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妮宝贝”到“庆山”，重复还是转身？
◆旅行、修行、隐世的主题，借由文艺和情爱来穿插交织，造成一种伪浪漫◆她把小说彻底变成了一种小我的散文，注定让小说失去了重要维度。缺乏生活场景质感，用无数词汇也堆不出来细节；罕有的人物对话，也被作家写得像“话外音”在旁白
◆她的作品都有弥漫的情绪，而这种情绪慢慢演变为情结，深深拨动着大众读者的心理。这也提示我们，我们对她文学性本身的关注常被遮蔽
从安妮宝贝到庆山，作家的改名其实也象征一种“转身”，仿佛开始远离都市，向山而寻，自然，远离尘嚣。庆山保持和媒体及受众一定的距离，但她的书写主题依旧和时代贴近，相向而行。读者对作家的接受，她的小说风潮，也几乎与昆德拉、村上春树等作家在中国流行相同步。今年，庆山的长篇小说《夏摩山谷》问世，引起读者“毁誉参半”的两极化评价。有人认为此作超越文学意义，呈现庆山对哲学宗教、历史体验的浓厚兴趣与集中思考。在笔者看来，《夏摩山谷》掺杂了混沌不清的情绪与价值，它用貌似哲学的意识，上升到一种神秘境地。在作品的艺术性上，又呈现出华丽的虚弱，优美的贫乏。
小说在故事面貌上老套滥情。其写作不时仍散发“凉白开式煽情”，也就是情结的简和浅，还停留在学生文艺腔“那一刻，那一夜就是永恒”的“抒情惯性”上。“她转身走回到男人身边做出决定，看着他的眼睛，说，我们结婚吧。那年她三十二岁。这一刻有标志性象征。告别过往与游荡，找到栖息地，试图相夫教子、让心靠岸。婚姻是崭新开始，也是一道分水岭。”在描写上，又特意维持了“美文”式意境，这就像甜品吃多会腻歪一样，缺乏不同调性的变化和冲淡。
某种温情成熟，与年长的男性、有家室者不经意联系起来，甚至成了符号式的等价物，是非常危险的。庆山虽非刻意，但确实自己也没弄明白其中缘由。“相遇时他独身多年，看起来是性情稳重的生意人。说不出来这种稳重感如何形成来自何处，大概心里自有静定，是天性，也是经历世事起落之后的心平气和，带着些许隐约对世间的失望。”在作家笔下，总会觉察到些许的微妙气氛。
那就像灵修一样的神秘、禁欲加冷淡，小说里弥漫朝圣、宿命、因缘的思维，和她的宗教意象（如佛殿庙宇、寺院佛偈）一起，如同给小说加了“仙气儿”，也让人怀疑是否“女居士”在写小说。果真如此吗？庆山类似村上春树一样，喜欢写离群索居的“都市新隐士”，单身还多金，逃避找解脱，成了类型倾向。如果裹挟尘俗的消费主义，来写身心修炼，肯定拧巴。更重要的是，这产生了描写的“幻觉”。偏僻小城，一个离异老男人，推掉生意陪着女主，开沿街咖啡店，打发时间。庆山用两句话就能把文艺生活所有“浪漫牌”全部凑齐打完，让人觉得轻巧且刻板。
庆山容易把生活的样态归结为一种二元化，有亚瑟的克制隔绝和压抑的“圣徒生活”，就有远音的叛逆放纵和爆发的“越界生活”；有纪辰的沉迷物质世界功利生存，就有相反的抗拒物质的灵魂修炼。换言之，作家对生活的理解总在两极上“停摆”，那更多的复杂和含混呢？庆山省略了，以至于她略去得那么漫不经心，随便和潦草。“男人健壮而温和，穿着白色衬衣和西服。她也许是有某种西服情结，觉得这种装束代表正常而有序的生活，理性而冷静的秩序。这对她来说很新奇。同时她闻到他情感的气味。”
