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陕北：对路遥小说创作地点及题目的考察和反思

研究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地点和题目的变更，有助于探寻作家创作与自然环境、文化认同、社会症候等因素相互交换的秘密。例如，贾平凹总躲到西安附近某县写作，莫言写长篇小说必回高密县城关或东北乡家中，王安忆的小说都写于上海淮海路寓所等。这些现象意味着什么？它们是否能打开另一扇解读作品的窗口？众所周知，除《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在西安完成，路遥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的初稿均写于陕北，之后回西安修改誊抄。陕北无疑是路遥小说创作的“根据地”，这里有他最熟悉的朋友圈，靠着深厚的人脉，他转战多地县、市的宾馆和招待所写作，最后几年则依仗三弟王天乐的帮扶。故乡使路遥的灵感如井泉喷涌，那里的一山一水，像是一幅铺开的地图，人物在上面歌哭，也把这些歌哭变成他小说的每一行文字。有意思的是，这些发生在陕北的故事一开始就走进了全国读者的心中，通过越来越细致的研究，人们能依稀看到路遥当年奋斗的身影和心路历程。

一

1978年9月，路遥完成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初稿。1980年3月，他到北京修改这部中篇小说。在此前后，他萌生了写《人生》的想法。这篇小说的灵感因何产生，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表面故事是，1981年7月10日，他准备到陕北甘泉县体验生活，为写小说做准备。但王天乐说，作品主要构思完成于1980年4月，也即是他们兄弟见面后。路遥七岁从陕北清涧县过继给延川县的大伯和伯母，上大学前只回过几次清涧父母家，跟三弟王天乐见过三次，彼此不太熟悉。

王天乐1956年生，小路遥七岁。教一年书后，准备离开故乡，到外面闯荡。路遥因怜惜弟弟，托朋友曹谷溪帮忙解决王天乐的招工问题。1980年4月底，路遥改完《惊心动魄的一幕》，直接从北京来到延安饭店205房间。王天乐回忆：

见面后，我们长时间没有说话，吃过晚饭后，他才对我说，你可以谈一谈你个人的经历，尽可能全面一点，如果谈过恋爱也可以说。于是，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展开了长时间对话，一开始就三天三夜没睡觉。总共在这里住了十五天，他原打算刚写完《惊心动魄的一幕》再写一个短篇小说叫《刷牙》。但就在这个房间里，路遥完成了中篇小说《人生》的全部构思。①

王天乐这个有知识的农村青年在苦闷中无法实现个人理想的经历，使路遥突然悟到“城乡交叉带”的文学主题。在现实生活中，他和曹谷溪帮王天乐到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当工人；在文学中，他则完成了对高加林形象的塑造。

这个陕北农民的故事，最初写于甘泉县招待所。路遥“赶到甘泉县招待所写他的《人生》，四十天后，他就完成了这部转变自己创作命运的小说”。之后在榆林佳县的白云山抽到一个“鹤鸣九霄”的吉利签，再到铜川把小说念给王天乐听②。王刚在印证作家本人的自述后指出，路遥在甘泉县招待所写《人生》花费二十一个昼夜，还引用作家的话：“写《人生》时，我住在陕北一个小县城的招待所，出城就是农村。有一个晚上，写德顺带着加林和巧珍去县城拉粪，为了逼真地表现这个情节，我当晚一个人来到城郊的公路上走了很长时间，完了回到桌面上，很快把刚才的印象融到了作品之中，这比想象得来的印象更新鲜，当然也更可靠。”③王天乐说写《人生》初稿用了四十天，路遥记得是二十一个昼夜，至于谁的记忆准确，还得进一步考察。

甘泉县经济落后，地形地貌和风土人情与路遥的故乡延川县相似。路遥来甘泉写小说是通过县文化局长张弢这层关系，张又上报县长吕少敏，于是在县招待所免费吃住。选择此处，反映出路遥在选择创作小说地点时有两个特点：一是在与故乡相似的地方从事文学创作；二是凭借人情关系，可免费住当地的宾馆或招待所，有困难还能得到朋友的帮助，这反映出陕北人重视乡党关系的文化心理。路遥写作有个习惯：他不挑剔饭食，但一定要吸价格昂贵的香烟，喝好咖啡，认为它们能刺激神经，缓解疲劳。

