数据抽象集合之后产生的图形表现，拥有人类无法想象的复杂程度，是排列在无限思维空间中的光线，是密集丛生的数据。”此后逐渐成为哲学与计算机领域的抽象概念，泛指以计算机技术、现代通讯技术以及虚拟现实技术为基础的虚拟空间。齐泽克认为，“赛博空间”具有本质层面的模糊特性，既可以当作是对真实界加以排斥、没有障碍的想象空间的媒介，同时也能充当接近真实界的空间。“赛博空间”打破了科幻小说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边界，虚构化的文本形象与冲浪于数据流量的互联网用户都已成为与信息技术融合为一体的“赛博格”。跨媒介传播的交互过程逐渐赋予“赛博格”更加宏观的概念：从人类肌体与电子机械的融合系统，延展至已模糊了人类与技术之清晰界限的事物及现象。

玄幻文呢？架空、穿越是一种表现方式，而尤其重要的是关于“世界的构想”。“九州”系列想要开辟的“世界大陆的梦想”，既源自上古神话，也有对人与世界关系的重新设定。人、羽人、河洛、夸父、鲛、魅等六个族群将“人的世界”与“自然”划到同一层面，从而实现传统文化与当代意识的融合，其间强烈的与中国之外世界的对话意识和精英认知昭然。而有意思的是，于此同时，《仙剑奇侠传》在2003年发布的世界观体系，详细地叙述了五灵六界的设定，并且设定了人、兽、神、魔等的诞生。2006年2月，《佛本是道》开始连载，其中以混沌诞生生灵，鸿钧开讲，收盘古女娲太一三人。盘古破开混沌，精气化为十二祖巫，也就是上古神话中的神。之后洪荒流小说如《玄清天道》《清虚》《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等的创世书写也大体沿用了这个框架。2010年《古剑奇谭》则以盘古开拓空间，烛龙开拓时间，盘古的精气化作众神。我吃西红柿的“鸿蒙三部曲”则显然借用《山海经》建构起自己的鸿蒙宇宙观，其位面+空间的设定观与前述诸“世界型”相互唱和，将始自“中华神话”的叙述建构为21世纪的“新神”。

这些设定将盘古、女娲、黄帝、炎帝、蚩尤、神农氏等上古众神纳入“世界之初”创世之力，与“九州”殊途同归地表达着“中国世界”的意志，玄幻文的热度不减与此文化的亲近感和自豪感怕是关系不浅。看似与“物理现实”没有多大关系的世界构想和编排，可能正是当下强而有力的文化现实之一。它与街头校园游曳的“汉服”共同表征着今日大众的情感结构。奇妙的是，看似“玄奇”的想象当与“现实”接合，与游戏、动漫、“互联网+”生活彼此交汇，读者并无多少违和感，反而如机器人已经在饭店端盘子一样成为大众化的文化现实。换句话讲，当赛博格的人机合一形式已经在肉体上给予“人”新的理解，那么，“新世界”作为“人”活动其中的空间也自然获得新的面相，理应纳入“世界阐释”的组成部分。而且，“不同的世界可以在语义上相互冲突，不必构成一个统一体”。

“书写”的现实：媒介的物质性让位于数据的可变性

对今天的文字书写者来说，纯手工的纸质写作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写屏”取代，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对人的延伸，在以何种媒介进行书写的意义上，电脑做到了对人的眼睛和手的延伸，若说21世纪是人类的“手指纪”也不为过。美国哲学家唐•伊德通过技术现象学的理论体系推演了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形式与活动状态，“具身关系”与“它异关系”诠释了自然与文明的关联态势：以技术为媒介，前者展现了科学已参与到文明对世界的认知活动过程之中，后者侧重技术与人类的互动与拟态，进而体现自然与文明的交互关系。网络文学的书写显然是两种关系交融的体现，数字化生存的现实则昭示着技术已深度介入数十亿中国人的生活，而且其深入程度正在以不可逆之势轰然向前。

