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为什么我们对平凡的人生深怀恐惧?

文/梁晓声

——“如果在三十岁以前，最迟在三十五岁以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

——“可什么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

——“具体说来。”

——“就是，起码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车，起码要成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吧？还起码要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吧？”

——“要有什么样的房，要有什么样的车？在你看来，多少存款算数目可观呢？”

——“这，我还没认真想过……”

以上，是我和一名大一男生的对话。那是一所较著名的大学，我受邀举办讲座，对话是在五六百人之间公开进行的。我觉得，他的话代表了不少学子的人生志向。

我已经忘记了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然而，此后我常思考一个人的平凡或不平凡，这一点却是真的。

平凡即普通。平凡的人即平民。《新华词典》特别在括号内加注——泛指区别于贵族和特权阶层的人。

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令人沮丧么？倘若注定一生平凡，真的不如三十五岁以前自杀么？

我明白那位大一男生的话只不过意味着一种“往高处走”的愿望，虽说得郑重，其实听的人倒是不必太认真的。但我既思考了，于是觉出了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近十年来，所一直呈现着的种种带有文化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国还只不过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普遍还不能真正过上小康生活的情况下，中国的当代文化，未免过分“热忱”地兜售所谓“不平凡”人生的招贴画了，这种宣扬几乎随处可见。

而最终，所谓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质量，差不多总是被归结到如下几点——住着什么样的房子，开着什么样的车子，有着多少资产，于是社会给以怎样的敬意和地位，于是，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样怎样的女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也很盛行过同样性质的文化倾向，体现于男人，那时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娘子。一个男人如果把以上这些都追求到了，似乎就算是摆脱平凡了。同样年代的西方文化，也曾呈现过类似的文化倾向。区别乃是，在他们那儿，这只是花边，是文化的副产品；而在我们这儿，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这却仿佛渐成文化的主流。

这一种文化理念被反复宣扬，折射着一种耐人寻味的逻辑。谁终于摆脱平凡了，就理所当然地是当代英雄；谁依然平凡着甚至注定一生平凡，就是狗熊。并且，还有俨然代表“文化”的文化人和思想特别“与时俱进”的知识分子，话里话外都在帮衬着造势，暗示出更伤害平凡人的一种逻辑，那就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时代已然到来，多好的时代！许许多多的人不是已经争先恐后地不平凡起来了么？你居然还平凡着，你不是狗熊又是什么呢？

一点儿也不夸大其词地说，这是一种文化的反动倾向。和尼采的所谓“超人哲学”的疯话一样，这是漠视甚至鄙视和辱谩平凡人之社会地位以及人生意义的文化倾向，是反众生的，是与文化的最基本社会作用相悖的，是对于社会和时代的人文成分结构具有破坏性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下一代，如果普遍认为最晚在三十五岁以前不能摆脱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人类社会的一个真相是，而且必然永远是——牢固地将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确立在第一位置，且不允许它被其他任何因素动摇或颠覆。这乃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不二立场，像平凡人们的社会地位的第一位置一样神圣。

当然，这里所指的，是那种极其清醒、冷静、客观、实事求是的，能够在任何时代都“锁定”人类社会真相的文化，而不是那种随波逐流、嫌贫爱富、每被金钱左右得晕头转向的文化。那种文化只不过是文化的泡沫，像制糖厂的糖浆池里泛起的糖浆沫。造假的人往往将其收集了浇在模子里，于是“生产”出以假乱真的“野蜂窝”。

文化的“野蜂窝”比街头巷尾地摊上卖的“野蜂窝”对人更有害。后者只不过使人腹泻，而前者紊乱社会的神经。

中国古代，称平凡的人们亦即普通的人们为“元元”；佛教中形容为“芸芸众生”；在文人那儿叫“苍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对于宪法叫“公民”。没有平凡亦普通的人们的承认，任何一国的任何宪法都没有任何意义，“公民”一词也将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变得荒诞可笑。

中国古代的文化和思想家们，关注并体恤“元元”们的记载举不胜举。比如《诗经·大雅·民劳》中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太辛苦了，应该努力使他们过上小康的生活。比如《尚书·五子之歌》中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如果不解决好“元元”们的生存现状，国将不国。而孟子干脆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三国志·吴书》中进一步强调：“财经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民者，百姓也；“芸芸”也；“苍生”也；“元元”也；平凡而普通者是也。

怎么到了今天，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我们的某些下一代，不畏死，而畏“平凡”了呢？

由是，我联想到了曾与一位“另类”同行的交谈。

我问他是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他答曰：“为了出人头地，哪怕只比平凡的人们不平凡那么一点点。而文学之路是我惟一的途径。”见我怔愣，又说：“在中国，当普通百姓实在太难。”

屈指算来，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十几年前我认为，正像他说的那样，平凡的中国人平凡是平凡着，却十之七八平凡又迷惘着，这乃是我们的某些下一代不畏死而畏平凡的症结。

于是，我联想到了曾与一位美国朋友的交谈。她问我：“近年到中国，一次更加比一次感觉到，你们中国人心里好像都暗怕着什么，那是什么？”我说：“也许大家心里都在怕看一种平凡的东西。”她追问：“究竟是什么？”我说：“就是平凡之人的人生本身。”她惊讶地说：“太不可理解了，我们大多数美国人倒是都挺愿意做平凡人，过平凡的日子，走完平凡的一生的。你们中国人真的认为平凡不好到应该与可怕的东西归在一起么？”