连最起码的调情升温都没有，只“抽象”得剩了几个形容词，女主就靠直觉“当天晚上跟他回去他住的酒店”。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庆山的“反高潮”技法，但这种描写交待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她到底是闻到“情感的味道”还是“西服的味道”？难道穿正装的男性，就能代表理性和秩序？在这里，只能说作家写出了恋物癖，而不是“性吸引力”的独特。盲目的意志，在推动叙述。我们看到一个女人不断在男性世界里“周转”，恐慌、空虚，不可终日。“那时她觉得与心失去联结，需要找到新的情爱对象，否则欲望全然熄灭。”“她对他没有企图，只是用来填空。”
“彼此松散、自由，不关痛痒。没有虚伪，不存在占有之心。”庆山用小说呈现了这种两性生活样貌，以伪装的淡然、静好和可持续性，美化了一种非道德生活。这让人想起米兰·昆德拉所描述的“性友谊”。但庆山却写不出一种深度和悖谬，也无法用王尔德、纳博科夫式的“唯美主义”功力，遮蔽背后的伦理问题。换言之，在《夏摩山谷》里，叙述伦理成了最大危机。不止是有妇之夫，貌似单身的丹拿，也有隐形同居女友。小说里，人物陷入混乱、撕扯、沉沦和麻木的畸恋里，打圈圈。“剩余的也就是一份渐渐干枯的情欲。”
庆山写情欲，写遍空虚焦灼、纠结分裂，苦痛和煎熬。从冲突纠葛到心生恨意，作家用“孽欲”这个字眼形容。其实，她完全没必要写那么多男性，像流水走马式的，完全成了一次次“疲劳驾驶”。旅行、修行、隐世的主题，用文艺、身体和情爱，来穿插交织，造成一种伪浪漫，伪中产想象的抒情幻觉。甚至，一些宗教感的植入，让人好像重回了古典白话小说的“色空论”。
“是何时才能够拥有体会和理解无常的能力……不知不觉一路穿过崇山峻岭，这些不同时地出现的男人给予她深刻的认知，在关系中，她对男女情爱的幻觉和欲求被捣烂，清除得非常干净。”这种劝谕，就像把《心经》放进了小说，但依然掩不住虚无主义和“空洞的哀伤”。永恒、静默、神圣和宁静，这些词汇背后，仍然是些消费符号。“他给她预定的五星级豪华酒店，房间宽敞而华美，站在露台阳台能够远眺山影和大海。”就像海景房和山中别墅的广告。
令人纳罕的是，她依赖的都是描述，像总结陈词式地把形容词“给定”了人物。她几乎没有在行动和对白中描摹情感的“作为”，这不禁让人失望。她把小说彻底变成了一种小我的散文，注定让小说失去了重要维度。即使称其为“跛足的小说”，也毫不为过，因为这就是功能性、器质性缺陷。缺乏生活场景质感，用无数词汇也堆不出来细节；罕有的人物对话，也被作家写得像“话外音”在旁白。无论是青春的安妮宝贝，还是步入中年的庆山，她的作品都有弥漫的情绪，而这种情绪慢慢演变为情结，深深拨动着大众读者的心理。这种心理可能是集体的无意识，也可能是两个代系的读者群在投射各自的青春记忆，无以名状，却让人有追随性阅读的惯性。这也提示我们，我们对庆山的阅读，长久以来都集中在文化现象、文化研究的层面，对她的文学性本身关注常被遮蔽。
庆山擅长、成功处在于，她的每次创作，无论是否重复自我，都能切进时代的集体情绪。从早期青春的文艺书写，那些原来荷尔蒙式的情欲浮动，变成步入中年，置于家庭婚姻里，女性的躁动不安，惶惑迷茫。中产生活的焦虑，生活幻想的症结都被她捕捉，烘出了一种朦胧混沌的印象。庆山和她的前行者，如卫慧一样，大多从身体情爱纷纷走向了精神修炼，以近乎“色空”的意识，进行一种修女式写作。而这，本身就是《夏摩山谷》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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