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泥水”
杨怡芬：小说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泥水”——《鱼尾纹》创作谈
《鱼尾纹》说的是2004年的事情。和现在，隔着十二年。
十二年的光阴，叫做什么？有叫一轮的，十二年间，我们可爱的值年生肖们从鼠值到了猪；有叫一纪的，岁星（木星）绕地球一周约需十二年，是为一纪。唉，无论一轮或一纪，十二年，真够长的，长得足够让人生出隔世之感。有时候想，这些年，如果不在写小说，我很可能会耽于中年之后的安稳，说是淡泊也好，麻木也罢，就只安于当下，忙于养生，“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可是，人到中年，作为“写作者”的那个自己却焦灼不安，她频频回望，感慨万千，竟也想学那无才补天的顽石，写点自己亲历或亲见的事情，不辜负自己来这世上走的这遭。可惜，我这么个大俗人，这些年，我所见的，也不过是些平淡无奇的俗事，这年头对于故事本身，再离奇曲折的，大家也都见过，在这上头实在难以花样翻新；我所感慨的，我想写出的，只不过是人心——这才是一个小说写作者该深耕的田地。
小说有它自足的疆域，它有它自己的味道、气息和肌理，有自己成其为小说的种种“物质”，如果没有这些，它们就不可能吸引我这么久——直到现在，我还在抗拒成为一个标准的“小说家”，还是对太过“文艺”的生活存疑。在这样的吸引和排斥之间，我只有希望我写出的小说，至少先合乎我自己的理想：它是在世俗当中的，却又能成为一个超脱世俗的存在；它也许会努力长成世情小说的模样，但它又不是能被社会学来简单解读的。小说，对我来说，是个玄奥的存在。从我开始阅读起，众多文学样式中，我独爱的，就是它；开始写作后，我独爱的，也还是它。我渴望知道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秘密，我愿意把余生都给它，即使到最后也只能无以名之。至于写作中的“主义”，它们一个个都被说得很成体系的样子，我却还是存疑又存疑，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我觉得，最奢望和最真切的是“主义过时了，主义者们去世了，艺术却永远留存。”
我对小说“艺术”之秘的理解之一是，且不说描绘美好，就是在呈现丑陋时，仍是富有诗意的。就像《红楼梦》，就像《包法利夫人》。它们都是貌似“现实主义”，而其实哪里是“现实主义”啊？要是按着现实的逻辑去校核，不成立的漏洞，何其多，但是这两个伟大的作家，创造出他们自己想象中的世界，“这世界有它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规律和自己的例外。“小说，原就是虚构的事物，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它披着仿真的外衣，它想在文字中为已经消失了的时间画像，它暗暗期待能得到从那段时间一起走来的读者的共鸣。
是的，共鸣，它是我此刻想要的。在《鱼尾纹》里，那段时间，就是从2004年春末到仲夏的日子，再具体一点，就是江南的梅雨季节和出梅后的大夏天。当你进入我的文字，如果能重新见到那段时光，在一些瞬间，看到自己或友人模糊的影子，我就无憾了。
细节，是构建小说世界的基本物质，没有它，小说就不成其为小说——至少，我是这么坚定地认为，故而，采用如此绝对的句式。我的小说，是横着生长的，每向前一步，身后都拖着细密的纱网，你可以很痛快地批评我“拖泥带水”，但我肯定会很严肃地反驳，小说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泥水”。挨批久了，多少总要低些头，于是，我也有点掌握如何阔步向前的技巧了，我对自己说，我得多写几个疏阔的，主干清晰的，读起来还爽利的，证明一下非我不能也，是我不为也。这有点好笑，但我真的在这么做。但《鱼尾纹》肯定不在此列，它是我的任性之作——对《花城》给它的宽容，我深深感谢。在这个小说中，故事每行进一步，背后都拖着“细节”的轻纱；故事怎样发展，我并不十分着力，我在意的是那些2004年的日常细节，它们在悄悄编织一个时空。有些细节，只是一闪而过的，有些细节，是反复出现的。那些一闪而过的，连缀起小说毛绒绒的触感，它们会构成一些闲笔，在主干之外，蔓生一些无关紧要的枝节，让小说之树的倒影在渊薮中更加波动有致；那些反复出现的，它们是经线和纬线，是这个小说材质坚实的质地，它们决定着这个小说能否站得住，或者，是否走得远。作为一个认定“细节就是一切”的读者，只有故事，没有细节的小说，一点也不能吸引我，那么，如果你是急于想知道“故事会怎么样”的读者，也许，会对我的《鱼尾纹》感觉不适。但万一你和我一样，也是对细节痴迷的呢？这是非常可能的。那么，我们来一起沉溺吧。2004年的初夏，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呢？把你的经历，融入我的细节吧，我暗暗希冀。
