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2016：通变，必数酌于新声
这是一个传播媒介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文学写作的变革和新技术有着天然的互为因果关系。当下，现场文学批评应更多倾向于捕捉中国现代性经验所引发的文学性嬗变，在通与变的互动中，寻找到恰切的批评视点和评述对象。本年度一部分作家重回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性叙事，这种叙事在海量的文本中发出一缕光亮，让我们重拾对于作家智商、理性和尊严的自信；在喧闹嘈杂的现世生活中，中国式的坚韧与善性依然在芜杂现实中艰难前行；中国现代城市的崛起和现代城市病人成为新的先锋叙事动力，中国现代性问题也更多在都市的层面展开新维度；无限广阔的中国当下赋予文学坚实的故事性，物质豢养中的贴身肉搏与功利主义摹写成为现实的一种；革命、历史、性与父辈们成为一部分写作消费的对象，在没有体贴同情之理解的叙事中，历史走向无深度的虚无；网络类型文学依然通过网络平台和影视传播进入大众和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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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写作的微澜
先锋重镇重回民间日常，中国乡土精神性的回望与反思。《望春风》中，格非从知识分子视角回望民间——从政治、历史和叙事先锋回归中国传统乡土的日常，这种回归意味着：在经历了对于乡土粗陋的欲望化、政治化和农村化的记忆之后，格非一代作家转向对于真正中国乡土精神性的回望与反思，这无疑是格非文学叙事在历史与现实维度的异质性深化。历史在这里成为潜伏在寻常农家生活的暗影，在对乡村风致和人物日常性近乎白描的叙事中，格非精心建构了一个看似碎片化的民间生活场域，通过“我”的少年视角窥视碎片化生存中蕴含的神秘叵测，这和他历史哲学中个体命运的不可知论十分吻合。在小人物和大历史遭遇的偶然性中，农事、情事和家事层层袒露着日常性的温情、惫懒与伤害。特定时代人物命运的必然性则在和风细雨的叙事中不断扩展历史阴影的景深。中国传统乡土精神曾经孕育的文明和价值谱系，在人伦日用和自然哲学层面依然有着令新型文明样态惊讶的再生性和传承性。在这个层面上，汪曾祺作为最近的经典存在。《收获》连续几年依然连载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这个文本以真正中国乡土的精神性元素还原了作为地域民族价值伦理和精神原乡的湘西。尽管中国地域性差异带来生活习惯与风俗的极大差异，然而，农耕文明的人伦风俗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精神存在，依然和煦温暖着已经千疮百孔的中国民间社会。
青年知识分子直面个体精神困境，面向现代城市和式微乡土的双向忏悔与挣扎。当一部分作品将历史、个人乃至精神与身体都变成写作消费对象的时候，个体和群体都无法在一个精神性的层面来谈论困境。在被欲望、权术、机心、政治乃至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所裹挟的文本中，精神性困境是一个被故意忽略，甚至于是被嘲弄的问题。由此，对于现代个体精神困境的真正反思就弥足珍贵。徐则臣《王城如海》直面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救赎问题，这种精神救赎是在解构粗陋乡土叙事的基础上，以对历史和当下双向尊敬的姿态去叙述生养自己的新乡土和新城市。这个小长篇带着真正的生命体验表达了一代人进入厚重精神性叙事的姿态——不用借助宏大历史和政治事件，而是通过个体的内省和有所为的救赎行为来达到对于当下和历史的反思。小说体现了中国情境中真正的精神性痛苦，塑造了这个时代的、独特的、典型的“这一个”人物。小说的主人公最终无法真正进行自我或他者的精神救赎，反而被巨大的吞噬性力量裹挟着，无法自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小说抵达了知识分子写作的幽深精神区域，在一片晦暗的夜海中，反思和救赎闪烁着灯塔般的光亮，而行尸走肉的躯壳才得以在物质功利主义的面目下复苏与醒来。