我不禁长叹了一口气。我告诉她，国情不同，故所谓平凡之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不能同日而语。我说你是出身于几代的中产阶级的人，所以你所指的平凡的人，当然是中产阶级人士。中产阶级在你们那儿是多数，平民反而是少数。美国这架国家机器，一向特别在乎你们中产阶级，亦即你所言的平凡的人们的感觉。我说你们的平凡生活，是有房有车的生活，而一个人只要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上那样的生活并不特别难。若是不能，倒是不怎么平凡的现象了。而在我们中国，那却是不平凡的人生的象征。

对平凡的如此不同的态度，是两国的平均生活水平所决定的。正如中国的知识青年做梦都想到美国去，以为将会追求到不平凡的人生，而实际上，即使跻身于美国的中产阶级，也只不过是追求到了一种美国的平凡人生罢了……

当时联想到了本文开篇那名学子的话，不禁替平凡着、普通着的中国人，心生出种种的悲凉。想那学子，必也出身于寒门；其父其母，必也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不然，他断不至于对平凡那么地恐慌。

也联想到了我十几年前陪伴两位老作家出访法国，通过翻译与马赛市一名五十余岁的清洁工的交谈。我问他算是法国的哪一种人，他说，自然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我再问他羡慕那些资产阶级么，他奇怪地反问，为什么要羡慕？

是啊，他的奇怪一点儿也不奇怪。他有一幢带花园的漂亮的二层小房子；他有两辆车，一辆是环境部门配给他的小卡车，一辆是自己的小卧车；他的工作性质在别人眼里并不低下，每天给城市各处的鲜花浇水和换下电线杆上那些枯萎的花来而已；他受到应有的尊敬，人们叫他“马赛的美容师”。

所以，他才既平凡着，又满足着。甚而，简直还可以说活得不无幸福感。

我也联想到了德国某市那位每周定时为市民扫烟囱的市长。不知德国究竟有几位市长兼干那一种活计，反正肯定不止一位。因为有另一位情况相似的市长到过中国，还访问过我——他除了给市民扫烟囱，还是作家。他会几句中国话，向我耸着肩诚实地说，市长的薪水并不高，所以需要为家庭多挣一笔钱。那么说时，他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

马赛的一名清洁工，你能说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么？德国的一位市长，你能说他极其普通么？然而在这两种人之间，平凡与不平凡的差异缩小了，模糊了。因而在所谓社会地位上，就接近实质性的平等了，因而平凡在他们那儿不怎么会成为一个困扰人心的问题。

当社会还无法满足平凡人们的基本愿望时，文化中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就应时时刻刻提醒社会来关注此点，而不是反过来用所谓不平凡的人们的种种生活方式来刺激前者。尤其是，当平凡人们的人生能动性，在社会转型期受到惯力的严重甩掷，失去重心而处于茫然状态时，我们的文化，也不可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不再处于社会第一位置了。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平凡而普通的人们，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任何一个国家存在的意义，都首先是以他们的存在为存在的先决条件的。

一半以上不平凡的人皆出自于平凡的人之中，这一点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因而平凡人们的心理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成为不平凡人们的心理基因。

倘若文化暗示人们平凡即是失败，的确能使某些平凡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变成较为“不平凡”的人；而从广大心理健康、乐观豁达的平凡人们的阶层中，也能自然而然地产生较为“不平凡”的人。但是，后一种“不平凡”的人，方方面面的综合素质将比前一种要优良许多。因为他们之所以“不平凡”起来，并非由于害怕平凡，所以即使是“不平凡”以后，他们也仍会觉得自己其实很平凡。

而一个由连不平凡的人们都觉得自己其实很平凡的人们组成的国家，它的前途才真的是无量的。反之，若一个国家里有太多这样的人——只不过将在别国极平凡的人生状态，当成在本国可以证明自己是成功者的样板，那么这个国家是患着虚热症的。好比一个人脸色红彤彤的，不一定是健康，也可能是肝火，也可能是结核晕。

我们的文化，近年以各种方式介绍了太多太多的所谓“不平凡”的人士，而且最终，这种肯定的评价总会落在他们的资产和身价上。这是穷怕了的经历留下的一种“文化后遗症”，以至于某些一时呼风唤雨的“不平凡”的人，转眼就变成了行径苟且、欺世盗名甚至罪状重叠的人。

一个许许多多人恐慌于平凡的社会，如上的“不平凡”之人必将层出不穷。

而文化如果不去关注和强调平凡者们应处于第一位置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看上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费神，那么，这样的文化，也就只剩下最后一件事可做了：忙不迭地、不遗余力地去为“不平凡”起来的人们大唱赞歌，并且在“较高级”的利益方面与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对他们之中某些人“不平凡”之可疑视而不见。

这乃是中国包括传媒在内的文化界、思想界的一种势利眼病……

——摘自《上海采风》

人物简介：

       梁晓声[1]，原名梁绍生，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祖籍山东荣城，出生于哈尔滨市，现居北京，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编剧，中国儿童电影制厂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电影进口审查委员会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其作品多写知青题材，描写北大荒的知青岁月，对中国当代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梁晓声被认为是中国“平民代言人”，经常描写平民生活，批判既得利益者。[2]2016年2月，梁晓声散文随笔《父亲的荣与辱》入选2015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