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卖画保护古建筑，不避讳给副市长及秘书送过字画
冯骥才坐在自己位于天津大学的会客厅里，谈起他的天津情结。会客厅里摆放着他从全国各地搜罗的古董，有嘉庆年间的雕花屏风，也有天津老宅的旧门楼。他在天津旧时的租界长大，听过很多租界里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故事。他的父亲在银行做事，小时候父亲跟他讲过一个银行职员与外国牧师的女儿谈恋爱，结果被外国人追杀的故事。这个故事冯骥才一直记着，他把这个故事改头换面，写到了自己最新的小说《单筒望远镜》中。“这个地方有很多非常荒唐离奇的事。”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天津本土民间传奇进入冯骥才的小说，评论界以“历史小说”“民俗小说”“津味小说”概括，冯骥才认为都不确切。天津这个地方有其特殊性，冯骥才称之为“华洋杂处”。上世纪初，天津老城与外国人在天津开辟的租界遥遥相望，冯骥才多部小说以此为时空背景展开。以旧天津华洋并峙的权力、文化空间搭台，表现中西文化接触、交流、冲撞时的种种反思，是冯骥才小说中一直延续的重要主题。
双城对看
同是租界城市，上海杂糅，而天津刚猛。这与天津租界的设立方式与民族文化心理有关。天津有 600余年的建城历史，但真正崛起是在近代。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绕过大沽炮台，从北塘登陆，里外夹击，拿下天津，旋即要求开辟天津为通商口岸。口岸开辟后天津发展迅速，由一个近畿的府属县城，变成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和港口贸易市。
旧的城市空间被打破，而且是以一种被迫的姿态。1858年到1860年，英法等国相继在距天津城两三公里的地方各处圈地，划定租界。至20世纪初形成九国租界，面积累至23000余亩，是老天津城的八倍，对老城形成踞压之势。在夹枪带血的被迫近代化过程中，天津也迎来自己的巅峰，上世纪20年代一度超过北京成为北方经济中心。因为开埠，一些南方的大户也北上移民做买卖，这些人都在租界里居住，其中就包括冯骥才的爷爷。
崛起与屈辱一体两面，复杂的民族文化心理笼罩下形成了独特的地理空间结构。与上海的租界“不断溢出”相比，天津的租界与老城的地界分野更明确。天津人好奇租界、羡慕租界，更提防租界、抵触租界，也畏惧租界。而租界当局也有意强化空间分隔（如英租界1866年就颁布过《天津土地章程和通行章程》，完全排斥本地华人在租界内租地、盖房或居住），使天津形成了独特的双城对峙模式——住在老城的天津本地人和住在租界的洋人与外地人“刻意维护各自的空间个性，拉开华界天津与租界天津的文化与心理距离”。
《单筒望远镜》是冯骥才利用构设文化冲突的又一文本实践，正如学者李永东所言，“差异性的空间被赋予文化身份与民族观念的表意功能，从而构成另一种意义上的双城记。”小说一开始就构建了两个异质的象征空间：位于老城的欧阳老宅与位于紫竹林的莎娜家。冯骥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开篇描写的大槐树下欧阳觉一家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原型参照自己的家族，富有儒商气质的欧阳觉父亲与自己的爷爷相似。
小说主人公欧阳家的二少爷欧阳觉，住在老宅中槐枝最茂密的一进房。欧阳觉的情人、法国军官的女儿莎娜住在紫竹林租界里的一座红色尖顶洋楼。而小说叙写的异国恋生发于第三空间：老城与租界之间的荒野中一座废弃的小白楼。既不挨着老城，也不沾着租界的小白楼隐喻着欧阳觉与莎娜爱情只能生存在剥离各自身份的真空地带。欧阳觉与莎娜的相识，折射着两种异质文明互译、互看、互读的种种尴尬与困境。初次相遇，莎娜将欧阳觉的名字读错。源于夏禹后裔的“欧阳”姓氏，暗示着华夏文明的古老血统，在外国人莎娜嘴里却变成了不伦不类的“熬羊脚”。
冯骥才认为即使是现在，中西方之间仍然有很多问题，看待与想象彼此都存在误读。这也是他在小说中想要探讨的问题。