不死的理想主义与青春原乡的人性深度。王刚《喀什噶尔》是一部极具文学才华的成长小说，青春期的伤感迷惘和长笛声一起回响在喀什噶尔，而其中最打动人的是那种经历过革命理想年代又执着于人性深度的青春记忆。体制化的年代，一个懦弱少年在对少女们的追忆中进入真实、残酷又充满诗意的历史维度，苦难以青春精神原乡的方式得到了救赎与升华。每一代都有自己的青春记忆，相比较于所谓的“残酷青春”的灰冷色调，这种保有个人性体贴与同情性理解的青春叙事，恰恰在不死的理想主义面前透露出了对于非常年代和非常环境中残酷青春的一种真正直面与抵抗。
传奇作为一种叙述方式——从人性灵异到文人趣味。张炜《独药师》以独特的方式叙述了人性、文化和生命的内在性世界，在充分延展“內视”的同时，以复调的方式将近现代历史作为凝重的叙事背景，父亲形象以象征符码的方式暗喻“內视”的某种不可靠性，历史正义和价值伦理取向始终悬置在“內视”的上方。由此，张炜依然在一个相当多维的层面上表达了他对于当下历史、文化乃至文明的洞察与反思。《北鸢》以红楼笔触叙写民国记忆，葛亮以文气而典雅的汉语回溯和重构自己心目中的民国旧人和旧事，笔调哀婉中见奇崛，意蕴清幽中有孤愤。作者有意间离当下现实语境的浮躁凌厉，意图在汉语的声律气韵中传达中国的文人气味。然而，中国近现代波云诡谲的历史依然和真正的古典精英传统相去甚远，末世商贾军阀家族的爱恨情仇毕竟沾染过多的离乱与血腥，精致典雅的文人趣味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这样的时代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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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郁低回的倾诉与置身事内的冷眼叙事——爱、善、温度与体恤
这类叙事既不同于1980年代理想主义支撑下的人道主义叙事，也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对于人性幽暗面的揭示，而是中国式生活的低吟与倾诉，保有充分同情与体贴的温度，执着于好好活着的爱、善、温度与体恤，同时又对麻木生存的粗糙与无意义投去深深的一瞥。叙述姿态上冷眼中有热肠，凛然中带着忧伤。在对个体生存和精神困境的咀嚼中，作家们进入对于现代中国人普遍精神困境的叙事。
邱华栋《云柜》摹写了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在精密算计好的程序化的生活节奏中，所谓成功人士不过是被资本和技术绑架的木偶而已。石一枫《拯救麦克黄》通过一条狗的失踪透视了当下职场中人性的异化，在急转直下的戏剧性情节中，体现出作品对于人的善性与良知的洞察。杨怡芬《地狱航船》以想象中的历史镜像来反思战争对人的践踏，通过中国民间乡野的宽厚与母性唤醒了所谓文明人对于自私、狂妄和罪恶的内省。侯磊《女司机》叙述了一个背负着生活重压的女司机在北京城左突右奔的艰辛，生活的坚硬不是女司机悲苦的原因，恰恰是无人理解的孤独和寂寞让这个坚韧的女性体验到深深的挫败感。黄咏梅《病鱼》在温情的叙事中渐次揭开人性的伤痛，庸常生活流的摹写中折射出两代人对于记忆、情感乃至历史镜像的认知与判断，小说中人的复杂性在体谅的同情中转换成为一种和解的力量。曹军庆《胆小如鼠的那个人》通过对一个乡党大半辈子的讲述，呈现了当下世俗生活中功利主义对于人心的侵蚀，“我”作为一个坚守内心自由的失败者，带着不被理解的孤独和悲怆，谦卑地活着，坚韧地表达着。王威廉《无据之夜》倾述了个体面对自身精神困境的痛苦与绝望，小说揭示了当下青年生存状态中的无意义和虚无状态。王手《阿玛尼》通过对于过去二十年中国城市平民的重新叙事，表达了当下生存中“人”的庸常与卑微，凸显世事变迁中人性历经多次的蜕变与颓败。西元《枯叶的海》叙写了军旅生活中青年知识分子心智的成长，在人生不同境遇的历练中，主人公最终选择了一条平庸却让自己能够平静安稳对待人生的路径。和解在这里往往不是一种妥协，而是在庸常生存中努力让自己和他者获得最起码的良知，从而在新的时代伦理价值体系中趋向善和善的生活。
