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在他们的书写中，某种新的东西正在出现

真正留在文学史上的作品，永远是留下时代信息的作品，在此意义上，作家不应以“难以定性、难以描摹”来回避时代性的书写。

在一代“青春文学”作家成长起来、却少有突破性作品产生的境况下，评论家刘大先曾以《后青春文学的形象与贫困》一文，从张悦然的作品出发探讨他对于“后青春时代”文学书写的看法。青年究竟是谁？我们对于年轻作家的书写是否存在某种误判？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在专访中邀请刘大先更具体地进行了探讨——

青年究竟是谁？在刘大先理解中，“青年”一词不仅代表着生理青春的年龄段，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概念。“青春文化是现代化以来文学概念中很重要的一脉，早有梁启超‘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形象，继后我们与杨沫《青春之歌》、王蒙《青春万岁》等作家作品的相遇、以及知青文学的书写中，许多概念都是这一脉的沿传。在很长的时间里，青春、青年意味着明快、向上、积极等词汇，向我们勾勒出未来的蓝图。”及至改革开放初期，青年亦代表着昂扬的向往、与世界接轨的强烈渴望，充满了对外部、未来和更广阔世界的书写欲望。

在此基础上，理解当下文学意义上的青春与青年，需要理解社会整体结构的某种变化：“在社会的快速发展中，价值依据、文化依据、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变化，这在文学领域带来的是混乱也充满勃勃生机的场景，而我们原先所‘固化’的某些价值观，其实已经悄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文学现场首先体现为1990年代开始兴起的日常生活书写，写作者的关注点逐渐转向个人内心世界。评论家陈平原曾引用黑格尔的判断，认为当下写作已从“诗歌时代”逐渐走向“散文时代”，愈加强烈的个人化书写不仅是写作者的表达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读者的阅读需求，而青春在文学中的内涵，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其实，早在‘70后’的写作者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消费写作和符号化书写的存在，这与市场经济所形成的消费观念以及相应挪移的文化观念都有关系。在他们以及后来被定义为‘青春文学’主要力量的一批‘80后’作家的身上，对于物质的关注和某种炫耀性书写，其实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不自信。”刘大先表示。

如今，曾一度被诟病的“物质写作”，随着社会发展已经渐渐内化在新一代人的生活中，也成为了某种不再刻意彰显的写作背景。“多元化的社会生态也是文化应该有的局面，任何社会、历史不是决定论，而是彼此互动的一对关系，青年人永远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每一代人都必须面对自己的命运。”在近年来对于青年作家的切近观察和研读中，他发现，青年写作正在发生某种转向，新的趋势逐渐形成。“不仅是新一代‘90后’‘00后’作家在年龄上的成长，而是在他们的书写中，某种新的东西正在出现。”

例如在2018年，获得最多关注的两位年轻作家王占黑和班宇的身上，他读到的就是高度特质性的风格和写作理念。“我们总是批评年轻作家没有历史感、没有大时代和大社会的认知，但在他们的作品当中，你能读到属于历史的深重和时代的鲜活。”

与此相关的一个情况，则是近年来，年轻作家中不少人开始以回望方式深入历史、深入过往，试图重建自己的写作蓝图，多部家族史叙事作品在市场引起反响。很大程度上，这是作家阅历成长、自醒意识提升的体现，但这也引发了另一种争议：如果当下年轻作家都选择“向后看”，那么属于“同代人”的书写，又该由谁来完成？这种集体性的“回望”，是否意味着对于庞大、火热当下的某种无力感与回避？对此，刘大先认为，真正留在文学史上的作品，永远是留下时代信息的作品，在此意义上，作家不应以“难以定性、难以描摹”来回避时代性的书写。“如今我们看茅盾的《子夜》，其中对于工商买办的描写其实并不那么精细，但却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特殊图景，帮我们认知那个时代的丰富面貌。”

青年作家笛安不久前获得人民文学奖的《景恒街》就是一个例子，这部小说问世后，引起了两个极端的评论意见：有人认为小说过于通俗，在商业性的外壳下放置了一个“并不怎么高明”的爱情故事；有人则觉得作品关注最前沿的粉丝经济，试图勾勒当下青年的职场和生活生态。“《景恒街》很有代表性，作品中充满了真正意义上具有时代感的东西，放在文学史的脉络中，也拥有自己的独特性——作者描述的不仅是当下北京，而是当下中国特殊的新经济模式中的一种，这一点值得肯定。”刘大先表示：“不能因为作品的通俗、好读，就觉得文学应有的严肃性减弱了。如今看一个年轻作家的作品，我们在其中会期待新经验、新思想、新题材、或者新的写作技巧、新的表达形式，对于当下来说，新题材大有可为。”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充满各种“典型形象”的年代走来，如今，文学是否仍拥有典型形象，或者说，文学的典型形象对年轻作家而言是否还有意义？“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文学的典型形象就逐渐开始隐退，先锋文学、现代主义并不注重塑造典型形象和人物，从大量那一时期的作品中，我们印象深刻的其实是对于理念和情绪的传达。一路走来，我们不自觉地接受了这样的表达方式，但是很多作家也并未找到实际出路。”但在阅读中，刘大先坦言，自己最受感动的，仍是拥有强大人物塑造能力的作品。“比如梁晓声的长篇小说新作《人世间》，皇皇120万字的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依然有极强的感染力。年轻作家如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也是以传统的人物塑造方式，让笔下人物强悍地‘站’了起来。”他感慨，“无论时代和外在环境如何改变，真正的文学离不开‘老根’，离不开对人物的精准刻画和对世界的真实构建，时代的、社会的内容需要通过人物形象来投射，这点无论对于成熟作家、还是年轻作家而言都不会改变。”

刘大先，生于1978年，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著有《文学的共和》《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时光的木乃伊：影像笔记》《无情世界的感情》等。

好好对待人生，才能留形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