如果说欧阳觉与莎娜的交往代表着文明初遇时彼此的好奇与渴望了解，那么其他华人的心态则体现出本土文明对外来文明提防的一面，无论是欧阳觉的大哥还是在租界做生意的马老板，都苦心劝说欧阳觉不要再为莎娜往返租界，“怕会闹出人命来”。 这就回到小说的暗线，庚子年（1900年）天津城的殖民空间格局。当时北方一带义和团与洋人教士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列强要求清政府出兵镇压，否则就出兵代剿。大批义和团成员在天津设坛口、焚教堂，并于6月集结在紫竹林外攻打租界。小说里，欧阳觉去紫竹林租界找莎娜，却意外被义和团掳去，卷入了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交战。
紫竹林之战以义和团失败告终，小说结尾，等候欧阳觉回家的妻子与父亲被进城的联军侮辱、杀害。莎娜一家也是家破人亡。现实中，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后下令拆掉城墙，天津也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拆掉城墙的城市。老城勉强的自卫姿态在殖民的野蛮强力突破下，溃于一夕，冯骥才清楚地记得日子，“ 7月13号到7月14号，八国联军在天津连续两天屠城。” 小说中“（中西）两败俱伤”结局，寄寓他对中国近代化转型时期中西民族与文化冲突的思索。
津味小说
早在处女作里冯骥才就写过天津、义和团、租界。1978年，冯骥才从天津借调到北京，入住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在地。冯骥才在这里吃住两年，在编辑的指导下改稿，用两年时间改写完成《义和拳》。这本书让冯骥才成为“文革”后第一个在人文社，也是在全中国拿到稿酬的作家, 稿费三千三百块钱，足足是他当时工资——五级工月薪的六十倍。
当时文坛正值作家断层期。“文革”期间出版的作品内容单一，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而名作家仍在干校劳改，多年不曾提笔。人文社有心从业余作家里培养些苗子，就在70年代末出现了特有的借调式写作。
刚刚进入新时代，从前的美学标准与价值判断虽然松动，还在无形地束缚作家的写作。尽管当时没有人告诉冯骥才不能写义和团的“扶清”与迷信，但冯骥才主动绕过了。回顾这段写作经历，冯骥才并不讳言当时他的写作受到时代社会的影响，过去对义和团的很多看法如今都发生了变化。
随着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的兴起，冯骥才不断重新梳理自己对传统的复杂心绪，他需要写作承载他日益深化的思考。拥有深厚的民间文化传统的天津是个理想的容器，他写了《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等一系列以旧天津想象展开的俗世传奇。
西南大学教授李永东认为冯骥才开创津味小说的路子。与京派、海派习惯各执新旧一端不同，津味小说擅长将世俗的与精英的、启蒙的与民间的融合一起，讲民间市井的事情，读起来有趣，语言风格夸张。虽然追求猎奇、风格夸饰，但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流行世俗文学不同，新派津味小说在描绘市井地头边缘人物时融入对民族文化的思考，尤其是传统到现代转型中的种种特殊民族文化心态，好看热闹又透着深度思考。
这些小说不约而同充斥着“身份”与“传统”的焦虑，表达了冯骥才本人对传统极为复杂的态度。主人公在面对新与旧的冲突与选择时，常常是割舍传统后又重新发现自己与传统的关联。《三寸金莲》中天足会会长牛俊英虽然打败了保莲派戈香莲，却意外发现自己是戈香莲的女儿，在香莲的葬礼上祭拜香莲。《神鞭》中的傻二虽然“辫子剪了”却保留了“神”，完成了传统的自我更新。正如李永东总结，“兼容新旧的人物要么最终归依传统道义， 要么在传统文化人格中生发出容纳‘现代’潮流的情怀。 ”
尽管三本小说出版的时间相隔不长，但问世后命运各不相同。《神鞭》大获成功，而《三寸金莲》与《阴阳八卦》却遭到不同程度的误解或冷遇。尤其是《三寸金莲》曾引起批评界的巨大争议。有评论家赞扬这些小说展露的文化批判力，也有学者认为小说表面批判传统，实际摆脱不了对传统陋习一种眷恋与迷恋的态度。冯骥才感觉自己受到了误读。