1983年初夏拍电影《人生》时，路遥跟导演吴天明入住甘泉县政府招待所修改剧本。吴天明忆起，这是一面三孔的套窑，中间是会客室，两侧是客房。“路遥的朋友甘泉县文化局长张弢告诉我们，小说《人生》就是在这孔窑洞里写完的。他说，路遥写作时在桌子上一趴一夜，全神贯注，经常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有时还嚎啕大哭。在划完最后一个句号的那天黎明，他像经受了百般折磨而死里逃生似的把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在拍片过程中，“路遥带着我们参观了他生父母和养父母的家。生活在黄土深沟里的路遥的亲人们那么贫穷的生存状态，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路遥和他的作品。路遥心灵深深的苦难烙印和他自残般的写作与人生状态……让我们能够比较准确地阐释他的作品”④。在高加林的形象中，有路遥与王天乐的影子，有往昔生活的点点滴滴，更是很多20世纪80年代从农村奋斗出去的有为青年的缩影。小说人物的生与死连接着那个令人难忘的年代，把这个年轻作家感动得一塌糊涂，陷在剧情里无力自拔。

路遥懂人情世故，知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道理。1985年秋，他住进铜川矿务局所辖陈家山煤矿医院，打算一边体验生活，一边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路遥写小说和记者一样，重大事件必须到现场感受。我和他一块揽过工、放过羊，在田野里过夜，在煤矿的井下到工作面干活。”⑤已调到《延安报》当记者的王天乐曾在煤矿当过工人，他通过关系将大哥安排在医院二楼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吃饭在医院职工食堂。此处的不足是在搞基建，白天机器与人声嘈杂，不过进入小说世界的作家却能超然物外⑥。由于路遥写作的时间是下午到凌晨，赶不上食堂开饭，因此只能饱一顿饥一顿，不完成每天规定的字数就不睡觉。

1986年夏写第二部时，路遥又转战陕北西北角的吴起县。路遥来此有自己的考虑。当时吴起县县委副书记张益民是他延川中学的同学，两人年轻时关系密切。张把他安排在县武装部一个小窑洞，因窑洞出奇阴凉，路遥不得不在里面生一个小火炉。陕西省作家协会的木子这样描述路遥的写作环境：

那里一孔普通的窑洞，内放一张单人床，桌子上堆了一些书籍，放着几块掰碎的干馍，几包咖啡、半袋当地出品的粗糙饼干。我不觉心里有说不出的不知是惊讶，还是难过。我问他，他说这些东西是为赶不上招待所的饭准备的。他每天都在下午三四点钟开始写东西，一直写到第二天凌晨才睡下，赶他中午一时以后起床，饭时早过了。我劝他想办法要吃正顿饭，他说他这种反差习惯已经很难改过来。⑦

当时路遥的身体已出问题，胸部隐隐疼痛，饭量明显减少，虽然开始锻炼，但难补高强度精神劳动造成的亏空。他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小说人物多已出场，北方城乡人物在奋斗过程中的悲欢离合都在这个小窑洞上演。王天乐隐隐感觉大哥正带着他终生热爱的那一百多号人，在那里哭着、喊着同时笑着走向未来⑧。在第二部接近尾声时，他安排路遥回到延安宾馆。这是陕北地区唯一全天供应热水的地方，路遥可以每天洗一个热水澡。王天乐万万没想到：“路遥在写到第二部完稿时，忽然吐了一口血，血就流在了桌子上。这张桌子就在西安省作家协会平房的临时办公室。”他不禁感慨：“此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陕西的一名作家就要走向生命的终点了。”⑨

