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幻现实主义角度解读《北京折叠》
一、引言2016年8月21日，郝景芳凭借科幻小说《北京折叠》在第74届“世界科幻大会”上荣获2016年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郝景芳成为继刘慈欣之后第二个获得“雨果奖”的亚洲人，再加上同时参选的刘慈欣《三体2》在入围阶段就已落选，更让郝景芳一下子从中国青年科幻作家群中脱颖而出，受到各界广泛关注。
郝景芳1984年出生于天津，2002年获得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2006年，郝景芳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进入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同样在这一年，郝景芳正式开始科幻写作，至今已发表长篇小说《流浪苍穹》、短篇小说集《星旅人》、《去远方》、《孤独深处》等，其短篇小说《祖母家的夏天》曾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读者提名奖。2008年，她作为交换生赴法国留学半年。后来转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2013年，郝景芳毕业并开始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从事宏观经济研究。
对于科学的兴趣源于郝景芳孩提时代的阅读经验，她9岁时看过《十万个为什么》后就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 。高中的时候，她痴迷于物理，卡尔•萨根的《暗淡蓝点》、爱因斯坦关于科学哲学的文论、哥本哈根学派物理学家们的随笔集……都让她废寝忘食，虽然她也读科幻小说，比如刘慈欣、克拉克、阿西莫夫，但真实的宇宙明显比幻想世界更吸引她。高考后她如愿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随后继续在清华读天体物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但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发现自己和“大牛”之间的差距，用她自己的话说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学渣”，这种焦虑感和自我怀疑曾一度困扰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郝景芳开始了科幻小说的写作。“2006年提笔写作之前，我处于一种内外交困的气馁状态，几乎没什么能把自己救出去。我的气馁来源于全方面的自我怀疑。”“那几年心理状态也不算好，仍然处于间歇性的不快乐。写作给我一个可以安静进入的空间。”“我喜欢科幻。科幻给我一个离开现实的机会。” 可能正是科幻写作为郝景芳创造出另一个世界，让她内心的焦虑得以释放，并一步步走出幻灭。后来她改读经济学博士，致力于解决世界普遍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在郝景芳困难时期给予她力量的科幻写作，从此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而正因为她独特的经历——有过一段自我怀疑和重生，有对个人自身的深入思考，再加上女孩子所特有的气质，使得她的科幻小说拥有了一种其他青年科幻作家所没有的特点，如刘慈欣所说：“感觉像一束消失很久的夕阳又照了回来，为科幻洒上了一层诗意。”
二、“无类型文学”与科幻现实主义
郝景芳的科幻小说的确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尤其是她早期的写作，这种特点更加明显，所以一度面临对科幻读者来说不够科幻，对主流文学作者来说不够文学，主流杂志不刊登，科幻杂志也退稿的尴尬局面。好在她一直坚持了下来，尤其是获得刘慈欣的鼓励后，慢慢的开始有更多的人发现郝景芳科幻小说的魅力。郝景芳对自己的写作特质是有自觉的，她将自己的这种写作称为“无类型文学”，她认为：“如果我们将小说空间分为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那么纯文学或者主流文学关心现实空间，也表达现实空间，而科幻或者奇幻文学关心虚拟空间，也表达虚拟空间。……而与这两种纯粹的形式相对应的，是一种介于二者之间更模糊的文学形式：它关心现实空间，却表达虚拟空间。……它所关心的并不是虚拟世界中的强弱胜败，而是以某种不同于现实的形式探索现实的某种可能。” 用虚拟空间的形式来探索现实世界，这样的表述不得不使我想到“科幻现实主义”这个概念。
