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养成事无巨细，仔细观察的习惯
文| 村上春树
作家要是长出赘肉的话，就算完蛋了。
世上许多人好像都以为，作家的工作无非是坐在书桌前写写字，大概跟体力没什么关系，只要有那么点敲击电脑键盘（或者在纸上运笔）的指力，不就绰绰有余了吗？作家嘛，本来就是不健康、反社会、反世俗的存在，根本不用维持健康啦、健身啦。这样的想法在世间已根深蒂固。我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理解这种说法，似乎不能简单地把它说成对作家形象的刻板成见，一脚踹到一边去。
然而实际上试一试就会明白，要每天五六个小时枯坐在书桌前，孑然一人面对着电脑显示屏（当然，就算是坐在柑橘箱前，面对着四百字一页的稿纸也无所谓），集中心力，搭建起一个个故事，那需要非同寻常的体力。
年轻时还不算太困难。二三十岁的时期，体内充盈着生命力，就算苛酷地驱使肉体，它也不会发出怨言。一有需要，专注力也能简单地招之即来，还可以维持在高水平。年轻真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啊——尽管叫我再来一遍的话，未免令我为难。
我在接受某位年轻作家采访时曾经说过：“作家要是长出赘肉的话，就算完蛋了。”这当然是极端的说法，无疑也有例外。不过我多多少少觉得，这么说似乎并无大碍，不管那是物理上的赘肉，还是隐喻中的赘肉。许多作家会通过提高写作技巧和心智上的成熟来弥补这种自然的衰退，但这么做也是有限度的。
写小说基本上是一项“慢节奏”的活计，几乎找不出潇洒的要素。
写小说这份活计，概而言之，实在是效率低下的营生。这是一种再三重复“比如说”的作业。“这个嘛，比如说是这么回事”的叙述周而复始、没完没了，是一条永无止境的挪移置换链条，就像俄罗斯套娃，一层又一层地打开。
恰恰正是这些可有可无、拐弯抹角的地方，才隐藏着真实与真理。这么说或许有强词夺理之嫌，然而小说家大多是抱着这种坚定的信念埋头劳作的。用个极端的表达，所谓小说家，就是刻意把可有可无变成必不可缺的人种。
独自一人困守屋内，“这也不对，那也不行”，一个劲地寻词觅句，枯坐案前绞尽脑汁，花上一整天时间，总算让某句话的文意更加贴切了，然而既不会有人报以掌声，也不会有人走过来拍拍你的肩膀，夸赞一句“干得好”，只能自己一个人心满意足地“嗯嗯”颔首罢了。成书之日，这世上可能都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贴切的句子。
一心想写出高明的小说、像模像样的小说，反而行不通。
我的系统中，满满当当地充塞着日语的种种词汇种种表达。想把心里的情感和情景转换为文章时，这些内容就会忙忙乱乱地来来回回，在系统内部引发冲撞。
试着用英文写小说的开篇，当然，我的英语写作能力不足挂齿，只能使用有限的单词，凭借有限的句法来写文章，句子也都是短句。不管脑袋里塞满多么复杂的念头，也无法原模原样地表达出来。只好改用尽量简单的语言讲述内容，将意图转换为浅显易懂的文字，把描写中多余的赘肉剔除，使形态变得紧凑，以便纳入有限的容器里。
尽管词汇和表达的数量有限，但只要有效地进行搭配，根据这些搭配不同的运用方式，也可以十分巧妙地传情达意。“根本无需罗列艰深的词汇”，“不必非用感人肺腑的美妙表达不可。”
作家的最大义务就是为读者不断写出更高质量的作品。
我想写什么样的小说，大概的面貌从一开始就很清晰了。“所以我还写不好，等以后有了实力，想写的其实是这样的小说”，一副理想图景就这样在我的脑海里铺展开来。那意象始终 悬浮于我头顶的天空中，仿佛北极星一般光芒四射。
遇上什么事，只消抬头望望天空就行了。这么一来，自己眼下所处的位置、应该前进的方向就一清二楚了。
小说家的工作多少类似魔术师，也许被唤作“骗子”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反讽式的赞赏。
找到属于自己的原创文体和叙事手法，首先作为出发点，比起“给自己加上点什么”，好像“给自己减去点什么”更有必要。我们要面对的细微选择太多，什么才是比不可缺，什么并非必有不可，甚至毫无必要呢？
把“可有可无”的内容逐一抛出脑海，动用“减法”使事物单纯化、简略化。我从“空洞无物”、简单通畅的文体开始，耗费时日写出一部部作品，以自己的方式点点滴滴为它注入血肉。把结构变得立体多层，让骨骼一点点粗壮起来，然后调整姿态，将规模更大、更加复杂的故事塞进里面。发展过程与其说是刻意为之，倒不如说是水到渠成。
如果你希望自由地表达什么，也许应该在脑海中尝试着视觉化。想象一下“并不追求什么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样”，想象一下那种自我形象，而非“自己追求的是什么”。“并不追求什么的自己”会像蝴蝶一般轻盈，自由自在。只要摊开手掌，放飞蝴蝶，任其自由便好。这么一来，文章也会变得舒展流畅。
想当小说家的人首先大概要先读书。
让身体穿过更多的故事，邂逅大量好的文章，偶尔也邂逅一些不太好的文章。它将成为小说家必不可少的基础体力。