路遥很像他的人物，人生总是坎坷不平。写完《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他先后在榆林、西安等地看了一年的病，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对此有详细记述。1987年夏秋，路遥在为第三部的撰写做着各种准备。据王刚考证，路遥从当年10月到次年5月25日，一直在榆林宾馆写第三部的第一稿和第二稿⑩。路遥的文学前辈董墨对第三部写作地点却有不同说法{11}。路遥知道自己身体状况不佳，一天写八千字，加上看材料和构思，等于在与死亡赛跑。王天乐在文章里说，路遥担心住不起宾馆，房费和伙食费太贵，最后找了“一个很大的领导”，才免去了这种担忧{12}。路遥的景况在弟弟眼里竟到了这种地步：“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路遥在感情和经济方面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有时长达半年没有一次性生活，自己作品里的漂亮女人们是他最好的情人。他经常一边流泪，一边写作，到了后来眼睛三天两头出毛病。有一天，我正在洛川县采访，路遥突然打电话到报社，让我速到榆林，我以为他的身体出了新问题，赶快奔赴榆林，一进房子，他对我说田晓霞死了。半天我才反应过来这是他作品中的人物。”{13}

因为孤独，也因为要兼顾家庭，路遥在陕北写完《平凡的世界》初稿，再回西安修改和誊抄。地点多在木子的一间中午休息的平房，路遥借来做后期工作。该房在机关后院，是一个十几平米的平房，木子与路遥是陕北老乡，两人关系很好。她那几年很少去干扰，不得已进屋时，看到他“总伏在写字台前，手里点着烟卷，满屋子的烟雾，我为他开门，散散烟气。有几次，我为他打扫满地的烟头杂物，他总是不让我管”。见路遥写东西十分紧张，木子就帮他到街上买麦氏咖啡、巧克力蛋糕、红塔山香烟，还替他给陕北老家的父母寄生活费{14}。

莫伸提供了另一种说法，路遥修改《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地点不仅是作协。他“曾经住在西影招待所。那些天，他天天晚上工作，直到第二天东方发亮时才停笔”{15}。如果要做调查，这部长篇小说修改和誊抄的地点，也许还会有新的发现。

二

路遥重要作品的标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反复修改、调整的过程。急剧变化的社会思潮正在深刻影响着这位思想敏感的作家。在陕西师范大学教师刘路的记忆中，《人生》“起初的名字叫《高加林的故事》”。路遥曾说，现在流行的小说写的都不是人，他要按生活的蓝本来写人物。如果要他改，即使不发也不改{16}。王天乐说路遥也考虑过《刷牙》和《沉浮》这些标题{17}。王刚说，1981年9月19日在榆林地区招待所，路遥拿出中篇小说《生活的乐章》，让韩亨林和张治杰“提意见”。一个月后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王维玲的作品，也是这个题目{18}。陕西批评家李小巴回忆：“小说最初的名字是《你得到了什么？》，我说题目不合适，指要和涵盖性都不够。而我一时也想不出好题目。”{19}李小巴可能感觉《你得到了什么？》带着伤痕文学的气息，有跟风之嫌。王维玲则认为它没有紧贴小说内容{20}。

熟悉路遥创作的陕西批评家邢小利指出，路遥之所以在作品命名问题上纠结不已，大概是觉得这些名字都未能深刻地揭示自己心目中的文学主题。他说：“如《人生》的高加林一样，环境愈是贫穷、封闭，愈是激发高加林对美好人生、对外面世界进行丰富的幻想；路遥生活在严峻的现实生活中，却常对生活充满理想主义的浪漫的幻想。他构筑的艺术世界也是这样，既深沉、博大，充满现实主义的理性精神，又充满理想的激情。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路遥又很痛苦。因此，在路遥的思想中，又常常充满了忧患意识和危机感。”{21}

李小巴确信，小说标题反映作者对生活、文学和精神世界的独特理解，根据路遥的性格，他一定要找出最合适的标题才会善罢甘休。很多人对路遥的人生和文学道路其实有明显的误解。为此，李小巴提出要注意路遥及其作品的总体气质：“好多评论文章只看到路遥是‘农民的儿子’这一点，而忽略了另外的却是很重要的一点，即路遥始终在努力摆脱‘农民儿子’带给他的局限性、狭隘性。他总是努力‘脱出壳来’回首观察自己熟悉的农村社会生活。他总是努力把分析社会生活的立足点提到能够全景式俯瞰的高度。这给他的作品提供了较大的构架，也使他的作品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他还加重口气地强调：“他对文学表现出的美很注重，也有自己的个性追求。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力求在格调上表现出高尚的庄重感。”{22}