一般来说，人们会认为“科幻小说”最重要的特质在于逻辑自洽的“科学性”与汪洋自恣的“幻想性”，很少有人会把“现实主义”作为科幻小说的要素。但其实科幻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本来就包含对社会人生的表现，在中国科幻界中也有人强调科幻小说的现实主义因素。早在2007年成都的科幻•奇幻大会上，科幻作家陈楸帆 就发出了“现实已经超越科幻”的警告，那时候他还纯粹指的是科技上的“超越”，而到了2012年星云奖科幻高峰论坛时，陈楸帆结合中国的现实，说出“科幻在当下，是最大的现实主义。科幻用开放性的现实主义，为想象力提供了一个窗口，去书写主流文学中没有书写的现实”这一经典论述，后经由韩松老师的提炼，诞生了“科幻现实主义”这个词。“科幻现实主义”开始频繁出现于各种媒体关于中国科幻的报道中。陈楸帆后来在《对“科幻现实主义”的再思考》一文中进一步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解释，他称更愿意将“科幻现实主义”理解为一种话语策略，面对现实，因为有太多禁忌问题，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在逃避，科幻文学反而可以关心现实。 在之后的阐述中，他将大部分“严肃”的科幻小说都归为“科幻现实主义”的范畴，也就是说“它是一种风格，高于‘太空歌剧’‘赛博朋克’‘反乌托邦’等亚文类（sub-genre）之上，科幻现实主义可以作为一个定义加在任何一种亚文类的前面。” 在小说中体现了某种逻辑自洽的“真实性”并由此必然跟现实产生联系的科幻小说，都可以称为“科幻现实主义”。在陈楸帆那里，是由于现实的某种限制和禁忌，让科幻文学成为一个很好的表达现实的窗口；而对于郝景芳来说，“虚幻现实可以让现实以更纯净的方式凸显出来” ，她采用科幻的形式，是为了更好的表达现实、关心现实。不管理由为何，陈楸帆和郝景芳写作科幻的目的都是为了凸显现实问题，无论在何等虚幻而遥远的时空架构当中，他们心心念念的其实仍是小说所被创作的当时、人类与现实的状态。所谓殊途同归，这种试图用科幻来表达纯文学主题的努力，这种试图打破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界限的做法，何尝不是一种“科幻现实主义”？
三、色彩鲜明的社会批判
科幻现实主义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对现实的再现与批判。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就带有鲜明的“科幻现实主义”风格。作品的时间设置在近未来的某个时段，北京城进行了大面积工程改造，六环以内被人为打造成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物理空间的城市，当其中一个空间出现时，另外两个空间就折叠起来，里面的人也处于休眠状态。其中第一空间生活着500万统治者和管理者，第二空间汇集了2500万白领阶层和学生，第三空间的人最多，高达5000万，他们属于底层劳动者，其中2000万是垃圾工，另外3000万靠贩卖衣服、食物、燃料和保险过活。不同空间的人不仅拥有的空间不一样，连能够享有的时间长短都有差别，当然第一空间的人享有的时间最多。三层空间，对应着三个不同的阶级，第三空间是底层工人，第二空间是中产白领，第一空间则是当权的管理者。这是经典的反乌托邦设定，在近年来众多的好莱坞电影，如《饥饿游戏》、《极乐空间》、《逆世界》、《雪国列车》中都能看到，以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将形成的彻底地阶级分化为主题——这的确是全世界都正在面临的一个趋势，而且几乎是一个无法改变的趋势。反乌托邦小说的典型设置是阶层的二元对立，“上流社会和下层贫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郝景芳在《北京折叠》中加入了中产阶级，让二元对立变为三种阶层，并且以“北京”这座超级大都市为蓝本，融合日常生活中的细微感受，让这个故事具有了“更为冷峻的现实感”。
