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赓续武侠小说的文化记忆？
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武侠小说显然走向末路了，但武侠的情感结构则可能散入新兴的通俗文化之中，变换了模样和气质，而依稀绵延，赓续流播。前不久读到一位哲学教授写的批判武侠小说的文章，大致的意思是，武侠小说代表一种停留于原始“互渗律”层次上的幼稚思维方式，它基于传统“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人性观，弥漫于民众思想深处,是对主客相分的健全常识的遮蔽和解构，武侠精神向影视和电脑游戏的渗透更是使人们沉溺于幻想而忽视了对合理的思维方式的重建，亟待我们在大众中普及一种起码的理性即健全理智。
就此文的立论而言本无不可，但论述过程却让人不敢苟同，因为在通篇谈论“常识”的文章中充满了对于武侠文化常识的盲视，而以启蒙理性的独断和狭隘来裁判武侠小说，则是对二十世纪以来思想史与哲学史转型的无知——难道让所有人都成为单向度的“理性人”？这里面有着令人啼笑皆非的错位，没有分清楚文化的分途，即某个人喜欢武侠小说并不妨碍他对于严肃、高雅、精深文化的接受，反倒可能使他葆有包容之心和未被冰冷理性侵蚀的热烈情感。
新武侠：被重新发现和改造的民间
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彼时原本居于港台一隅的娱乐事业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回内地，作为成年人的童话，武侠小说与满溢着民族主义激情的电视连续剧一道，因其自身内含的传统文化因子而成为回流的大众文化中最为醒目的一脉。
《萍踪侠影》就是最先于1981年6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同年7月广州创刊了《武林》杂志，并在创刊号上连载金庸24年前写的《射雕英雄传》。1983年内地出现武侠热，到1985年蔚为全国风潮。几乎同时，伴随着梁羽生、金庸、古龙传入的是张彻、楚原、胡金铨的电影，1980年代中期的电影银幕上跟风涌动着无数和尚、拳师、义士保家卫国、锄强扶弱的身影，内地也出现了许多写近现代武术家如霍元甲、韩慕侠、海灯法师、杜心武、董海川的作品，它们多以爱国主义与反抗列强为主题，但吸引读者的无疑是武林轶事、技击秘术和跌宕起伏的侠义故事。
这些小说某种程度型塑了一代人的情感结构和精神内核。就个人经验而言，“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种儒家教诲并非来自于《论语》，而是梁羽生的《萍踪侠影》。男主角张丹枫在陷入石窟绝境中偶见前贤彭莹玉留下的《玄功要诀》，想到孔子说过的话，觉得自己获见异书，就如同听一代宗师亲传大道，可窥武学不传之秘，是前人未有之缘，哪里还能斤斤计较自己还能活多少天，因而心中豁然开朗。那个小说的结尾，是梁羽生填的一首调寄《清平乐》，写的是渡尽劫波的男女主人公一笑泯恩仇，虽然词牌是到大学时候才学到，但最初懵懂的印象无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冰川天女传》的结尾，吕四娘等人登珠穆朗玛峰，身体达到极限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天山派第一代掌门人凌未风刻下的“人天绝界”四个字，她一定要拉着朋友再前行三步，意在表明“今人必胜前人”——这种精进不已的形象让人难以忘怀。
少年时候心性单纯，易被外物影响，接受的事物记忆深刻，但理智未开，无法遽入艰深，启蒙作品就尤为重要，它们会潜移默化地型塑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放眼古今中外，这也是形成一般民众知识与认知框架的通例，历代以来关于引车卖浆者忠孝节义的熏染，多来自高台教化，而非精英的典章，欧洲现代文学也始于地方性语言写作的通俗作品对拉丁文经籍的取代。