小说标题之所以不断调整，还与作品的形式技巧有关。这得从路遥与王维玲相识说起。1980年5月，路遥到北京参加《惊心动魄的一幕》的颁奖会，认识了王维玲。王维玲那时是中青社副总编辑、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评委，曾是《创业史》的责编。见到陕西文学界的新秀路遥，自然使这位与陕西文学有缘的老编辑感觉亲近，他对路遥下一步创作的关注由此而来。

1981年秋，王维玲收到《生活的乐章》原稿。他看完初稿，请编辑室的许岱和南云端再读，并一起对书稿进行讨论。他在回信中肯定作品“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就像全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一样”，但指出小说结尾不理想，高加林从县里被退回后，巧玲就把民办教师的职位让给他，还表现出不一般的感情，给人感觉这一切都是巧珍的安排，让妹妹填补他感情上的空白，使人“读后感到很不自然”。王维玲建议路遥将高加林的生活遭遇“往上推一推”，“现实生活给予他这么重的惩罚，他应有所觉醒，有所认识”。这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常用手法，编辑过《创业史》的王维玲对此富有经验。王维玲关于高加林这个人物形象“还显得有些表面，发掘不深”，尤其是“应回到主题上去”的诚恳提醒，对路遥无疑是当头棒喝{23}。

《人生》的标题为王维玲所起：“我从路遥稿前引用柳青的一段话里，看中了开头的两个字‘人生’。想到‘人生’既切题、明快，又好记。大家都觉得这个书名好，于是便初步定下来，我写信征求路遥的意见。”{24}路遥在回信中由衷感谢道：“关于我的那部稿子的安排，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一切就按您的意见安排好了。你们对这部作品的重视，使我很高兴。作品的题目叫《人生》很好，感谢您想了好书名，这个名字有气魄，正合我意。”{25}王维玲“应回到主题上去”的想法得以实现。

李小巴看问题的角度与王维玲不同。他认为路遥在考虑作品题目时，不仅会顾及当时文学的症候，可能还受到他喜爱的苏联文学的影响。路遥送来原稿后，他花了两三天时间读完后与路遥交换意见。他说作品里乡村部分写得比较好，主人公进城后的生活较逊色，这是作者不熟悉城市生活的缘故。另外，作品要加强传统农村生活方式与现代观念之间的冲突，不要纠缠在爱情上。为此，他还为路遥分析了苏联小说《哈萨克镇》《告别马焦拉村》等作品。路遥说《人生》这个标题容易让人想到莫泊桑的同名小说集，李小巴认为无妨。路遥还指出主人公高加林的名字取自苏联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的后两个字{26}。这样一来，路遥所受的苏联小说的影响就经李小巴之手与王维玲所看重的文学发展潮流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198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形势大变。1984年农村政策放开，农民陆续进城，高加林的问题转向更深层次的矛盾。因寻根、先锋文学思潮的冲击，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势头受挫。受柳青的历史观的影响，将1975年到1985年作为一个历史单元来思考，在路遥的小说构思中逐步清晰起来。一个隆冬，王天乐陪路遥乘车到兰州。王天乐回忆，洗完澡，路遥激动地在房里来回走动。他“完全是向千千万万的读者在演说，好像我根本就不存在”，还宣布自己要写“就像柳青说的那一种大书”，“是向陕北的历史作交代的一部大书”。要从故乡村子，写到延安、铜川，一直到西安。从作品中“带出百个人物，横穿中国1975年到1985年的十年巨大变革时期”。路遥和王天乐用一晚的时间绘制了小说的地貌草图，从家乡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村，一直到西安钟楼，把这一路的山川河流、机场公路等重要建筑全部绘制出来，包括列出地名表、人物表。王天乐补充说：“接下来的时间，讨论主人公在事件中怎样行进的问题”{27}，还有每一年发生的哪些重大历史事件等。