郝景芳在谈到写作这篇小说的初衷时曾说，她感觉存在着平行的北京，手握权力或资本的上层决策者，面色疲惫的白领，然后是保安、快递、送餐员、保洁阿姨……大家可以共享CBD的物理空间，并发生短暂而漠然的交集（比如小白领从送餐员手上接过外卖）——但所有人都对彼此几乎固定的命运轨迹心知肚明。 这些人虽然没有被物理隔离，但却是熟视无睹地擦肩而过，然后继续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前行，平行线般没有交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差异，被实体化为生活物质资源的差异，乃至使用时间的差异，这就是北京折叠的世界观。
除了指出日益严重的阶层分化和阶层固化，小说还一针见血的揭示出某些社会问题，“稍微好一点的幼儿园招生前两天，就有家长带着铺盖卷在幼儿园门口排队，两个家长轮着，一个吃喝拉撒，另一个坐在幼儿园门口等。就这么等上四十多个小时，还不一定能排进去。前面的名额早用钱买断了。”对当下普遍存在的幼儿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状况进行了直白的揭露；在第三空间，垃圾工老刀一顿早饭要花一百块，一道菜三四百就很贵了。糖糖上幼儿园的学费则是一个月一万五。第二空间里的秦天在金融咨询公司作实习生一个月工资十万块。第一空间里依言给老刀的封口费十万块，只是她一个星期的工资，而她每天只上半天班、拿半薪。不同阶层之间收入与消费的巨大差异，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又的确以某种夸张变形的方式揭示了现实社会的真相；还有对垃圾工们日常生活的展示，作为租客的年轻女孩们为一点暖气费与房东老太太之间的争吵，以及建造北京这座折叠城市的建筑工人们是如何拼命地成为一个垃圾工只为能继续留下。流动人口、群租现象、农民工群体……这些刺眼的真实，映射出大城市中一部分人的生存处境，在沉重的现实引力之下，他们过着如蝼蚁般的生活。郝景芳笔下的北京城，除了能“像变形金刚一样折起来”，“几乎就是一个现实主义” 。
《北京折叠》有着对社会人生的细致描摹，其中寄托的是郝景芳对现实世界、对生命存在的探索与思考。郝景芳曾经居住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楼下就是嘈杂的小巷子、小苍蝇馆子和大市场。她在楼下吃东西会和店主聊天，听他们说着远方其他省份的家人孩子，听他们在北京看不起病的忧伤困扰。而她自己，由于读书时间很长，身边一直围绕各种喜欢谈论整个世界、感觉自己即将接管世界的跃跃欲试的学生，他们对未来充满奇异的期望。郝景芳在工作中有机会参与一些会议，也能见到不少能够改变世界的大人物。她写的园子就是钓鱼台，在这些园子里，改变世界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就是喝咖啡那么容易。所有的这些碎片和画面在她脑中和心中碰撞，最终形成了《北京折叠》。郝景芳对《北京折叠》有着清晰的体认：“实际上我不认为它是一篇幻想小说，我写的也根本不是一个不存在的未来。”
四、平淡中的深刻思索
除了对社会现实的揭露与批判，《北京折叠》值得称道的还在于它踏实淡定的笔触。一般的反乌托邦小说，情节基本是上层压榨下层，下层在隐忍中酝酿反抗，直至冲突爆发，下层终于推翻上层或是被上层镇压。但郝景芳却以去戏剧化的方式，在平铺直叙中娓娓道来，只为了向读者展示她眼前的这座城。
这个被人为区隔的三层空间里并没有激烈的冲突，老刀为了给人送信，从第三空间到了第二空间，又来到了第一空间，之后带着第一空间的回信又回去了。没有生死抉择，也没有天人交战，好几次在老刀即将有可能面临危机或波折的时候，之后的剧情却又波澜不惊的滑过去了。老刀路过的、看到的，都是平凡的人、事、物，但这种平凡反而营造出了最贴近真实的氛围。这种写法或许和郝景芳本人恬静沉稳的性格有关，或许与她“想把抽象的感觉具象化，难免对于情节有所忽略” 有关，但无论如何正因为情节的平淡和作者的克制，读者才不会被戏剧冲突吸引过多注意力，更能纯粹地体味这个社会带给人的感受，真实得令人胆寒。这种真实感，正是《北京折叠》吸引人的首要因素。
