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的宏大叙事之外，中国科幻还需更多可能性
根据刘慈欣小说改编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取得了巨大成功，有人认为国产科幻的黄金时代到来了，也有人对此表示谨慎态度，笔者个人倾向于后者。国产科幻从无到有余百年间里的发展空间有限，科幻也从未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连获得世界科幻界最高奖项的刘慈欣带起的“三体”现象也仅限于数量本不多的科幻迷群体内。从文本上看，《流浪地球》和《三体》在延续人类文明的故事外衣下对技术理性的极致追求也许是它们成功的重要原因，其中也折射出过去百年间国产科幻所钟爱的传统模式。历史上最早引进的科幻小说是清末民初政治思想家梁启超翻译的凡尔纳小说《十五小豪杰》，内容讲述一群少年“鲁滨逊”如何在荒岛上求生，其中蕴含的自强不息、再造乾坤的精神，恰如梁启超对“少年中国”的殷切期待。梁启超和鲁迅等有识之士相信科幻文学具有振奋民族精神、普及科技知识的作用，纷纷加入到了翻译和创作科幻的行列，在当时带起了一股国产科幻风潮。在最早的原创清代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中，主人公乘坐先进的气球漫游世界，并登上了月球；《新石头记》让主角贾宝玉见证了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盛世乌托邦；《电世界》则描述了一个中国版“钢铁侠”的故事。在1923年创作的《10年后的中国》中，主人公发明了一种光，在这种光的引导下，中国战胜了腐败和世界列强。这些故事将中国置于人类文明的巅峰位置，描述想象中的中国外御强敌，打造未来的完美乌托邦，似乎是对日后历史的寓言。然而，彼时科学匮乏和社会动荡的大环境下，科幻并没能取得长足发展，知识分子们将科幻当做引导理性载体的愿望也必然落空。
清末民初的科幻创作者对技术乌托邦的想象实为十九世纪科技乐观主义和历史进步主义的余晖，然而人们很快会发现，理性和科技带来的不仅仅是进步，更有毁灭性的战争机器和摧残人性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十九世纪的乐观主义，在西方催生了对技术理性的反思。在中国科幻创作由于种种原因进入衰退期的同时，一战后的各个工业化国家开始进入科幻的黄金时期。德国导演弗里兹·朗(Fritz Lang)拍摄了影响后世的科幻电影《大都会》，探讨了科技对人性的异化；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Capek）首次发明“机器人”一词；美国小说家H·P·洛夫克拉夫特（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开始在刚刚成立的《怪谭》杂志上登载诡异晦涩的外星人故事；在苏联也活跃着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Konstantin Eduardovich）、阿列克谢·托尔斯泰（А Н ТОЛСТОЙ）和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А Р Беляев）这样的大师级科幻作家。这些作者当中除了洛夫克拉夫特，都深切关注现代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别利亚耶夫等人的作品还常常展现出对科技和人性关系的探讨以及对技术资本主义的批判。
经历了二十年代动荡的黄金发展时期后，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和二战彻底摧垮了西方人的乐观主义，人们经历了前所未见的工业化屠杀和原子弹的恐怖，先前美好的技术大同世界被冷酷的技术灾难阴影所打破，对技术理性主宰人类命运的担忧弥漫知识文化界，也推动了科幻的发展。反思技术理性的作品不断涌现，不仅是在西方，冷战中的东方阵营亦诞生了不少此类作品，由此提升了科幻的社会文化影响力。事实上，科幻文学鼻祖之一的赫·乔·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的早期作品中已经涉及对技术理性的反思，作为一名优生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威尔斯将其理念融入了《现代乌托邦》、《时间机器》和《隐形人》等作品。这些作品也被后人称之为“软科幻”，即借着科幻的形式表达社会思考的作品。
软科幻往往将幻想的科技或者物理世界作为背景铺垫，幻想本身的合理性变得可有可无。硬科幻注重的是物理世界的可能性，而软科幻则强化了这种文艺类型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的天然联系，打破了科幻与各类幻想文学的疆域，促进了融合发展。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银河系漫游系列就是软科幻小说，作者以天马行空的宇宙想象和幽默的笔触勾勒了一副荒诞的人生哲学图景。乔治·奥威尔的《1984》也被看作是一本影射现实的软科幻小说，书中虽然有电幕这样一种可以监控所有人行为的技术，但没有涉及技术细节，只是对故事发生的背景起到衬托作用。我国著名作家老舍的《猫城记》通过火星猫人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了幽默讽刺，也可被归为经典的软科幻作品。