海波在《我所认识的路遥》一书中说，《平凡的世界》的标题跟自己准备创作的《农民儿子》思路上有相似之处。1985年，他想把作品扩充成一部长篇小说，写一个农民儿子的成长经历，分四个部分：狂妄少年、家族领袖、农民儿子、祖国公民，总题目初定为《走向大世界》。他把这个设想讲给路遥听，当时后者正打算写一部名为《黄土·黑金·大城市》的长篇小说。路遥“听完我的话，深思了一会，说：‘海波，你不要用这个题目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你的小说构思不成熟，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你把这个题目让我用了，因为这题目正切合我这部长篇小说的主旨。’”后来小说没叫《走向大世界》，而改成《平凡的世界》，路遥解释其中原因是：“走向大世界几个字太张扬，不如平凡的世界沉稳、大气。”{28}这个说法在别处没查到，是海波一家之言。

《平凡的世界》的起意、题目的酝酿不是一次性形成的，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味道。汪炎在《漫忆路遥》中说，《人生》发表并引起强烈反响后，省作协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会上不少人提到下篇没有上篇好的问题。路遥承认自己找不出下篇弱的原因，可能在总体构思上没有考虑周到。汪炎认为这是他“受雨果《九三年》影响深，到结束时想来个土崩瓦解的结果，所以关系展不开”{29}，出现在下篇中的人物，无非是想把事情弄得圆一些。这是不是预言了路遥以后会写《人生》的续篇，或是一个更大的作品来探讨高加林“人生出路”的社会问题？汪炎文章没有涉及。

这件事还可以扯远一点儿。1982年12月，《人生》单行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第一版印了十三万册，上市不久即脱销，第二版加印十二万五千册，一年后再印七万两千册{30}。北京文学界、新闻界评价都很好。凭着资深出版人和编辑的敏感，王维玲动员路遥写《人生》下部。路遥势头正猛，这位深受他尊敬的老师的远见卓识影响了他，这是他后来写《平凡的世界》的伏笔之一。王维玲回忆道：“我还是希望他考虑《人生》下部的写作，我告诉他，柳青在《创业史》第一部出版之后，进入第二部创作时，就曾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和变动。我有这样的感觉，他若进入《人生》下部的写作，极有可能在下部的构思和创作上，对生活的开掘和延伸上，艺术描写和艺术处理上，都可能出新创新，再一次让人们惊讶和赞叹。”{31}但这位对文学创作洞若观火的老人没料到，路遥将要写的不是《人生》的下部，而是另一部长篇。

《平凡的世界》创作的起意与标题的变化过程有直接、深刻的联系。因为在小说题目中，包含着作者对改革开放进程和人物命运起伏的看法。当时的《长安》主编、诗人子页说，这部长篇小说的最终命名是在他那里完成的：

路遥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作协，说有事情。我进了作协大院，就朝王观胜住的小平房走去。王观胜调进作协不久，路遥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潜质的作家，做人厚道。一般时间路遥都在王观胜的小屋里聊天，喝茶。果然路遥在屋里等我，他说他的长篇小说完成了，要起个名，想了很多都不满意，让我看看。在一张纸上，路遥写了几十个名字。我看了一遍，虽然我没有阅读路遥的稿子，可我清楚路遥写的内容，他的血统，他的笔是为百姓呼吁的，叙述的是百姓的苦难和追求，维护的是普通的人性，在我们这个变革的时代用文学维护人性不仅需要宽厚的良知，还需要勇气，更需要大手笔。我脱口而出说，叫《平凡的世界》怎么样？路遥看着我，眼睛放出光来，说这个名字好！王观胜也说好！就这样把名字定了下来。{32}

子页的说法被亲历过小说构思和创作过程的王天乐所证实：“《平凡的世界》开始叫《黄土》、《黑金》、《大世界》。后来的书名是作家和谷还是诗人子页给改的我已记不清了，但肯定是他俩其中的一个给改的。”{33}