除了真实以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折叠》中对人的描写。郝景芳在《北京折叠》中没有设置任何一个所谓的“反派”，“第三空间”的老刀在“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之间穿梭，遇到的人对他都比较友好，没有发生什么残忍的事情。跟情节的平淡相匹配，故事里个体的人并不邪恶或残酷，但整个折叠北京的设定——连空间和时间都是不平等的——其实又异常残酷。这样一种反差，也是《北京折叠》令人玩味之处。郝景芳曾说自己的作品“更关注个体、人心”。在郝景芳笔下，每一个个体不能单纯的用“善”、“恶”来标签，她认为普通人的人性是非常复杂的，既有自私的地方，也会有恻隐之心，处在不同的社会位置，可能会激发出复杂人性中的不同成分。 《北京折叠》想表达的，正是处于不同阶层中的普通人的不同心态，他们如何看待整个世界，如何看待自身，以及如何在自己的阶层中对整个大背景起到作用。社会的阶层分化不一定是某个或某些邪恶的人造成的，每个人都愿意把世界往好的方向推动，但社会的发展趋势却依然滑向了不平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良知的个体该如何自处？
《北京折叠》还有对于社会更深层次的思考。小说里通过老葛的话，让读者知道了通货膨胀不会传递到第三空间，那是因为第一空间和第三空间不需要通过货币进行物资交换，简言之，第三空间就负责处理垃圾，自给自足，第一空间提供的就只有垃圾和管理控制。事实上，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机器早已经可以代替人处理垃圾，和老刀一样的两千万垃圾工人只不过是出于“维稳”的需要而被保留了工作，所以也只能被“塞到夜里”，不参与社会经济的运作。一般的反乌托邦小说里，上层社会的享受往往是靠剥削底层社会的劳动才能维持，于是被压迫的地方总会诞生反抗。可是在郝景芳笔下，科技的进步早已让重复性的机械劳动可以被机器替代，第三空间的民众由于知识水平的脱节，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仅仅是在消耗资源，而不能创造任何的价值。此时反抗自然也无从发生——因为连剥削都不存在了。如果老刀们的劳动是艰辛而毫无意义的，那么比起被剥削的残酷，连被剥削的价值都已经丧失，恐怕才是彻底的悲哀与绝望。这也是小说在现实批判之外，想要探索的另一个深层主题：机器化和自动化对于人类社会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假如未来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取代了现在的工人，这些工人全部失业怎么办？如果连人的基本劳动价值都受到了冲击，大多数人的劳动本身已经没有了意义，那么他们生而为人的意义，又从何处体现？
这个貌似温和平淡的故事背后，蕴含着一种冷峻而深刻的思索，令人不寒而栗。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的不平等出现了，虽然人类一直致力于研究并消除这种不平等，但似乎最终也只是制造了更多的不平等。机器的出现本来是为了解放人类，让人类过得更轻松更快乐，然而现实的发展却一步步走向了它的反面。这样的过程，没有人能够幸免。郝静芳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意识的科幻作家，有着积极的现实参与意识与社会责任感，而《北京折叠》正是她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尝试。
两千万老刀们在第三空间里卑微的生活着，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不创造任何价值只消耗资源的人群，可以用其他方式彻底解决掉，不用还费心的为他们保留捡垃圾的工作。但郝景芳并没有选择这个角度来讲述故事，恐怕是因为她内心深处仍怀有对人类文明的希望，虽然最终一切可能是徒劳，她仍愿意与这个复杂的世界奋战到底。《北京折叠》里老刀铤而走险的“旅程”是为了给养女糖糖凑够上幼儿园的学费，哪怕身处残酷的“第三空间”，老刀仍然有对自我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会为了对孩子的“爱”去做一些突破秩序的努力，正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北京折叠》冷酷现实背后所蕴藏的温暖。
（任冬梅，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本文引文注释请参见《南方文坛》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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