由于屏幕的共享性，“书写”不再是单方面随意抹除和修改的自主行为，所有的修改和涂抹都会在机器中留下印记。写者与读者既能沉浸于类似传统虚构作品的想象性虚拟空间，又享有着网络所赋予的高效访问大量信息的权利。“用户”拆解了写与读的界限。屏幕双方的看者 / 写者身份处于互换状态，单纯的“写”被越来越频繁的“读写”所取代，这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写作”被颠覆。若写作主体是一个程序化了的机器人，则颠覆的程度还要加码。在这一过程中，从Web1.0时代的“大众门户”传播模式到Web2.0时代的“个人门户”模式的转变，则使“万众为媒”成为今日理解新媒介的事实和惯见。每一个用户成为传播链条中的一个节点，每一个节点同时具有信息消费者、信息提供者和通信等功能。由于赛博空间可以穿越物理空间的限制做到时空穿梭，它又由信息组成，则“具备操控信息能力的人在赛博空间拥有巨大的权力；最后，人机耦合的电子人在赛博空间获得永生”。网络的二进制语言决定对各类数据进行采样和量化的可能，并赋予其在一定范围内保持类型化的可能。文本的类型化和未完成性折射出新媒介的编程性质，进而打破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界限。

这意味着，在传统的文学写作四维关系之间——作家、读者、社会和作品，媒介作为必须单独提出来的维度已经不可小视。背靠网络已经足以占据一个世界，二次元的平行世界、游戏世界已经成为新一代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对他们来说，那不是虚拟，那就是真实生活。这就好像传统的麻将、扑克牌一样有可能在人们业余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但不同的是，而今游戏、动漫等网络娱乐形式不仅进入日常生活，而且建构着新人的世界。现实中的面对面对谈，变成了屏幕两边的互动，时空的限制被打破，写手与“粉儿”之间的关系成为交流与妥协或者协商，传统的批评家的声音显得格外遥远，晋江“小粉红”却在推动着“文”的方向。网络已经诞生了新的媒体人和发言人，他们正在占据越来越多的话语份额。“饭圈”也在不同移动媒体所连接的社会网络之间生发，并因社会网络中的关系不同成为影响网民行为和能力的重要因素。社群经济随之产生，“男频”“女频”的划分一定意义上成为划分圈层的文化符码。

于此，基于网络新媒介的“文”及其周边的特征凸显：互动性、写作的公共性、打破时空限制、资本和经济因素的全方位介入、游戏性和娱乐性、类型化。在《电子超文本文学理念初探》中，黄鸣奋先生认为，超文本的互动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高度统一的交互性，包括有意识交互与无意识交互、自向交互性与他向交互性、绝对交互性与相对交互性；2.高度发达的交叉性，包括文文交叉、图文交叉、视听交叉；3.高度自由的动态性，包括动态操控、动态时空、动态路径。围绕网络文学的同人新创意味着纸质文本的物质性一朝变为数据，则具有永久的开放性，其细节、语言、人物、空间轨迹、时空安排、节奏、情节发展、视点、特定元素的在场或缺席都可供读者 / 粉丝 / 用户(不同身份的集合)自由修改。弹幕、剧本杀带动的编写和表演热，保证着大众位置的迁移。大众不再是静默的观看者，也不满足于参与，他们在媒介提供的条件中寻找着“作为主角表演”的可能。这就像风靡世界的“自拍”一样，开始连缀为消弭现实和虚拟的“故事”。

在互动性方面，必须认识到，自从有了互联网之后，信息的广度与速度甚至深度都大大加强了，这是无网时代所不能比拟的，相应的，公众参与事件的能力与作用也在增强，读者与作者的关系也非以往可同日而语。其中，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及引发的各种帖子、博客、事件和各方讨论，如“范跑跑”事件，将网民真正带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视野之中。聚焦网文的互动性，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无限度的长，另一个是写者与看者关系的交叉跑动。“文”的长度，既与经济利益有关，也与对读者期待的满足有关。这一过程中，网络文学中作者的“写”——作为劳动显然被突出了，这与传统纸质作家的写作有所不同。后者的劳动被涵化入作品之中，但网文写作者被要求每天“更文”——这已经成为必须的劳动和任务，凸显出生产需要和消费需要之间的关系。消费需要在不断生产的过程中几乎与文本生产同步，也在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或者，对写者和看者的关系而言，互为生产者是更为准确的描述。于此，网文写作与阅读都是社会性活动，而不再只是私密的空间，私人空间被打破，这与文学、电影、电视都不同，反而与看戏的感觉结构相仿。所以，互联网是个时时在场的社会关系网。

写作的公共性，则表明网文写作不再是作者一个人的事情，它更是一种集体写作，写者和看者同样处在无数信息、社会网络和网络社会包围之中。这个集体当中也不排除人工智能参加的可能。越来越把网络作为生存依托的写手之路因此变得狭窄，他们越来越多地考虑收入，考虑能否触电，考虑在全版权运营中的份额，不再具有第一代写手们的无多少挂碍的反叛气质。这既是功利，也是现实。进而言之，无论是看的人、写的人，当在互联网上劳动、交流、互动的时候，都已经是新媒体中的用户，是被“媒介化”的人。诚如彭兰教授所言，“新媒体所营造的时空，成为他们新的生存时空。他们以各种方式营造着自己的媒介化形态，为了在媒介时空中体现存在感，他们也可能会改变自己在现实时空的行为。”