三

路遥小说创作地点和题目的变化值得进一步思考。陕北不仅是路遥的故乡，也是他写作几部代表作的地方。这很容易令人想到陕西作家创作的“封闭性”问题。陕西南有巴山蜀水阻隔，东有函谷关（潼关）屏障，北为陕北高原，历来是易守难攻的省份。在古代社会，这是最易建立国都之地。以现代社会的眼光来看，这造成它封闭保守的地域文化性格。为什么陕西文学三巨头各持一方（贾平凹之于陕南，陈忠实之于关中，路遥之于陕北）给人极深的印象？为什么陕西作家不关注全国性的文学话题，在各种文学思潮中很少能见到他们的身影{34}？对新时期陕西文坛为什么会远离中心、专心经营本地小说的原因，郜元宝的看法是：“和具有群体认同的‘右派作家’、‘知青作家’相比，贾平凹的时代意识并不明显。他加入‘新时期文学’的合唱，主要不是依靠‘右派作家’或‘知青作家’的可以迅速社会化、合法化的集体记忆和思考，而是与生俱来的乡村知识分子难以归类的原始情思，以及西北落后闭塞的农村格调特异的风俗画卷。”{35}但郜元宝没有对陕西作家为什么会产生全国影响的原因做进一步的探讨。

路遥身上有浓厚的陕西作家气息，他的容貌、衣着和行为心理都有鲜明的陕北特征。他“基本上常穿一身中山装款式，几块钱一米的灰布衣。因为他长得黑些，我从未见过他穿过白衬衣，穿过西装，多以穿灰、黑色为基调，而且是只管穿衣，很少洗衣裳，一有机会便转嫁给女同志帮忙”{36}。写小说时，他“不择场合地点，山坡坡、墙角角，或坐或靠，五合板膝盖上一支，便可进入状态”。“天气不冷，他常拉个烂席片，靠在草垛边读书或者写东西，经常读着读着就睡着了。身边练唱的、练琴的、背词的，乱成一团，对他毫无影响，依旧打着呼噜。”{37}“看到在床上缩成一团，瘦得不成人形的他，加上这间充满压抑感的小屋，我想起《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在狱中的最后情景。”{38}这一切无不表现出路遥身上所包含的那种土气、质朴、执拗和忘乎所以的气质。

《人生》在全国一炮打响，1982年后的路遥基本隐匿不出，只在陕北、西安等地收集材料、考察和思索，深潜于长篇写作。他对那几年文学界寻根、先锋等思潮毫无觉察，直到《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后在批评界遇冷，还曾被杂志社再三退稿时才恍然大悟，但这种陕北人土气、质朴、执拗的地域气质也在路遥身上强烈地显现出来。据王天乐回忆：“有一天，路遥打电话让我马上到西安。他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作家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在西安人民大厦只看了三分之一就退给他了，说这书不行，不适应时代潮流，属老一套‘恋土’派。他没敢问现在的文学潮流是什么。路遥几年来就不读当代任何小说和文学评论文章，所以信息不灵。他说咱俩赶快了解一下行情。看现在的文学变成什么样子了。于是我们抢读了十多天书，才发现中国文坛当时出现了‘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而且这种文体就像感冒一样，发展很快。我们有位老乡，在给我和路遥讲这两种写作手法时，说的是一口陕北普通话。路遥说，看来这种写法比较厉害，能把人的口音都改变了。接着路遥说：球！难道托尔斯泰、曹雪芹、柳青等等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些小子的学生了吗？这时，我主要阅读苏联当代作家瓦·拉斯普京的一篇理论文章，主题是‘珍惜的告别，还是无情的斩断’。路遥看后，激动地说，我真想拥抱这位天才作家，他完全是咱的亲兄弟。”{39}李小巴认为路遥对文学本地性的坚持和超越是难能可贵的：“《平凡的世界》一、二部发表后，刚开始受到社会与文坛的冷落。路遥内心很不平……我说，古今中外这种现象很多。当时各种‘新潮’作品，各类冒牌的‘先锋派’作品，以及以写性意识、人的‘动物本性’为时尚的作品充斥着文学市场。这是文学不成熟的表现。而路遥却坚定着，固守着自己的文学信念。”{40}

