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都有生活，为何还需深入生活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历史的发展进步源于人民无限的创造力。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同样得益于人民创造历史的生动实践。当艺术作为一种独立形态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时，就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与人的劳动、生活密切相关的品格。据研究，岩画应该是今天能够看到的最早的艺术品实物。大约距今一万年前的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岩画，被誉为“东方天书”。这些石刻的岩画中有人像、日月、星象、禾苗等内容，以非常抽象、质朴的手法表现了农业部落先民对土地、造物神、天的崇拜意识，是当时人民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艺术表达。瓷器出现后，人们在上面描绘了鱼、鸟、花等图案，亦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与这些动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
感受更为丰富、博大的社会生活
我国较早讨论艺术生成原因的著作《礼记·乐记》中就写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一论述的关键是“心”与“物”的关系。心是人的内在世界，受物之作用。物是一种外在存在，作用于心。而音，主要是音乐，或者也可以是艺术的代名词。其出现，是由于人的内心受到了外在“物”的触动之后表现出来的。这就是所谓心感于物的意思。《诗大序》就艺术的表现形态作了很生动的描绘，它说诗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些论述都强调艺术是人内心情感世界的外化表达，但也特别强调了这种内在情感世界的出现是由于受到了外在“物”的触动，正所谓“物使之然也”。这里的“物”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既有宇宙星空、山河大地、花草树木、飞鸟虎豹等自然形态的存在，更有人的行为等社会形态的存在。《诗大序》特别指出，所谓的“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所谓的“雅”，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所谓的“颂”，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尽管今天我们对这些说法并不一定完全接受，但其中讨论的艺术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却是不能否认的。这就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思索：作为创作者，如何才能了解、感受到更为丰富、博大、具有本质意义的社会生活，并以艺术的手法将之表现出来？
我们当然不会否认作家与艺术家可以通过阅读、交流得到启示。每个创作者也有自己的生活圈，可以得到许多信息。也有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出作品，甚至是不错的作品。不过，我们也会注意到，就创作而言，仅仅保持这样的生活状态还是不够的，特别是想要持续进行创作是非常困难的。
首先，创作更强调具体性，而不是抽象性。它是通过对具体的人物、事件、性格、细节、语言的描绘来吸引欣赏者的。如果缺乏生动具体的表达，过于显现出抽象的概念化特色，就会消泯艺术的鲜活性，消损其艺术魅力，就会雷同于理论研究等其他的表达形式。艺术的这种具体性，要求创作者要更多地感受形形色色的、更为细致生动的生活形态，而不可能仅仅依靠那些简单的、间接的、充满局限性的东西。
其次，创作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情感的活跃度与人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在与各种各样的人接触、交流、碰撞之中才能唤醒蛰伏在创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波澜，形成创作的冲动。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虽然居于书房、囿于日常也存在情感，也会产生情感的波动，但与深入生活之后所获得的情感相比较，两者的状态是不同的，强度也是有差异的，背后的原因更是不一样。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冲动，即使能够唤起创作的灵感，这种状态是不是能够持久也还是需要打问号的。
再次，艺术创作需要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提取适宜表达的内容，并转化为艺术。没有生活的底蕴，缺乏生活的积累，很难表现出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与深刻性。也许有人会说，我就喜欢表现花鸟、山水，并不需要与人接触，这难道不是创作吗？这个说法貌似正确，却忽略了你是如何来表现这些物象的。假如你家里有一盆花，是不是你的创作就仅限于这盆花呢？你是不是要创作神态各异、姿态多样的各种各样的花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要观察、了解更多的花呢？是不是要突破自家花的局限来接触更多的花呢？更重要的是，每一盆花的背后，牵扯着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事件。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为每一个创作者都准备了极为生动、丰富的素材，就看你是不是能够发现，有没有从生活而来的灵感。