公共空间的存在，使“网文”处于共同创作的机制之中。而同时“在网”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意识联动着体感参与其中。这不仅是电脑介质存在，还要求网络的存在。急速的网络流将写者和看者置于迅捷的、四通八达的电流之中，其流动性、可变性和高速度为网文的“长”“全”“编”提供了可能，而这些也成就了网文的特质。数据、算法将现实生存和网络生存链接起来，将“人”变成可量化、可计算的对象，“写与看”同样为网络提供数据支撑。这使得发展到今天的“网文”，已经是个综合系统，是网络社会中的一个环节。从网络文学到IP运营部门和衍生品发行，重心越发后移。网文的空间原本是打破了私人写作和阅读空间而形成的合作和共享的环境，但当资本越来越被少数的“私人”所拥有的时候，在私人 / 公共之间所形成的张力将会把这种新媒介带往何处？而当媒体时间越来越多地占有现实时间份额，媒体所建构的共同体想象空间更多地承载起表征当下大众心理、情感结构、审美取向的功能，成为镌刻大众文化记忆的一种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网络文学“现实”的寻踪，实为透过文本和文化现象观审大众美学，这理应是网络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和维度。

“文本”的现实：通向大众美学的网络文学批评

史学的、美学的唯物主义批评观，是对网络文学“现实写作”进行甄别的必行之道。无论从人的现实、世界的现实还是书写的现实，处处透露出网络文学——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新媒体表达方式、一种媒介人的存在方式和网络社会的一种交流模式——所展现出的“新世界图景”。假如纸质文学是对口传文学“类写作”的突破，并最终将个体化的“人”作为秘境，网络文学却仿佛回到口传化、图文并茂的民间，将“人群”和集体意识以数字化形式广泛传播。这在“人的发现”意义上，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返回到“文学的当下”，借重或者立足于“网络”的写作，是疏离文学传统还是以另一种方式建构起当下大众的集体化民族叙事？作为新媒体语言之一的网络文学的文化逻辑如何，它提出了怎样的美学可能性？集聚于网络文学的诸种问题，恰恰反映出网络文学在当下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

对于命名为“网络文学”的当代文化现象来说，网络与文学这两个各自具有规定性的概念如此奇妙地融合成为今日中国文化“出海”的文化表征，这意味着，从“文学”到“网络文学”在文学文本创作上也已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否会根本性地改变“既有文学创作现实”而呈现出另一种“文学风貌”？这是在解析网络文学“现实写作”时必须处理的问题。而网络文学文本本身的特征，恰恰是网络文学研究和批评最被忽视的地方。前述关于人、时空、媒介的变迁和对“现实”理解的另辟蹊径，必须回到我们谈网络文学时最基本的问题：文本。笔者认为，关于网络文学文本的内在规定性或其“现实性”探索应从语像层面和内容层面进行。

19世纪对于文学文本的创新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时期。不仅是“个人”，尤其是底层民众开始进入书写视野，写作视野和写作方式均开始朝着系统化、风格化和思潮化的方向发展，由此生发出不同的主义和流派。其中至为关键的是关于“文学+社会”的创作主旨产生了这一波影响世界的文学浪潮。文学如何更准确、更有力地呈现真实的社会，这是彼时代书写者面临的难题，也是让人血脉偾张之处。因为科学、人类学、交通、医学、考古学等各个学科齐头并进，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维度观审社会的可能性，于是就有了“像科学家”“像做手术”等类似的比附，文学的社会性随之达到顶峰。到了20世纪初，这一文学 / 社会的架构开始遭遇文学 / 语言的冲击。语言开始以前所未有之势登堂入室，成为20世纪文学研究的关键。不仅叙事学意义上的形式主义语法开始占据研究主部，创作者也开始大肆拆解已经被定型化的文学结构，寻求如何反人物、反情节、反环境而行，如何在语言的本质性上“求新”，结构起我们今天谈到文学依然奉为圭臬的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

