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现实主义诗人的古典诗学背景

洛夫是台湾诗坛与余光中齐名的诗人。但在一般论者眼里，与余光中回归传统的新古典主义不同，洛夫总是被视为超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所以，论者更多关注洛夫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横向联系，更多就他的《石室之死亡》一类早期诗作立论，而忽视他大量与中国古典诗学关系密切的诗歌文本，忽视他关于现代诗人如何纵向借鉴古典诗歌传统的理论表述以及他在创作实践上苦心孤诣、尝试打通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的努力。鉴于此，本文将讨论洛夫这位被论者定格的超现实主义诗人与中国古典诗学的纵向承传关系，为全面、准确、深入地认识和评价洛夫诗艺，提供一个不同的观察角度。同时，也希望借助对洛夫的讨论，引起当代诗歌创作和研究界对所谓现代派诗人与中西诗歌传统真实关系的再审视、再思考。
洛夫认为：一个“现代诗人在成熟之前，必然要经历长期而艰辛的探索和学习阶段，古典诗则是探索和学习的主要对象之一”，因为“中国古典诗中蕴含的东方智慧，人文精神，高深的境界，以及中华民族特有的情趣，都是现代诗中较为缺乏的”，洛夫向古典的学习“也正是为了弥补这种内在的缺憾”，所以他先后写下了《与李贺共饮》《李白传奇》《走向王维》《杜甫草堂》等题咏诗，以及赠李白、杜甫、李商隐、苏东坡的隐题诗。这些诗的基本思路都是结合题咏对象的生平经历，敷演其名篇佳句，来突显其思想性格和诗艺特色，见出他借薪火于古典的诗学取径，表达他对“李白的儒侠精神”“杜甫的宇宙性和孤独感”“李贺反抗庸俗文化的气质”的向往，对“王维的恬淡隐退的心境”的欣赏，对古典诗人、诗艺的追摹、理解与诠释。
洛夫诗中的惊奇效果、出乎意表的想象力，来自李白和李贺，而与李贺更为接近。洛夫题咏古代诗人诸作，《与李贺共饮》总体效果最好。李贺对洛夫的创作与理论影响是多方面的，《大鸦》一诗通过对“大鸦”的题咏，表达了李贺式的“反抗庸俗文化”的气质。洛夫诗歌喜用“乍见”“惊见”“顿见”“乍然”“突然”“惊得”“吓得”等紧张剧烈的词语，甚至在题咏飘逸的李白、恬淡的王维时，在写微妙的禅诗时，都不免出现这类惊警突兀的字眼，足见李贺诗歌对他的浸淫之深。
洛夫诗歌的现实关怀、忧时伤事和沉郁格调来自杜甫，《杜甫草堂》一诗就是他对杜甫的理解和阐释，诗中最动人的部分是演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段，传统的忧患意识、关心民瘼的人道情怀、现代的解读与现实的关怀，在这里打成一片。洛夫诗歌的禅意、平淡来自王维，他的《走向王维》一诗，化用王维《鸟鸣涧》《鹿柴》《终南别业》《积雨辋川庄作》等诗句意，颇有平淡、悠远的意趣，末节进入题咏对象，与题咏对象化合为一，表明他对传统的认同与接续。20世纪70年代初，洛夫研读了王维等唐人的诗，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和严羽的《沧浪诗话》，发现盛唐不少诗人的诗已达到禅的境界，诗禅一体。洛夫感觉通过冥想以求顿悟生命存在本质的禅，与诉诸潜意识的超现实主义是相通的。于是他写了《随雨声入山而不见雨》《有鸟飞过》《金龙禅寺》《秋日偶兴》《焚诗记》《寻》《水墨微笑》《禅味》等禅诗。诗中的超现实主义表现方式，恰与禅不立文字、一味妙悟的主张相合。