但梁羽生、金庸所开创的港台“新武侠”却将平民武侠诗学化了。儒道释回、琴棋书画、医卜星算、奇门八卦、名山大川、人文掌故……无论哪个读者都无法忽视在梁、金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古典文化因素。它们与民国武侠一样都是文人化的作品，是被重新发现与改造的“民间”。
梁羽生的小说固然富于典雅韵致，但其关于侠义精神的内涵继承的依然是先秦而下的利他与自由精神，笔下侠客多有“人民性”的责任感，即使是金世遗、历胜男那样的个性人物也符合主流价值观。如果说梁羽生多受限于故事的具体历史背景，金庸架构的武侠世界格局则更为开阔：在郭靖、杨过、令狐冲、石破天这些主角身上映射了儒、道、佛的通俗化观念，《连城诀》中的狄云已经离侠义颇远——后期金庸有意灌注讽喻，但《鹿鼎记》以政治与侠义、朝廷与江湖的张力解构侠义，无疑与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对骑士小说罗曼史的讽刺不同，而携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金庸的许多章节设计和段落描写依稀可见电影调度与戏剧场景的化用，也吸收了某些西方现代文学的叙述方式和情节结构，古龙则全然“现代化”了，他的形式创造与浪漫主义侠客形成了同构的绝响，但也显示了新武侠写作与视听文化的日益紧密结合及其即将终结的命运。
后武侠：能量被耗尽之后何去何从
耐人寻味的是，长久以来主流文学史和文化史很难给予武侠文学一席之地，来自“高级文化”的批判始终不绝如缕。
哲学家李泽厚在金庸逝世后应邀给香港《明报月刊》写悼念文章，因为忆及早年落魄时拒绝金庸赠金之事，引起了极大争议。李在文中对金庸的“小气”颇有不恭之词，让很多人觉得他心胸狭窄且不近人情。李泽厚显然对金庸的武侠小说就算谈不上鄙视，至少也觉得无足轻重。但他还是包容的，其背后当然也是精英意识在起作用，也显示出他一定程度的盲视。但恰恰在这种畅言所想中，李泽厚显示出活出了真我的潇洒，倒是颇有侠客人物的气质。
然而，在新媒体文化甚嚣尘上的当下，如果不是因为涉及到的两位都是名人，这件事可能不会产生什么关注度。事实上，即便已经产生的关注度也不过是片刻的热点，旋即被纷至沓来的各种信息洪流所淹没。新世纪以来的武侠小说几乎耗尽了它所蕴藏的所有能量，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武侠小说显然走向末路了，但武侠的情感结构则可能散入新兴的通俗文化之中，变换了模样和气质，而依稀绵延，赓续流播。
小时候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一部连续剧《路客与刀客》,又名《千秋英烈传》，讲述的是不同年代或有本事（如荆轲、聂政）或纯虚构的刺客、游侠的故事，那些故事独立成章，一气贯穿的是千载而下依然英风凛冽的豪情与仗义，“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值得一看。因为年深日久，具体剧中人物名姓已经漫漶遗忘，其中有一个片断，是某个贵族官僚带着幕僚或门客在街头漫步，偶遇某个乞丐般的人物躺在街头，昏睡中有苍蝇骚扰，乞丐出手如电将苍蝇捉住捻死。贵族官僚颇为惊讶，觉得遇到了异士高人。幕僚则告诫他，也可能不过是江湖术士故意炫技，招人耳目以便谋求进身之阶。当然，后来证明那个乞丐确实是一个著名的刀客。这个情节，其实构成了武侠小说在文化场域中的隐喻：它们的存在也许就其自身而言不过是路客的自然形态，然而路客中亦不乏偶露峥嵘的刀客——不是剑客，因为剑很早就脱离实战，变成更具有仪式感和尊贵感的礼器与装饰，刀客则才更民间与江湖。
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写道：“即使具有最进步思想的日本人,如果在他的皮肤上划上一道伤痕来看的话,伤痕下就会出现一个武士的影子。”这是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记忆。也许我们在地铁、街头、商场、公司门楼、酒店大厅看到随便一个路客，划开他的皮肤，同样会发现一个刀客的影子，血脉贲张，肝胆皆冰雪。
（作者:刘大先,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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