有意思的是，这一从“社会”到“语言”的转变，到了21世纪的网络文学，奇迹般地出现了语像合流的趋势。“社会”的诸多面相永远超过读者的想象，在不同类型文本中不断翻新，在这个意义上，讨论网络文学，而忽视其作为文化症候甚至其本身最主要质素的“社会性”，笔者认为是典型的南辕北辙，舍本逐末。在网络文学中，“语与像”同读者已经习惯的经典与“先锋”相比，都发生了位移。这里的“网络语言”，依旧以民众所熟知的语言文字为载体，同以往相比看似大同小异，但又有所不同。类似“小白文”“中二风”“甄嬛体”“机甲类”“网游小说”的表述指引出网络文学语言的世俗化、口语化和社会化。也就是说，在19世纪曾经最富张力的“文学社会学”，在21世纪的网络文学以通俗的、民间的、集群的方式出之，成为万千网民拥趸之处。能否说，网络文学再次唤醒了曾因“反写作”“零度写作”而熄灭的文学热情，或许这一命题还有待商榷，但“文学+社会”的再度成立是既成事实。世俗化的“语言”，不如说是碎片化的言语，打破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审美界限。同时，图像化的语言成为这一破界行为的助力，甚至“主力”(就微信聊天、弹幕、书评区等而言)。1998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长时间被称为网络文学第一篇，与其QQ环境、聊天室、聊天记录的文本呈现息息相关。新媒介直接进入文学文本，并以网络的形式进行书写，这无疑在文学生产层面提出了新的理论向度，并以极具现实震撼力的“惊奇感”开辟出网络文学的惊奇美学之路。在同时或者此后的类型化写作中，各种表情包、聊天符号、简繁体叠加、系统程序……纷纷上阵，将网络文学语言打造成了图文并茂的世界，或许正像赵宪章教授所预言的：21世纪或将是“文学与图像”的世纪，“文学与图像”或将成为21世纪文学研究的基本母题。

文本的内容层面，自然是吸引读者的血肉。以类型划分的网络文学，在与读者见面的当时当刻所倚靠的正是满足大众想象的内容方向。官场、黑道、盗墓、竹马、甜宠、霸道总裁、庶女攻略、嫡女重生、人机同一……一个个标签之下袒露着内里。这些也正是从网络文学产生之初屡遭诟病的地方，在文本和批评者之间隐形的藩篱约莫在此处已然筑起。但恰恰是这些变迁之下的内容，是考量网络文学作为“中华文化软实力”或见证“文化自信”的重点，也反映出集群性共同想象的心理需要。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内容给了人们天马行空、放飞想象的可能性，这些想象剑锋所指大都落在虚拟空间界域之内，人们很好地处理了“网域之网”的存在，并不纠结真 / 假、虚构 / 现实之分，这就在内容层面上对以往的文学“现实书写”提出了质疑，而又由于网络文学的“在网性”成为人们在网生活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网络文学书写本身就构成了现实。由此推之，关于网络文学的文化传承、玄幻文创作、系统流及克苏鲁神话创作等文化热点就已远远超过文学内容自身创新领域，将网络文学推向当代中国文化现象典型表征的行列。因此，与其说对网络文学做文学研究，不如说做网络文学文化批评研究更加合适。这一批评要牢靠地建立在对文本叙事的解析之上，进而直观“新现实”和“新人文”。

一则，网络文学文本以大众需求为基础，并不断挖掘、创造新需求，其巨长的文本体量似乎应和着电脑界面之外主体的“不足”，许多小聚落、“饭圈”标识出“感觉共同体”的形成。文本中的生活因此变得愈加多元而难以归束，映像出诸多时代心理隐疾，如空心症、拖延症、升级恐惧症，描画出情感教育缺失的时代病症。对美好而有尊严的生活想象，往往建立在现实情境的不完美、或者说“有病”上。霸道总裁故事内核是“不再霸道”，为何霸道，冷面冷情；穿越者为何要“穿”，恐惧现实、边缘人生、生活中的loser是主因。类似丁墨、Priest、袖侧、唐酒卿等写手的作品往往聚焦城市病症，这些症候跨越城乡，牵连起复杂的心理世界和现实人生。网文为理解城市提供了新的维度和标尺。

二则，对未来人工智能时代新世界的大胆想象和关于文明的思考也是网文内容的重要部分。网文的基因几乎先天决定它更容易进入信息时代的未来构建，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人与其他人”“人与宇宙”“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的基因源自于二进制的数据流、游戏世界、二次元的仿真生活和赛博文化的日趋生活实践化。这些文本打开了不同的位面世界，并向现实发问：假如人工智能具有意识、假如有朝一日机器人暴动、假如外太空与地球发生争端……人类将如何自处？这样写作的吸引力和思考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也正是这些不断涌出的开辟新领域的尝试，决定着网文连绵不断的活力和空间。