洛夫写作了大量的乡愁诗。他把自己的乡愁诗分为“大乡愁”与“小乡愁”两种，大乡愁写的是对神州大地、故国山河的怀念，牵动诗人心弦的是那千丝万缕由历史、地理积淀而成的中国情结，故称之为文化乡愁，这类作品有《国父纪念馆之晨》《时间之伤》《边界望乡》《蟋蟀之歌》《车上读杜甫》《登黄鹤楼》《出三峡记》等。小乡愁是抒发浓厚个人情感的乡愁诗，包括《家书》《剁指》《寄鞋》《与衡阳宾馆的蟋蟀对话》《血的再版》《湖南大雪》等，写的都是对亲人故友的深情眷恋。洛夫的乡愁诗歌，皆可归入中国古代乡愁主题诗歌“母题”范围之内。古代乡愁诗歌包含的乡情、亲情、爱情和祖国情等母题内涵，在他的乡愁诗中往往打并一处，他的“小乡愁”笼罩着“大乡愁”，“大乡愁”含蕴着“小乡愁”，漫溢在“大小乡愁”里的情感，就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家国天下情怀。
在借鉴古典诗歌传统方面，洛夫自认“虽不是走得最早的，却是走得最远，做得最多的一个。不但在诗学精神上，美学特质上，也在表现技巧上向古人学到不少”。的确如此，洛夫在创作上对古典诗学的学习借鉴是全方位的。他在诗歌的语言形式方面进行了诸多现代性试验，其间均有古典因素的加入。在洛夫的诗中，不仅仅是题咏古典诗人、改写古典诗句诸作，而是在他的几乎所有作品中，即使是最现代的、超现实的诗中，都有对古典诗歌字词、意象、诗句的活用化用。
洛夫的小诗在形式上对古典绝句小令也有明显的借鉴。他的《无题四行》十首，每首都是四行，与绝句的行数相等。这些“现代绝句”诗意，又多与古典相关。他的《绝句十三帖》径以“绝句”名之。洛夫的小诗，大多用字经济，构句简短，多用比兴，韵味悠长，灵光一闪，妙手天成，颇有唐诗绝句的兴味。洛夫的《隐题诗》二十首，形式来源就是古代诗歌中带有游戏趣味和实用目的的“藏头诗”，洛夫借鉴这种形式祛除其实用目的，独留其游戏趣味，而又不是浅俗的游戏，是一种对现代诗形式、写法、语言的诸种可能的实验性探索。洛夫《爱的辩证》《猿之哀歌》等诗，是对《庄子》《世说新语》中相关文本、句段的跨文体改写，这种类似《文心雕龙》所说的“檃栝”、西方文论所说的“互文性”手法，在古典诗词创作中也多有使用。他的名诗《长恨歌》，是一首和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同题的叙事长诗，文本性质类同于古典诗学的“戏仿”“戏拟”。至于对古典诗歌意境的借鉴，在洛夫研习王维等唐代诗人诗歌而尝试写作的现代禅诗里，也有着不俗的表现。他的禅诗意境悠闲、从容静谧，而又活泼生动。洛夫禅诗这种“无法言说的况味”，正是钟嵘所说的“言已尽而意有余”，司空图所说的“韵外之致”，严羽所说的“诗有别趣”，王士祯所说的“神韵”。
创作实践之外，洛夫对于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价值，在理论认识上也有着高度的清醒和自觉。一些昧于自己的古典诗歌传统的论者，总是片面强调现代主义诗歌与西方的关系。洛夫则更强调他的现代诗写作与古典诗学传统的紧密联系，强调他和痖弦、张默领衔的“创世纪”诗社，对古典诗歌传统的有意接续与承传。洛夫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内涵与技巧仍然是东方的、民族的，是中国人写的现代诗，是中国的现代诗，而非“中国人写的外国诗”。在《诗的传承与创新》一文中，洛夫对现代与古典之间关系的思考更为深刻、全面、成熟，他强调：“一个民族的诗歌必须植根于自己的土壤，接受本国文学传统的滋养，在创新的过程中也就成为一种必要。”他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诗的意象化”“诗的超现实性”三点，是现代诗人向古典诗歌学习的主要内容。正是缘于深思熟虑之后的理论上认识上的自觉，洛夫在创作实践上对古典诗学的借鉴就较为全面深入，他晚近长达三千行的力作《漂木》，更充分地显示出这位超现实主义诗人，与中国古典诗学之间一脉不断的血缘承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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