在写过一些创作谈之后，创作谈的写作，对我来说，不是越来越容易，而是越发难了。写作十五年里，我把我的写作经历和写作态度一说再说，到如今，实在说不出什么新的了。好在具体到眼前的这个小说，总是有的说的。比如，说说《鱼尾纹》这个题目。这小说的原题叫做《羞》，想来想去，到最后还是改成了现在这个题目。这个消失的原题，却正是我想说的东西。在2016年写的一个短篇小说《有凤来仪》里，我想说的，也是这个东西。知羞然后才有耻感，知耻然后有勇，而据我的观察，在如今居社会中坚的中年人中，遑论“耻”，就连“羞”这样的感觉，也是很少有了。大家都觉得自己纯洁无瑕，稳居道德高地，有错的，都是别人。我的女主角们，她们至少是还知羞的。
对我“创造”的人物，我从不曾居高临下地鞭挞，连讽刺，也很少给。我从来是体贴他们的。但，这回我重读《鱼尾纹》（像读别人的小说那么读），我却看得脊椎骨阵阵发凉。在我貌似体贴的叙述里，一股毒辣森森然萦绕其中，这是我在写着的时候没有感觉到的。《鱼尾纹》讲的故事，并不新鲜，沦陷在物质欲望里，多的是这种放弃自尊却还以为自己在往上走的人。我一直以为，我和我的人物，是在一个水平线上行动的，可这回，我看到了自己与人物的疏离。因为这份若即若离，我才有这样毫不留情的刻画，绝不放过一个不堪时刻，阴森森看着她一点点自我毁坏、崩塌，到最后，我却又轻松地逃离，独留她一个人在小说里。我相信她很快会疗好伤的，因为，在这小说里公开的隐秘，在她的“世界”里，还是被小心包裹着的。可我真的不知道，经过这样一番羞辱之后，她将走向何方。从2004年的小说空间，跨越到此时此刻，我的“朱颜”们可还安好？或者，她们也已经变成一个个自认纯洁无瑕的人？
我不敢多想。我希望她们还是知羞的。
还是继续说小说吧。我一直很喜欢小说里有散文的味道，比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比如魏微的小说。但，喜欢归喜欢，我还是比较谨慎地遵从小说之道——对于文体，我是有一些执念的。在近两年，我发现我有点胆大了，小说里依稀也有了散文的味道了——难道回望的姿态，本就是散文的？这些散文的触角，生成了一些意象。比如，在《鱼尾纹》里，夜海的意象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夜海是白的，“栀子花香搭配洒满银白月光的海，是个良宵样子”，为了放松心情，她想向丈夫求欢，但丈夫却怕影响她第二天的考试而拒绝了；第二次，夜海是黑的，在一场由她发起的带着屈辱的欢爱之后，在旅馆里“她打开窗，这时节，海边的夜风还是凉的，好像夏天永远不会来了一样。海就不远处，黑黑的，软软的。”如果没有整体散文化的意味，这样的意象，就会显得突兀，而现在，我觉得它们是妥帖的。我喜欢这两处的对比，也喜欢散落在这小说各处的那些小小意象。
我所认定的小说的“艺术”，就是由这样的一些小细节、小意象来定义的。
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里讲解《包法利夫人》时说道：“内容也许粗俗低下，作者却用悦耳而又和谐的文字表现出来。这就是风格。这就是艺术。唯有这一点才是一本书真正的价值。”信然。严肃的小说，本就该是泥沙俱下的，因为，生活本就这样，你在《鱼尾纹》里看到的，多的是这些泥沙。一个写作者，如果把心力放在对生活的粉饰和拔高上，我觉得，那才是对小说写作的亵渎。
小时候读《三言两拍》，看他“雪狮子向火”般兴兴头头渲染一通之后，总以最正经危坐的劝世语作结，当时觉得这样的文体实在好笑无比，左不过是作者的狡猾罢了。但现在自己身为作者，才觉得，在俗世中，有这样的结语很有必要。记得2009年《花城》发了我的一个短篇《迷藏》，说的是一个未婚第三者如何痴迷于她的已婚男友的故事，有个女记者特意来跟我讲：“我真的很不喜欢你那女主角。“我很认真地跟她讲：”我能写到让你很不喜欢，就算我成功了。既然你很不喜欢她，也许，在未来某个时候，当你可能像她那样做的时候，你会断然拒绝自己，那么，也算我的小功德了。“现在，我也把我这个曾经的回答写在这里吧。当然，只是写在这里，不是写在小说里。
你别笑。我是认真的。来源：《花城》杂志 杨怡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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