三则，网络文学文本集合而成网络文学最大的“现实”，这一“现实”的典型特征不再像现实主义文学所追求的那样描摹“现实之事”，反倒表现出脱离了现实的限制，以“幻想”和“可能之事”为其惊奇美学塑造的目标。网络文学最初引起读者广泛关注恐怕与热议的“源头”争论相关，是“金庸客栈”，还是《风姿物语》，其根本却是什么才能代表网络文学最主要的特征。显然，无边无际的狂想调动起读者的好奇心并不断培养其对“惊奇之事”进入文本的安之若素，也就是说，网络文学的读者已经习惯了没边没沿的想象，并不会将之与现实对应，或者找到某种典型性。网络文学的新神话叙事在这样的过程中建立起来，不是依托旧有神话体系深植，但又非常奇妙地融古代文化传统于当下的神奇想象，在这一过程中，萌生出的建构中华神话体系的梦想成为众多写手和读者的心仪所在。神话的象征意义显然不再是玄想的重点，反而是神话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述古”的氛围，其世界设定也都少不了典籍或者民间想象的加持。显然，神话的社会功效前所未有地被强调，这一“社会功效”指的是“一个社会传承神话，而且以其疑难、冲突和生活形式来解释神话所要达到的目的。追问神话的功效，与追问它的内容和它的话语综合体显然是不同的”。这样的天马行空的表述因为有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血脉，自然带上了庄重和其来有自的味道，仪式感相应得到增强。这从《择天记》《斗破苍穹》《斗罗大陆》《莽荒纪》等诸如此类的神幻小说中对个体修仙或修道能力的考核机制便能见出一二。“幻想+社会传承+仪式”勾勒出诸多网络文学经典文本的内涵，这反映出大众对神秘感、庄重感的心理直观。相比之下，语言的精妙倒不是首要问题，而至于这种想象是有逻辑的还是前理性的，也并不在考量范围之内。“可能性”成为一句现实的谶语，这显然为类型的不断翻新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这个意义上看，网络文学文本叙述构成了独有的美学表述，或者说重构了传统也是并不为过的。

这些“文本现实”及其所牵引出的问题，共同昭示出网文的世俗和民间性质。与“传统文学”一人书写一类或典型性的某事不同，接二连三的类型文以巨大的“群落”之力塑造出大众群像，如与其登仙不如恋恋红尘，成精化妖所求不过人间温暖，机甲之体旨在为国为民，穿越之魂执着于寻找一个说法——一种面对过去与现实遭际的理由。换句话说，在网文变幻万千的内容世界里，不变的是对希望的求索。至于这一两年流行起来的无限流、快穿文，则表达着大众对不同生活的体验渴求，网文文本长度的改变之机或许也含蕴其中。

骨子里透着“俗气”的网文，勾勒出当代大众活泼生动的众生相，趣味、性情、家国观念、价值尺度、生活观念尽在其中。网络文学创造出了自己的“惊奇美学”，陶东风教授所言“装神弄鬼时代”确乎其然地在网络文学的各种世界设定中大行其道，青少年群体成为此流行的支撑力。网络文学理论化建设恰恰要在此种接受现实中起步，直面海量文本，以整体的、结构功能性的方式来把握虚拟现实和日常生活关系问题，正视“现实性”感受与“现实经验”的突变。作为网络文学研究者，“破圈”是必行之道，拓展网络文学批评疆界势在必行。但一味的“破”，而不能守住“网络+文学”的结构之本，不能在网络文学这一现象级的文化形态中与历史、现实、社会展开深刻对话，则很可能为网文而网文，过分沉溺“山中”而失去适当距离观审所保证的有效判断。在“万众皆媒”的时代，一如所有的文化呈现：“新媒体呈现也不可避免带有偏见。它们呈现或建构物质现实中的某些特征，以牺牲另一些特征为代价，它们凸显各种世界观中的某一种，在大量分类系统中选取一种可能。”网络文学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万花筒，它与网络上的各种媒体形式杂融交互，日渐强势的“圈层化”提示着媒介霸权的渐次成形。以“文学”来限定的“网络”在内容层次和文化层面有可能突破计算机程序对用户与角色互动可能性的限制，显现出“我们”的所思和可变性。于此时刻，正视网络文学所裹挟的“人”的现实、“世界”的现实、“书写”的现实和“文本”现实，实为当下现实写作、体现现实精神的当行之举。

来源：《中国文艺评论》　|　张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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