养成事无巨细，仔细观察眼前看到的事物和现象的习惯。
没必要急于对事物的是非价值作出判断，要尽可能地保留结论，有意往后拖。重要的不是得出明了的结论，而是把那些来龙去脉当作素材，让它们以原汁原味的形态，历历可见地留存在脑海里。
吃过很多苦头学会的经验法则是，养成“别急着下结论”“尽量多花时间思考”之类的习惯，不论什么突发事件，我的大脑都不会朝着立刻得出结论的方向运作，而是努力将自己目睹的光景、邂逅的人物，抑或经历的事情当作一则“事例”，或者说“样本”，尽量原封不动地留存在记忆中。等到情绪更加稳定，时间更加充裕的时候，就能从各种角度审视，仔仔细细地检验它，根据需要引导出结论。
写小说时至为珍贵的，就是这些取之不尽的细节宝藏。
脑袋里配备大型档案柜
一个个抽屉中塞满了形形色色作为信息的回忆。我一边写小说，一边根据需要拉开相应的抽屉，取出里面的素材，用作故事的一部分。当我集中精力写小说时，哪里的哪一个抽屉中装着哪些东西，相关印象就会自动浮现在脑海里，眨眼间就能无意识地找到它的所在。平时忘却的记忆会自然而然地复苏。
大脑进入这种畅通无阻的状态，是一件非常心旷神怡的事。换句话说，就是想象力游离了我的意志，开始立体地呈现出自由自在的行动。不用说，对身为小说家的我来说，收藏在脑内档案柜里的信息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丰富资产。
写小说的时期，会规定好除非有逼不得已的缘由，绝不写小说以外的文字。因为倘若起笔，势必会应需要拉开某个抽屉，将其中的记忆信息用作素材。这么一来，写小说时再想用它，就会出现在别处已然用过的情况。
当然，同一种素材在随笔与小说中连续出现两次也无不可，只是一旦出现这种内容撞车，小说好像就会莫名其妙地变得单薄。总之一句话，在写小说那段时期，最好保证所有的档案柜都为写小说所用。不知什么时候需要什么东西，所以尽量节省着用。这是我从长年写小说的经验中得来的智慧。
把“没有任何东西可写”反过来当作武器
利用手头现成的东西把故事构建起来。
为此就需要新的语言和新的文体。必须创造出迄今为止的作家都不曾用过的载体，即语言和文体。什么战争啦革命啦饥饿啦，如果不去写（不能写）这类沉重的话题，就必然要面对相对轻松的素材，于是轻盈灵活、机动性强的载体就必不可缺了。
我（基于自身的经验）觉得，从“没有东西可写”的境地出发，到引擎发动起来之前会相当艰难，不过一旦载体获得了驱动力开始向前行驶，之后反倒会变得轻松。因为所谓“手头没有东西可写”，换句话意味着“可以自由地写任何东西”。
纵使你手里拿着的素材是“轻量级”，而且数量有限，但只要掌握了组合方式的魔法，无论多少故事都能构建起来。假如你熟悉了这项作业的手法，并且没有丧失健全的野心，你就能由此出发，构筑出令人震惊的“沉重而深刻的东西”。
长篇小说对我而言是生命线，而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说的极端一点，则是为长篇小说作准备的重要练习场，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台阶。
写长篇小说时，我规定自己一天写出十页稿纸，每页四百字。用我的苹果电脑来说，大概是两屏半的文字，不过还是按照从前的习惯，以四百字一页计算。即使心里还想继续写下去，也照样在十页左右打住；哪怕觉得今天提不起劲儿来，也要鼓足精神写满十页。
因为做一项长期工作时，规律性有极大的意义。写得顺手时趁势拼命多写，写得不顺手时就搁笔不写，这样是产生不了规律性的。
第一稿完成后，稍微放上一段时间，小作休整（视情况而定，不过一般会休息一周左右），便进入第一轮修改。我总是从头做一次彻底的改写，进行尺度相当大的整体加工。不管一部小说有多么长，结构有多么复杂，我从来都不会先制定写作计划，而是对展开和结局一无所知，信马由缰，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让故事即兴推演下去。这样写起来当然要有趣得多。
不过使用这种方法写作，可能导致许多地方前后矛盾、不合情理。登场人物的形象和性格还可能在半道上突生骤变，时间设定也可能出现前后颠倒。得将这些矛盾的地方逐一化解，改成一个合情合理、前后连贯的故事。有很大一部分要完全删除，另有一些部分要进行扩充，再是不是地添加一些新的小插曲。
长篇小说名副其实，就是“篇幅很长的故事”，如果把每一个部位的螺丝都拧得紧绷绷的，读者会喘不过气来。时不时在某些地方让文章松弛下来也很重要。这就需要看清其间的诀窍，调节好整体与细节之间的平衡，从这一观点出发对文章作细微的调整。
要在修改上尽量多花时间
倾听周围的人的建议（不管那建议会不会惹你生气），铭记在心作为参考来修改文章。忠告至关重要。
当然，他人的意见不能照单全收。其中说不定有跑题脱靶的意见，还有偏颇失当的。当然，不论什么样的意见，只要它是合情合理的，就有一定的意义。这些意见想必会让你的脑袋逐渐冷却，回复适当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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