正如相对论的提出永远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科学幻想提供了考察人类社会的绝佳试验场，从中人们可以尝试寻找人类社会永恒问题的答案。这是科幻的价值所在，也是科幻和科普的区别，后者只是对于已知科技知识的传播，而科幻是对人类社会乃至自身意识的批判性认识。科幻本身的力量在于，它不仅能展示人类依靠技术理性带来的无限可能性，还帮助人们在理性的基石上不断突破时空和自身思想的界限，重构人类既有的认识论。
对于现代西方科幻，这种认识论的重构伴随着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而科幻成了对技术理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重要载体。例如，《基地》和《沙丘》这样的太空史诗就是以虚构的宇宙文明史反诸人类文明本身，探寻考察现代人类文明的可能方式，作者们甚至为此发明了新的学科。在这方面走得更远的是赛博朋克（Cyberpunk）作品，它们幻想计算机、机械以及生物科技成为人类社会乃至人本身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在这种情境下反思关于人的一系列终极问题并对现代文明进行重新审视。例如，赛博朋克名作《银翼杀手》和《黑客帝国》系列深入探讨了诸如自由意志和本体论等哲学问题，《黑客帝国》更是导演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致敬。
西方科幻本身作为亚文化，在战后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年轻人反叛文化相互交融，带有对既有社会秩序和文化的反叛特性。《黑客帝国》和《头号玩家》这样的赛博朋克作品和黑客亚文化息息相关，《雌性男人》和《使女的故事》影射了现实中的女性和性别问题，漫威的作品也与西方的种族和同性恋问题有关，它们的内核指向的是对既有认识论的反思和人类自身的解放。
内核上的角度和深度是国外科幻与国产科幻的重要区别，也是今天国产科幻需要突破的瓶颈。国产作品较为缺乏对于技术理性的反思和认识论方面的探索，在作品中依然流行的是某些陈旧的思维认知，即人定胜天的技术乐观主义和冷峻的技术理性以及目的论的宏大叙事。刘慈欣的作品很多时候就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展现对科技进步的乐观主义和对人类非理性的批判。《流浪地球》的原著实为在技术理性基础上对人类固步自封的非理性心态的批判。在刘慈欣的另一部名作《三体》中展现了对现代技术理性认知的极限，所有的技术和社会变革乃至人性都简单化为了宇宙文明整体的物质生存需求，而生存之外的价值都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正如刘慈欣本人在一次采访中所表达的，为了生存人可以剥夺他人生命。
正如西方科幻产生发展于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国产科幻的内核也无法脱离独特的现实语境。事实上，《三体》就带有浓厚的“现实主义”（此处指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流派）倾向，流露的是类似现代国际政治家的现实主义世界观。它将宇宙描绘为一片“黑暗森林”，其中的每个宇宙文明都被设想为自私且孤立发展的，它们由于怕被更高级文明消灭而主动将自己的存在隐藏起来。这种设定犹如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学说，它告诉我们现代国家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存续，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决定了国际秩序。此外，国家间也会通过拉拢更强的第三方国家来制衡地区战略对手，以及通过发送信号来调整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些都类似《三体》世界中宇宙文明的互动方式。现实主义学说中的每个国家都是黑箱，其内部社会和个体都不重要，整体的国家理性意识压倒了一切其他价值。因此，与其说《三体》具有阴暗的世界观不如说这就是对现实中国际关系认知的宇宙升级版，包括面壁计划等设定都能在战略学等学科中找到理论影子。
这类现实语境在刘慈欣勾勒的宇宙世界里被有意或无意地进行了合理化，而现实情况却往往要复杂得多。在国际关系中也有其他主流理论强调相互依赖带来求同存异的发展，和这类一上来就假设宇宙文明之间是零和博弈关系的作品取向大相径庭。幻想文学的价值之一不正是让人类得以思考如何超越这种人类间旧有的互动模式，建立新的可能性吗？相较之下，国外描述宇宙文明关系方面的作品更为多元化，其中不乏涉及星际交往和合作的内容，诸如《星际迷航》、《沙丘》和《降临》等优秀作品勾勒的宇宙世界观及知识创意依然值得国产科幻学习借鉴。
当然，中国当代的科幻创作中也不乏关涉社会现实的反思性作品，但其规模及影响力都尚无法与《三体》等作品相提并论。在以刘慈欣为代表的国产科幻逐步走向世界的同时，也应看到这种科幻模式本身的局限性及其之外的蓝海。今天我们享受着史无前例的技术红利，自然也会想象和表达种种变革对我们自身和未来意味着什么，而这不是单靠技术乐观主义和目的论的宏大叙事可以达到的，更需要创新批判性的视角和叙事方式。未来的国产科幻作品需要逐步走出技术理性主导下的宏大叙事模式，反诸技术理性本身的思考，贡献对人类自身和社会的反思。只有具备这种对既有认识批判性甚至颠覆性的创新思考能力，中国才能出现更多世界水平的科幻大作。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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