因此，走出斗室，走向社会，走进生活，与那些创造美好生活的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建立联系、增进情感，并从他们的劳动、创造、生活中发现具有艺术意味的题材、细节、故事，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唤醒自己的创作冲动，丰富自己的表现力，这是提升创作水准、增强艺术魅力、表现生活本真、揭示人性光芒的必由之路。
社会生活给文学创作带来丰富滋养
创作者要善于从纷繁多样、活色生香的人民生活中发现并表达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不断加快，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从直观的层面来看，人们会感觉到城市的扩张、建筑的现代、农村的振兴、交通的快捷、生活的便利、文化的兴盛等等。但这只是一种表象的改变，其深层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如农村，种植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的劳动方式主要依靠单纯的人力，现在出现了机械耕作、科技种植、集约化产业链、电子商务等更具现代性的生产方式。新的产业形态、企业结构、管理模式等不断出现。相应地，人口的流动性空前地增加，传统的伦理关系受到了冲击，新的社会阶层也逐渐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劳动主体，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新现象、新变化，与我们曾经熟悉的生活方式有着极大的不同。因而，我们就应该从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实践中学习、了解、把握时代变革带来的生活变革，以及这种变革中蕴含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增强民族复兴的自信心。
创作者应能怀着为民之所乐而乐、所忧而忧的人民情感，感受并表达出中华民族的价值选择。从根本上来说，创作是一种情感活动。仅仅“知道”人民生活的丰富多样还只是完成了创作的第一步，是创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要从这种生活中体验人民群众的真实情感，并从这种情感的表露中把握背后之所以如此的价值选择。人民群众爱什么、恨什么；为什么而欣喜、为什么而忧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形态，更重要的是其中也蕴含着价值选择。创作者不仅要感受到这种情感，也要从这种情感中发现并捕捉其中的是非曲直与价值追求，并表现在自己的创作之中。郭店楚墓中的竹简就记录了古人对艺术的认知，说：“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就是说，人的情感表达有教化的功能。这种功能就是人内心的情感能够表达出“德”，即符合自然社会运行规律的价值情感形态。所以我们在人民的情感之中可以提升净化自己的情感，并在这种提升与净化中表现出符合人民意志与愿望的价值选择。
要在斑斓多姿、各具特色的人民创造中塑造现代文明转化进程中中国人的时代形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典型。在中华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品格。只有深入人民的生活，才能更加真切、具体地感受到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中人的努力与奋斗，以及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各具光彩的精神个性。虽然面对的问题不同，采取的办法不同，每个人的性格神采也不同，但积极向上、改变自我、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是共同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只有与更广泛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发现他们人格的动人之处，把握他们的性格特点，并以艺术的手法塑造出具有时代意义与个性特色的新人形象。正是现实生活中丰富多样、性格不同的人物为我们提供了素材、原型，才打开了创作的艺术闸门，使创作者感受到了活生生的人物性格。那些具体的、特别的、富有个性的人就成为艺术表现的形象库，使我们有可能塑造出具有本质意义的艺术典型，成为代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形象。
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进程中汲取生活的滋养，开阔艺术表现的视野，提升作品的精神境界，这是文学艺术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前不久中国作协在湖南益阳组织的“作家活动周”中，王蒙先生结合自己的创作实际作了一场生动的报告。他特别就《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这边风景》等作品，谈及生活对自己创作的启示。他认为，做人民的学生，在生活中深造是他从事创作最深刻的心得。老一辈作家中，赵树理、柳青、周立波、马烽等长期坚持在基层生活，甚至离开京城到农村扎根，建立自己的生活点，参与到当时的农村建设之中，与老乡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一起讨论，积累了丰厚的生活素材，感受到了人民群众最真实具体的情感形态。他们不仅关注农村的发展、农民的生活，自己也身入其中、心入其中、情入其中，成为农民中的一员，是老乡的邻居、隔壁的大哥、交心的朋友。在他们的笔下，人物是鲜活的、富有个性与典型性的；情感是真挚的，是能够体现时代精神并融入人物的；内容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表现了生活本质的，因而也是具有现实深度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是因为与人民群众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并从中汲取到了丰厚的滋养与动力。
来源：文艺报　|　杜学文（作者系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