路遥坚持在陕北写小说，与他的创作灵感、文学野心和思想感情归宿有极大的关系。他在谈到出国访问的见闻时说：“在异邦公园般美丽的国土上，我仍在思考我的遥远的平凡世界里的那些衣衫褴褛的人物。”{41}邢小利指出：“已经走出黄土地的路遥，依然异常钟情陕北那块土地。”{42}就像高加林，环境愈是贫穷、封闭，愈能激发他对美好人生和外部世界的强烈渴望一样，“路遥生活在严峻的现实生活中，却常对生活充满理想主义的浪漫的幻想”。路遥在甘泉、铜川、吴起、榆林等地写《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第一、二、三部，让他感觉自己与笔下的陕北老乡始终同甘共苦。陕北是他的生活世界、艺术世界，也早与他的生命化为一体。“陕北养育了路遥，作为儿子，他在汲取母亲乳汁的同时，又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自己的母亲，从他的作品到他的生活，无不渗透着这份爱心。”{43}海波则强调，路遥无论在生活还是文学经验上都是陕西作家，但他始终具有“全国性眼光”。从上大学开始，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和柳青的《创业史》是路遥读得最多最透的两本书。它们本身即具有“全国性眼光”，而不是“本地视野”。他还认为，路遥在政治方面的才能并不比文学方面低，“站在1980年这个点上回望他的人生历程，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政治’方面”，促使他改变处境的是政治举措，他看文学也是如此。“1981年写的《人生》配合的是正在全面展开的农村改革，而1984年开始着手准备的《平凡的世界》则试图展现农村改革的全貌”。然而，他认为也不能仅仅从政治方面看路遥，后者身上拥有更抽象、更深邃的东西。路遥曾说，“像咱们这样出身的人，‘不以物喜’容易做到，‘不以己悲’则很难做到”。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只能写些《半夜鸡叫》、《铡美案》式的伪民间故事”{44}。

在这个意义上，唯有将陕北与全国贯穿在一起，才是路遥文学世界的总体性框架。偏废了哪一点，都不是路遥。王天乐认为，除海波说的“全国性眼光”外，还有一个柳青所说的陕北人写陕北人这个对于路遥来说非常重要的启示。“他（指路遥——引者注）对柳青说，你是一个陕北人，为什么把创作放在了关中平原？柳青说，这个原因非常复杂，这辈子也许写不成陕北了，这个担子你应挑起来。对陕北要写几部大书，是前人没有写过的书。柳青说，从黄帝陵到延安，再到李自成故里和成吉思汗墓，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够了，这么伟大的一块土地没有陕北自己人写出两三部陕北体裁的伟大作品，是不好给历史交待的。路遥在信里说，他一直为这段论述而感动。”{45}陈忠实在他著名的创作谈《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中，也呼吁批评家和研究者不要把陕西作家看作“本地人”，应知道他们内心深处有一个不容易被发现的“天下观”：蓝田、长安和咸宁这三个县包围着西安，它们“当是古长安作为政治经济中心辐射和影响最直接的地区”，而自己的家乡白鹿原，既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地方，也是刘邦的屯兵之处{46}。古城西安从来就是他和陕西作家心目里的“中心”。

应该说，这种“全国性眼光”始终与路遥小说标题的变化过程联系在一起。从《高加林的故事》《生活的乐章》《你得到了什么？》到《人生》的旅行，是一个不断向“新时期意识”靠近的过程。如果说《高加林的故事》和《生活的乐章》像一个“十七年”小说的题目，《你得到了什么？》带有苏联小说影响的痕迹，那么《人生》就是对正在建构的新时期意识最直接的呼应。所谓新时期意识即人的觉醒，它意味着“文革”结束后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复苏。蔡翔指出，高加林的“人生”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文艺思潮中很常见。高加林在农村的屈辱经历，“从反面教育了他”，“催化了他愿望中的出人头地的个人主义因素”，这是因为“传统的生活已容纳不下这一代青年对人生的追求”{47}。“人生”因此成为“新时期意识”的同义词，我认为这是路遥为什么反复挑选小说题目的秘密。

