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不了伟大作家 中国当代文学缺什么?
与世界上许多公认的大作品相比，当下的中国文学，包括某些口碑不错的作品，总觉缺少了一些什么。现代以来至今，中国作家在融入世界文学主流和结合本国文学传统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了心目中对伟大文学的看法。一直以来，总有人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今天，这个被称之为“伟大”的时代里，却总是出现不了伟大的作家，出现不了我们时代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现不了新的曹雪芹、鲁迅或者胡适式的大家？诚然，我们拥有不少优秀的富于才华的作家，有的作品也已呈现出若干大手笔气象，可是，与我们心目中“伟大”的目标相较，距离还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从整体状态看，毋宁说，我们今天的文学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危机。今天，不管怎么说，文学进入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作家们在写什么和怎样写上，可说享有了相对充分的自主权。何以还是产生不出多少公认的大作家大作品呢，根源究竟何在？我们现在的文学到底缺少些什么呢？作家不可能脱离他身处其间的时代空气
我不断遇到有人向我提问：长篇小说既然以每年千部左右的数量面世，那么自90年代以来至今快接近万部的小说里，究竟有多少部能经得起长久的阅读？有哪些书你本人是在情不自禁地看第二遍，第三遍？对此，我常常陷入举证难的尴尬。
在此，我想特别指出，“书本”或“作品”的定义似已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也已严重地改变了文学的生产机制。原先的“书”是神圣的，要代代相传，作者需要十年磨一剑之功力，力求打造出货真价实的东西。然而，现在的书，更换率和淘汰率急剧加快，往往变成了一次性的、快餐性的物品――由于成了商品，消费性和实用性就占了上风。大凡商品，都有一个突出特性，那就是喜新厌旧，追逐时髦，吸引眼球，用完即扔，于是文学也就不能不在媚俗、悬疑、惊悚，剌激、逗乐、好看上大做功夫，这样，也就不可能不以牺牲其深度为代价。
我发现，创作上的浮躁现象源于两个尖锐得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一个是出产要多的市场需求与作家“库存”不足的矛盾。一个作家如果在市场上没有一定数量的产品频频问世，就可能很快被遗忘，于是焦虑感压迫着作家，不少人只有拼命地写，对作家自身资源的耗损极大。另一个大矛盾是：市场要求的出手快与创作本身的要求慢、要求精的规律发生了剧烈的矛盾。这一矛盾更加要命。一个作家如果10年、20年才写一部小说，就跟不上这时代的文化商品的节奏。现在很多作家身陷于两大矛盾之中，精神焦虑，甚至虚脱。不少作家的“库存”因为透支而被掏空了，耗尽了，不但生活积累，语言积累，连知识积累也越来越贫乏。没有时间充电、读书，也没有时间沉到生活深处，甚至都没有时间好好地“生活”，于是只能变着法儿闭门造车，抓住一点东西就尽力注水，膨化，稀释，书一出来又希求叫好，以支撑门面。
如果说现在文学的缺失，首先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与之相联系的，有一个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市场是通过读者起调解作用的。最值得肯定的态度还是把读者当对手――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你得千方百计地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征服对手，你要提供出使你的对手意想不到的更多新东西，你会因对手的矜持而激起真正的创作欲望和独创能力。这才是最大程度的尊重读者，也最有益于大作品的产生。可惜的是，今天逢迎读者和消解读者的写作现象比较普遍，如凶杀、暴力、色情文学，不负责任的网络写作、地摊写作甚至堂而皇之的“成人写作”以及由出版社策划、从市场找热点、多名枪手共同协作的“新三结合”写作。而具有“深度”、“本质”和原创性的征服性写作比较罕见，这导致了创新精神的失落。
急需强化肯定和弘扬正面价值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中国小说精神缺钙的现象却也在日益普遍化和严重化。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部分人群的精神生态更趋物质化和实利化，腐败现象大面积蔓延，道德失范，铜臭泛滥，以致人文精神滑坡，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消费、烦、浮躁、自我抚摩、刺激、回避是非、消解道义、绕开责任、躲避崇高等等，几乎成了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较为普遍的精神姿态。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文化空气之下(当然不是全部)，中国当下文学的营养不良，底气不足，资源不丰，传统不厚，思想不深刻，精神价值的难以整合和确立，就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我认为，就现在的文学本身而言，其“最缺少”其次表现在缺少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而这恰恰应该是一个民族文学精神能力的支柱性需求。今天的不少作品，如新乡土写作，官场文学以及工业改制小说等等，并不缺少直面生存的勇气，并不缺少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也并不缺少面对污秽的胆量，却明显地缺乏呼唤爱，引向善，看取光明的能力，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
