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小说应该有另一种人生
将过于具体的人和事写进小说，是有着极大的风险的，倒不在于真伪虚实的判断，因此也许陷入世情纠纷，而是原生事态的限制，它时不时地干预你最初的企图，使已经发生作用的逻辑影响假设的途径，尤其是，这途径还蒙蔽在虚无中，摸索着前行。你寄希望于它在自发的生机里渐渐长成，壮大，脱离对现有存在的依附，现有的存在总是不够满足期望，不就是因为此，我们才会从事写作？无中生有，硬生生造出一个纸上世界。至今记得第一次走进那老城区旧宅子的情形。时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写作的欲望无度膨胀，却不知写什么，于是四处寻找故事，就像在饥馑中搜索吃食。宅子大体上还保持形制的格式，从正门进入，落坐“花厅”。夏日季节，地上点了驱蚊的盘香，依然抵不住蚊子的进攻，就可以想见园子里草木漫生。就在城市的中心，前后左右拥簇着自建与公建的房屋，不远处是城隍庙和豫园，香火鼎盛，游人如织，这一处的荒芜显得颇不真实，与其说是历史感，毋宁说是荒谬。宅子里的生活且庸常琐细，仿佛一出市井剧。老先生正与墙外邻人的蚕食展开防御，愤怒地追赶入侵的鸡群，以获取物证；老夫人抱着孙子在残垣断壁中闲走， 优游自在，俨然处于两个维度。
后来，虽不是经常，却也不间断地造访这座宅子。写作材料亏缺的瓶颈突破了，又来临， 来临又突破，已然成为常态，去到宅子的目的模糊了，或者说，放弃了，因相信一切由缘生出，遇而不求。没有邀请，亦没有预约，有时顺道路过，有时则专门特地，无论何时，都不会扑空，拍响门后，老先生总是应声出来。只是再没有见到老夫人和孙子，说是去儿女家住了，也没有遇见过任何一名子女，似乎，家中人都对这宅子生厌，只余下老人自己，恋恋不舍，早晚在房前房后踅摸，对来人一遍又一遍讲述宅子的来历，营造的工艺，以及颓败的程度——它真是颓败得厉害，不是哪一个部分残缺坍塌，而是整体性地陷下去，就好像自己将自己埋到地里面。我想，我的不期而至始终没有受到拒斥，甚至于，毫无不悦之色，有一点是因为写作人身份，寄期望有舆论的支持，唤起政府和民众的注意；更重要的缘故则是在我的大舅舅。我大舅舅在上海文博部门工作，早于我登门之前，就开始交道，主题就是，修葺房屋，列入政府保护系列。就这样，每隔一段日子，就要去到宅子里，随老人家参观房屋， 聆听历史。在向文博部门诉求的同时，老先生不停歇地另一件事，就是骑着自行车往青浦郊区，那里住着几位大木匠，专攻清代木结构建筑，去看看他们是否安好，身体如何。时间流逝，大木匠一个一个离世，修葺的计划越来越渺茫，房屋终于烂成一摊，变成瓦砾场，这最后一名留守人，在瓦砾场里度过余生，徒留下门前的一座方牌，勒石铭记，标明市级历史文存，就像一块墓碑。
我将小说题作“考工记”，顾名思义，围绕修葺房屋展开的故事，又以《考工记》官书的身份，反讽小说稗史的性质，同时还因为房屋里的人——这个人的一生时间，倘若只是奔走修房，未免太托实了，也太简单，世事往往就是简单，小说可不是，小说应该有另一种人生，在个体中隐喻着更多数。这个人，在上世纪最为动荡的中国社会，磨砺和修炼自身，使之纳入穿越时间的空间，也许算得上一部小小的营造史。
由于种种契机，百多年来，房屋的占地奇迹般地遗留下来，寸土未失，大致的轮廓依稀可见，老人生前从风雨和争夺中捍卫下的木椽板条，堆积在裸土上，野猫出入，倘若要修复， 无疑等于重起一座。产权人的利益经历激烈的拉锯，搁置下来。老城厢在新的行政规划中， 归并邻区，隐退匿名。新生活的蓬勃生机形成包围之势，闭合起历史的入口，不期然间，悄然滋生出美学，美学大约总有着颓然的姿态， 作为残缺生活的补偿。而我，不将它作小说看的时候，将它写成小说，有一点像那句古词： “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原为麦田出版社2018 年版《考工记》跋）
受教了，很真的感受才有很深的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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