中国一批写作者自觉地从日常性经验进入中国现代性审美，通过瞻前顾后的反观与折射，从现代人性中的常量和变数来打量转型中的中国式伦理、道德、情感乃至人性的新特质。他们一方面向现代生活之流的内部深入，去摹写人性的幽暗区域，以探究而非控诉的姿态探索人性及其救赎的可能性。一方面他们又向智识写作转向，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常态生存中发现异质性，透视生活表象，认知生存的真实及其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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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西米亚人、游荡者——现代城市与现代病人
李宏伟《假时间聚会》《而阅读者不知所终》等作品充分表达了作家穿越现实生存的哲思与想象。小说的先锋性不仅仅体现在人物、情节和叙述方式设置的碎片化、重复性和无主题化，更为重要的体现在小说哲学思维的前沿性。小说在叙述的链条中层层深入地展示作者对于现实本质的感悟和认知，虚拟的现实和现实的虚幻以一种突兀而精确的方式抵达了作者所要表达的观念——现实的虚妄和现实的真实一样让人难辨真假。当我们以一种新的主观性去看待生活本质的时候，或许正如我们无法判定那只不知死活的“薛定谔的猫”一样，写作及其写作的本源——生活都成为一种无法确定的想象，李宏伟作品在貌似荒诞的情节和情景中凸显出作为“现代人”的无历史感。晓航《霾永远在我们心中》隐喻了现代城市生存的虚幻与冷酷，以及人心颓败荒凉中岌岌可危的精神伦理困境。现代都市的种种乱象和病症在这个文本中似乎都能找到，在一切设计好的高科技环境中，人的虚伪、懦弱与欺骗都包裹在“霾”中，“霾”作为巨大的隐喻预示着人类可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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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豢养中的现实生存——死亡、欲望、恶以及身体
在物质日渐丰裕的时代，功利主义往往以爱恨情仇的“恩怨”和职场政治的“宫斗”混淆道德和伦理的正义。死亡、欲望和恶原本是文学审美性表现的重要元素，而当下它们往往作为文学叙事的道具存在。这些充满叙事动力的道具让文学文本充斥着冷硬荒凉的气息。由此，心灵的枯竭并非是因为物质的丰裕，而来自于我们对待物质主义豢养的态度。
死亡成为一种叙事的策略，在对死亡的咂摸和体悟中，生及其苦难才呈现出姿态各异的魅性。肖江虹《傩面》叙述了蛊镇傩村最后一个傩面师之死。凸显出对于地域文化叙事多层面多维度的延伸与探究。文本从生死反观式微的宗教民俗对于现代个体人的浸润，纠缠在面具背后的是难以言说的神性、巫性与人性。强雯《石燕》叙述了一位古文物专家华绵被裹挟到商业利益纠葛中，最终不堪忍受而死。是一个有着创伤性记忆的人面对生、死、爱、亲情乃至世道人心的幽暗独白。焦冲《无花果》在死亡的笼罩下，叙述了当下青年人更加决绝地抛弃一切传统、伦理、道德乃至人性的规约，理性而冷漠地走自己的路。在大量以死亡为题材的小说中，死亡从终极的意义追寻变成文学叙事的策略，无疑表现出我们自身对于生命和活着意义的漠然与丢失。
在欲望面前，人是有主动选择权的。然而在功利主义的豢养下，人们往往会选择最糟糕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宋小词《直立行走》最大程度地展示了善良无能者的伤口，伤口上人性幽暗面散发着脓疮的恶臭，微茫的希望掺杂着粗陋的情感，这样的生活让女主人公陷入一片茫然和黑暗之中。小说让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女性选择了一种最坏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所谓“幸福”，这种方式远离尊严、理性乃至善良，最终走向了无可挽回的毁灭。小说在对于男女主人公生猛动物性的刻画中，凸显了城市生存的某种样态，然而文本更多是动物性的伤口呈现，而缺乏对于人精神伤痕的真正反思。