所谓正面的价值声音，并非如有人浅薄的理解，以为是指当下政治性的“导向”，或表彰好人好事之类。它要广阔得多。它应该是民族精神的高扬，伟大人性的礼赞，应该是对人类某些普世价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魄魂。它不仅表现为对国民性的批判，而且表现为对国民性的重构，不仅表现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而且表现为对民族灵魂重铸的理想。其实，即使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也有强烈的人性发现和终极关怀的光芒。比如《红楼梦》，它绝望，悲悼，甚至虚无，但它的内里却始终燃烧着美丽人性和青春浪漫的巨大光焰，从来就云空未必空。而在我们这里，不少作家把负面的国民性(奴性，麻木，欺骗，虚伪等)当作了唯一的深刻和深度。这只能说明精神资源的薄弱。事实上，文学中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和缺乏说服力，正是社会、文化、哲学领域正面精神价值匮乏和缺乏说服力的反映。
呼唤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对生活的整体性把握
我认为，现在的文学的第三方面的“最缺少”是：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能力，面对欲望之海和现象之林不能自拔，如个人化写作或者私人写作，“70”后的欲望叙事以及为赚取市场卖点的商业化写作等。这就大幅度地降低了当前文学的品质和格调。作家的根本使命应是对人类存在境遇的深刻洞察。一个通俗小说家只注意故事的趣味，而一个能表达时代精神的作家，却能把故事从趣味推向存在，他不但能由当下现实体验而达到发现人类生活的缺陷和不完美，而且能用审美理想观照和超越这缺陷和不完美，并把读者带进反思和升华的艺术氛围中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写的是人的灵魂问题，有人心的深刻忏悔，有法律的审判、道德的审判和灵魂的审判。
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当然有的写得很好，比如池莉的《来来往往》、《生活秀》等写出了人的生存状态，但是我们很难从里面看出生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缺少一种精神关怀和人文关怀。现在的流行是越脏、越丑越叫座，反而说深刻啊深刻。其实，生活并不是那样的。这里还是有个“度”和分寸感的问题，这是文学的审美特性所决定的。不是说生活中的灰暗，污浊不可以写，而是说，有的作家作品只有写灰暗污浊腐败的能力，没有审视，思辨，取舍，提升以及使正确的审察植入作品血脉之中的精神能力。
提升宝贵的原创能力是对畸形复制能力的遏制
我认为，现在的文学的第四方面的“最缺少”是：缺少宝贵的原创能力，却增大了畸形的复制能力。大量注水或千书一面，用几个模式可以一言道尽的，比比皆是。这已经导致了当前文学中数量与质量比的严重失衡，威胁着当今文学的整体艺术水准。这些年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个又一个“复制浪头”，一个时段什么故事吃香，什么题材耸人，这类作品像事前商量的一样，连袂而出，而且发行业绩出奇的好；而命意独特的深思之作，往往受到冷落。流行总是压倒独创。不少名家，渐渐形成万变不离其宗的结构“秘方”，把几种他最熟络的审美元素拿来调制一番，就能调出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其实他永远在写着同一部作品。
一般来说，作家一生创作都有自我重复的影子，即使有的大作家，自我“重复”的特征也很明显。可是，问题不在重复，而在于精神探寻的递进性，由递进而展示思想和心理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原创性，杰出作家往往以其思想魄力能实现这种跨越，而许多作家的精神探寻则缺乏这种“精神的递进性”，故其创作不是高层次的原创，形而下的批判远远大于形而上的精神超越。“原创”二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长期观察，体验，沉入生存，深切地、紧张地甚至是悲剧性地思考的结果。
我谈了四个“最缺少”，使用“最”字，无非是突出其严重性，紧迫性，以引起注意，引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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