《平凡的世界》的起名过程之所以令路遥如此烦心，是因为他意识到20世纪90年代与80年代的历史语境已有根本不同。孙少平、孙少安的进城与高加林的进城不能同日而语。无数农民正被改革的洪流冲击，劳动价值贬值，英雄也变得平凡。能否以大手笔概括这一历史巨变是对路遥创作最严峻的考验。黄平对作家面临的这一难题进行了颇具启发性的分析：“‘改革’所解放的‘劳动’所包含着的‘改造世界’与‘改造个人’的双重面向，在‘80年代’向‘90年代’的转移中，前者不断弱化，后者不断凸显：‘劳动’被改写成‘工作’，‘劳动者’被改写成‘劳动力’，‘世界’的问题成为‘个人’的问题，社会结构的问题成为精神世界的问题。”{48}然而就像《人生》一样，《平凡的世界》的题目也由此超越陕北而变成全国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世界性问题。《平凡的世界》之所以到今天还激动人心，是因为作品仍然在反映着千百万进城务工青年人的命运，它用悲剧兼正剧的笔调，塑造着这个时代普通劳动者的群像。《平凡的世界》的读者始终感觉路遥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因为他一天都没离开过他们平凡奋斗的生活。

路遥生在陕北，写作在陕北，最后也埋在陕北，但陕北与全国形成的张力，却蕴藏在他不朽的作品中。在这个意义上，他自己就是其小说中的历史寓言，这个寓言中其实埋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注释：

①②⑤⑨{13}{17}{33}{45} 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页，第192页，第194页，第194页，第195页，第192页，第193页，第193页。

③ 转引自王刚《路遥年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第146页。

④ 吴天明：《听路遥唱歌》，申晓编《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8页。

⑥{23} 厚夫：《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200页，第149—150页。

⑦{14} 木子：《和路遥在一起的日子》，晓雷、李星编《星的殒落——关于路遥的回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第333页。

⑧{12}{27}{39} 王天乐：《〈平凡的世界〉诞生记》，转引自厚夫《路遥传》，第261页，第252页，第190—191页，第209—210页。

⑩{18}{25} 王刚：《路遥年谱》，第223—229页，第146—147页，第155—156页。

{11} 董墨指出：“第三部是在机关院子里一间平房里完成了初稿。我偶而到那里去看他，地上铺满了一地的烟头，他用烟和咖啡支撑着……1989年春末，他在陕北完成了第三部的定稿。”（董墨：《灿烂而短促的闪耀》，晓雷、李星编《星的殒落——关于路遥的回忆》，第46页。）

{15} 莫伸：《永远无悔的牺牲》，晓雷、李星编《星的殒落——关于路遥的回忆》，第177页。

{16} 刘路：《坦承的朋友》，申晓编《守望路遥》，第194页。

{19}{22}{26}{40} 李小巴：《留在我记忆中的》，晓雷、李星编《星的殒落——关于路遥的回忆》，第168页，第171页，第169页，第170页。

{20}{24}{30}{31} 王维玲：《岁月传真——我和当代作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第313页，第316页，第317页。

{21}{42} 邢小利：《从夏天到秋天》，晓雷、李星编《星的殒落——关于路遥的回忆》，第315页，第313页。

{28}{44} 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23—124页，第45、153、154页。

{29} 汪炎：《漫忆路遥》，晓雷、李星编《星的殒落——关于路遥的回忆》，第187页。

{32} 子页：《十五年后说路遥》，申晓编《守望路遥》，第119、120页。

{34} 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思潮性文学创作潮流，例如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新写实等，其作家名单中没有一个陕西省作家，即使被人为拉入“寻根作家”之中的贾平凹，主观上也没有后来研究者所谓的寻根意识。他的“寻根作家”符号，不过是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之后的添加。

{35} 郜元宝、张冉冉：《贾平凹研究资料》“序”，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36} 徐来见：《炽烈年华展雄才——深切怀念路遥同学》，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第59页。

{37} 闻频：《回忆路遥》，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第61页。

{38} 高建群：《扶路遥上山》，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第145页。

{41}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87页。

{43} 刘凤梅：《铭刻在黄土地上的哀思——缅怀路遥兄弟》，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第188页。

{46} 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128页。

{47} 蔡翔：《高加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

{48} 黄平：《从“劳动者”到“劳动力”——“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载《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来源：《文艺研究》　|　程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