与此同时，革命、性乃至父辈们的历史都可以作为小说叙事的消费性题材，这凸显出青年一代对于都市与民间、现代与传统双向的虚无和回避。张悦然《茧》中年轻女主人公的身体流浪在不同男人的公寓里，心灵徘徊在父辈男性的记忆和身体里，伦理和价值坍塌在酷炫自我的认知中。文艺女青年李佳栖用极端个人主义的方式任性地消费着祖辈与父辈的历史，在漠视中国传统人伦日用的偏执中，文本走入对于自我、他者和历史多面向的虚无。冷漠自私的年轻心智消费着历史、革命、性乃至文学叙事本身，历史景深也被个人化的单薄精神向度消解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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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类型文学的民间性与大众化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流变，当下网络类型文学已经形成了自身发展的现状和迥异于传统写作的特征。成熟的网络类型文学兼具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口传性和西方类型小说的类型性双向特征，在文化上又表现为独特的民间性和传统母题再生的特质，在伦理和价值体系上又带有中国式的“娱心”色彩。
近几年，成熟的网络类型文学通过动漫和影视改编的方式，在海量资本的支持下，对中国民间社会和大众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民间性和大众化的广泛接受，无疑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和历史根源。第一，网络文学在新媒体平台的帮助下，回归了中国民间“口传”文学(如民间的说书)的很多特质。文学从某种程度上是人类调适心理所必须的一种样式，而网络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直接而有效的沟通方式，能够在巨大的现实生存压力下，让读者从双向沟通的故事阅读中，达到高效迅捷的心理调适，缓解现代阅读者的心理压力，这也是现代类型小说所具有的一种重要功能。第二，中国社会历来有着戏说、演义和野史的传统，这些民间叙事往往消解着正史的崇高庄严，还原民间价值伦理体系的淳朴风尚。中国文学是以精英文化为主流和正统的，其人文传统以散文诗歌为正宗，近百年来小说的地位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但是民间通俗文学依然以某种被主流意识形态遮蔽的民间亚文化方式呈现。由此传统文学母题中的很多“怪力乱神”自然而然成为民间叙事的对象。当下网络文学大量的玄幻、穿越与灵异小说显然和古典叙事传统中的诸多原型和母题有着密切的关系，更多和六朝志怪、唐宋传奇接轨。例如下凡历劫、悟道成仙、济世降妖、人鬼或人妖之恋甚至于感生异貌等，这些都以各种新的面目出现在当下网络类型小说中，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中国民间鬼故事、志怪、传奇的变种或再生。第三，精神娱乐性即“娱心”成为通俗文学消费最为重要的美学追求。当下网络类型文学在娱心方面可以说是大大超越了传统通俗文学。民间亚文化原本是和各类宗教信仰、民间风俗和宗族乡约等乡土社会文化道德秩序相辅相成的，曾经作为中国儒释道文化的某种补充。如果说六朝志怪和唐传奇中的怪力乱神相对于当时的政治文化体制来说，具备了某种民间亚文化的活力和先锋性，那么当下一味地呈现前现代社会传统民间文化中早已失去活力和先锋性的元素，仅仅在对于历史、宫廷、武功的猎奇猎艳中架构故事和人物，无疑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当下在网络写作中，这种属于前现代社会的民间亚文化和功利主义、欲望话语结合之后，的确不能提供属于现代观念范畴的价值观和历史观。
总而言之，本年度当代文学写作依然行进在传播载体变化的动荡之中。一方面纸质媒体搭建更多新媒体传播平台，另一方面新媒体以巨大的娱乐性甚至于新的审美性席卷而来。文学，尤其是以提供审美性阅读为目的的传统文学遭遇信息革命以来最为巨大的挑战。同时以新媒体为载体、以浅阅读为特征、以资讯娱乐休闲为主旨的网络文化应运而生，由此纸媒的文学刊物和文学副刊如果既不能提供适应新载体的审美性，同时又无法和新载体提供的消费性相抗衡，那么随着新载体的广泛运用，纸媒文学从自身的传播渠道来说，就面临着无法逆转的衰落性。尤为重要的是，从文学内部来说，如何提升文学自身的现代性审美，在风格、形式、内容和意蕴上更多与当下现实发生及物的精神性联系，依然是当下中国文学现场的重要问题。
来源：北京日报 郭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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