冯骥才曾表示《三寸金莲》是他有意进行的文体实验，“既写荒诞浪漫寓言通俗黑色幽默，又非写实非荒诞非浪漫非寓言非通俗非黑色幽默，接受传统又抗拒传统，拿来欧美又蔑视欧美。” 他曾与李陀、刘心武率先在国内倡导现代派文学，表达过“不喜欢与西方现代主义在艺术上对表”，要写出自己的“现代小说”的决心。然而批评家没有辨认或承认这本小说的形式抱负，这令冯骥才感到失望。80年代后期，“先锋主义”和面向世俗的新写实蔚然成风，前者追求文体的自觉，个人主体的寻求和历史意义的确立逐渐退隐，后者放弃宏大历史叙事，直接面向平庸琐屑日常现实景观。冯骥才的俗世传奇写作，逐渐在批评话语体系中找不到位置。
突然之间，冯骥才觉得跟批评界和他的读者都愈加遥远了。他也说不清哪里变了，但，“反正已与先前不一样了”。他觉得自己抓不住生活，无法像昨天那样深知正在激变的生活与社会。
从案头到田野
但冯骥才始终割舍不下自己的天津情结。一次意外的文化保护行动，让他从书写天津转向了行动抢救。
上世纪90年代，老城改造是很多城市的主题，为了建设商业中心，拆掉历史建筑的事情常常发生。1994年，这股风潮波及天津，传言六百年历史的天津老城区将拆除，霎时间很多对老城感情深厚的朋友跑去冯骥才那儿，给他带去“险情”。冯骥才决定组织专家、摄影家、“天津通”拍照记录全貌。同时，冯骥才试图游说政府部门，保留下一些城市重要的历史依据。那时冯骥才已拥有多重身份，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文联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这让他说话和办事都更有斡旋的余地。
文化保护是一项不落好处的苦差事，90年代初，国家还没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冯骥才要做这个事，只能依靠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号召媒体，发动志愿者，往往还要自己掏钱。有一次，他在宁波老家办画展，听说宁波市政府为了市中心月湖改造工程，要把月湖旁的贺知章祠堂拆掉。一个当地官员告诉他，政府本想把这座祠堂给宁波文联，但房子太破，不修就不能用，文联又拿不出钱修，只好拆掉。这时冯骥才已是天津市文联主席，知道文联是个穷单位，他拿出自己的五幅画卖了二十万，帮宁波文联保住了祠堂。
在保护天津老城时，他的字画又派上用场。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你要让区长、规划局的、房管局的、市容委的这些头们支持，你要给他画。” 在记录自己二十年文化保护历史的新书《漩涡里》当中，冯骥才不客气地写道：“一般给画得给三套，一张画一幅字。比如给副市长一套，副市长的秘书一套，副市长的司机一套，这事才可能办。”
那段时间，冯骥才带着志愿者天天在城里转来转去，见到了带有名号的老城砖、明代木门与古井、马顺清和刘凤鸣的砖雕、刘杏林的木雕、名家题刻的老牌匾、上马石、义和团坛口、八国联军屠城的弹洞，雕花门楼、影壁、墙花、窗扇、滴水等等。这次老城抢救，使他认识到民间还有太多好东西等待发现与保护，需要发动更多的力量，建立更加系统科学的保护模式。后来他当选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发起了“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在全国性范围内对民间文化遗产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大普查。
说起自己的文化保护事业，冯骥才提到20岁出头时他曾自发调查天津老城的砖刻。当时他带着照相机在老城里转悠，看到哪个砖刻好就爬上去拍照记录，还寻访制造砖刻的老艺人，调研砖刻的细部学名，画过结构示意图。“跟我现在做的文化遗产抢救一样，是全面调查，我把这个城市所有的街道所有的砖刻全都记录下来。” 做完砖刻调查后，冯骥才决心要把天津几项大的民间美术类别全部做调查，包括天津的年画、剪纸、木雕、灯笼、泥人等比较著名的民间美术门类。没想到隔了整整五十年，冯骥才终于做成了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冯骥才也说，“当时就想做这样的事情，我才20岁出头，现在感觉很奇怪。”本文首发于总第893期《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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