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农民的文学路，一个乡村文学社的30年坚守
30年前，一群农民组织成立了滴翠文学社。他们从油印刊物起步，迄今已刊发作品5000余篇，出版长篇小说13部，作品多次登上《人民文学》《诗刊》等刊物。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乡土文化，滴翠文学社凭着三十年的坚守，在一个小乡村留下了值得记录的乡土文化样本。70岁的王林茂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发言稿，声音颤抖，“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没想到有一天也能跟着大家玩起笔杆子来。”
2016年12月30日，沙坪坝区青木关镇政府会议室里，他第一次分享了自己的“文学路”。当天，本地农村文学社——滴翠文学社，在这里举行了成立30周年座谈会。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给中国乡村带来了巨大变革，农村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从前只晓得“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在劳作之余开始有了精神追求。
与此同时，席卷全国的文学热也刮到了青木关这一偏僻的乡村。仿佛一夜间，伤痕文学、知青小说、寻根文学这些名词从地里冒了出来，让这里的农村文学爱好者感到新鲜与兴奋。他们组织成立滴翠文学社——从油印刊物起步，迄今已有社员200多人，刊发作品5000余篇，出版长篇小说13部，作品多次登上《人民文学》《诗刊》等刊物。
文学社犹如一块巨大的磁铁
“谈理想，谈文学，一谈就是一晚上”
滴翠文学社第一任社长罗成友永远记得这个日子——1986年1月18日。
那天，下午两点，青木关爱好文学的农民来了42名。听说镇上的文学爱好者要成立文学社，有的从田坎上直接跑来，裤腿上还沾着泥巴。他们集合在文化站破旧的办公室里，个个神情庄严。
此举让上了岁数的老农们误以为又要开始抗战大合唱——1940年，“国立音乐院”迁址重庆，就建在这片偏僻的农村。
搞创作，必须要有阵地。会上，大家商定，每人每年交2元，共80多元来买办刊物的纸张；自己编稿，自己刻蜡纸，自己油印、装订……就这样，文学社靠一块刻蜡纸的钢板，一台文化站的油印机开张了。每月出一期报纸，每季度出一期杂志，每月组织一次作品讨论会。
期间，他们还邀请了重庆日报编辑记者以及本土作家前来辅导，重庆日报农村版副刊还专门为文学社开设了专栏。
犹如放在田地间的一块巨大的磁铁，滴翠文学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学爱好者。媒体人李炼当时在青木关一家陶瓷厂上班，是文学社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回忆，“下班后，大家常常带着自己的新作品，步行五六公里路与文友见面，就着半瓶老酒、几碟小菜，谈理想，谈文学，一谈就是一晚上。”
把梦想照进现实
“不晓得为了啥，就是觉得生活有了味道”
进入新世纪，种田的农民少了，打工的农民多了，农民文学社的使命，似乎更多地转向为文学梦与现实的博弈。
2000年左右，随着重庆摩托车生产的发展，农村低廉的土地成本，成为了众多摩配企业的首选。也就是这个时候，张儒学从大足来到青木关一家小摩配厂打工。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儒学读到了《滴翠》报，上面那些鲜活的故事仿佛写的就是自己，“我也可以这样写呀！”沉寂多年的文学欲望一下子打破了张儒学钟摆般刻板的生活。在昏暗的租赁房里，他用沾满机油的手，将啤酒箱倒过来，搭上一块木板开始了写作。
看着走火入魔“玩文学”的丈夫，妻子终于爆发了——她撕掉了他刚刚写好的稿纸，吼道：“尽写没用的东西干啥？别人去年开车床，今年都混成小老板了！”
张儒学不甘心：这些“没用的东西”，恰恰被滴翠文学社的文友们称为“才华”！
“要写哟，写了才能改变命运！”第二任社长郭永明常常劝说张儒学的妻子。他还组织文友们筹钱为他打印作品，出书，鼓励他多投稿。
彼时，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在张儒学的生活中从未停息。“每天都和妻子吵架，每天都有人劝我去沿海打工。”张儒学说，来自文学社的鼓励几乎成了他走下去的全部动力。
不久，他的文章开始陆续出现在国内各种报刊上，他还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与散文集。如今，张儒学已经当上了大足区作协副主席。
本文开头提到的王林茂，自62岁加入文学社后，裤兜里就一直揣着一个小本子，灵感来了“甩开锄头就动笔”。农闲时，他将自己所在的管家桥村的变化编成剧本、小品。如今，他已成为了村里政策宣讲队的骨干。
“不晓得为了啥，就是觉得生活有了味道。”王林茂说，“现在，种包谷的时候都能想出两句诗呢。”
青木关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龚国忠说，因参加文学社而改变命运的人太多：首任社长罗成友进入重庆日报，并获得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乡村教师周丁力成了重庆市作协会员；当地农民企业家李承萍59岁开始提笔，6年写了4本书……
有专家评价，30年间，滴翠文学社彰显出来的样本意义在于：在经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作为链条末梢的农村文学社，始终恪守朴素的文化自觉，以文化人，用植根泥土深处的文学梦想，滋养了一方土地。
脚踩坚实的大地
“一群土巴巴的人，写出了土里土气的作品”
30年来，滴翠文学社历任四届社长，作品5000余篇，出版长篇小说13部，个人专集50余部……作品几度登上《人民文学》《诗刊》等国家级文学刊物。
第三任社长王新觉笑称：“一个土巴巴的文学社，一群土巴巴的人，30年下来，竟写出了这么多土里土气的作品。”
此外，社员们也热衷于整理本土的历史文化。李承萍根据史料创作的《陪都求学记》还原了抗战时期，流亡学生在国立青木关中学的故事；王林茂访遍青木关80岁以上的老人，挖掘出《寿星石》等多个民间传说……
为何一个农村文学社能延续30年，至今不衰？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蔡敏认为，扎根于土地、服务于人民，就是其强大的生命力。“30年来，滴翠文学社的创作者们脚踩坚实的大地，创作出‘带露珠’‘冒热气’‘有汗味’的作品，这些作品让他们既是劳动的实践者，更是文化的创造者。”
滴翠文学社能走到“而立之年”，也得益于当地政府的扶持和社会力量的参与。近年来，沙坪坝区委宣传部，青木关镇党委、政府等多次拨款资助；一些民间人士也积极出资设立了“滴翠文学奖”“滴翠新闻奖”。
作为一道别样的风景，滴翠文学社所在的青木关镇因此和文学发生了更多的交集。1999年，沙坪坝区人民政府授予青木关镇“农民文学之乡”的称号；2011年，重庆市作协授予青木关镇“农民文学创作基地”称号。30年来，滴翠文学社活跃了镇上的文艺生活，促进了当地的文化发展。如今，在这里，“农民谈文学”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青木关也成为重庆工业重镇。
对于文学社的未来，文学社现任社长李承萍表示，将邀请市里的专业作家对有潜力的社员进行“一对一”帮扶，并积极筹划文学沙龙，建立微信公众号、网站等新媒体宣传渠道。“我们将让滴翠越来越红火，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社，而是承载着乡愁和新型农民对精神文化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来源：重庆日报 吴国红 夏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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