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好《黑色小说》：用冷调小说反叛自身
小说家如何写小说的？追寻写出“完美小说”的结果是什么？两个英国留学生——热爱文学的医科男生M和艺术史女生W，在探寻汉密尔顿家族秘密的过程中，偶然产生联结并不断陷入回忆、想象、爱情和艺术纠缠，试图在创作中找到17世纪汉密尔顿公爵的高贵灵魂、找到写作的答案，最后W的生命走向终结……这是青年作家杨好的最新作品《黑色小说》。刚写出第一本小说，杨好就被贴上了“硬核女作家”的标签，没有刻板印象中女作家的优美细腻风格，冷调深沉是这本小说的主旋律。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杨好的人生经历一点儿都不循规蹈矩，反叛、跨界是外界对她的第一印象。本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剧本写作专业，其间在歌德学院学习德语。研究生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退学后赴英获得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艺术史和苏富比学院艺术商业双硕士。从事过投资收藏和出版，曾出版艺术史研究读本《细读文艺复兴》。
“这是一部拒绝的小说，杨好既不想说服你，也不想说服我，她甚至也不想说服自己。但是，这样一种冷淡的讲述隐隐散发着奇异的魅力，”李敬泽在为杨好作序时提道，在这种叙事的魅力中，杨好通过M和W的游荡，通过一个参观和自我投射的仪式，把英伦变为了一座庞大的博物馆。
李敬泽认为，这正是杨好的创造力所在，“回到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关于中与西的叙事谱系中去，在底部始终暗自支配着中国人的历史焦虑在于，我们在这个现代世界中正在被‘博物馆’化，我们是被参观的，失去了我们的历史而被封闭于过去，而在杨好这里，这份焦虑与伤痛以一种倒转的方式获得了解决：她去西方，而西方成为了‘博物馆’。”
一个跨界的青年，如何创作出一部关于小说写作的小说？拥有更多国际视野和经历却不再局限于聚焦异邦文化，而是在“人的存在”上展开更多的探索，杨好想用文学的力量反抗些什么？5月19日，《黑色小说》在上海西西弗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杨好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专访】
澎湃新闻：这本小说的主线既是两个故事，也可由每个章节和阅读顺序构成的隐线决定故事的无数可能。为什么第一本小说就采用了这样有些难度、碎片式结构来写作？
杨好：我没有刻意去决定第一本用什么结构、第二本用什么结构来写作，可能下一本小说我就会用顺叙的方式。这本小说更像是我的文学宣言，在这个文学式微的时代，文学是什么？文学能做什么？我是在网络时代长大的，并不拒绝流行的东西，对这个时代也没有什么批评。中学时候我也玩“最终幻想”这类游戏，这些游戏的叙事完整性可能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视听感，感觉文学之手已经不能再还原19世纪给人带来的那种建构感，因此觉得文学有可能会以一个新的形式出现，只不过这个新的形式是什么？1960年代西方很多文学其实也做了这种碎片化的探讨。我们需要去探索，需要勇敢地去反叛，所以我也想打破一下叙事。
澎湃新闻：好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黑色小说》的故事本身是主角在追寻一个好小说，但结尾是带着否定的，好小说也许不存在。你作为写作上的新人，选择写作这样一个话题，会担心受到读者的挑战吗？这本书是否算是一个好小说？
杨好：哈哈，一定会有这样的挑战，不仅是读者，还有文学评论家，已经有人说这本书是在挑衅所有的文学评论家。我觉得一本小说的质地不应该和写作者的年龄有关，也不能以是第一本还是第二本作品有关，有的人可能写作了很多年，作品依然保有少年气这种新鲜感，有的人可能写作第一本时，就已经是那种灵魂已老的感觉，我可能属于偏老的那类型。我大概在9岁的时候就觉得青春已经离我远去了，在我的少女时期一度非常自闭。第一部作品应该是什么样的，会受到哪些批评，我有预感，但我不会因此就停止我的表达。
我从16岁起想写小说，一直憋到现在，因为没有确定好我的文学构建，之前看了太多书，不光是文学的，还包括理论和批评的，这些东西会让你产生一个完美的概念，就是让你总想写一个完美的小说，就是像小说中的M那样，他总想着写一个名留青史轰动人时的东西，但恰恰是这个完美会局限你的创造力，所以我其实在憋的过程中也是在跟自己的这个小毒瘤在做斗争。
澎湃新闻：你的父亲潞潞是文坛有名的诗人和作家，这样的成长环境为什么你会出现青春早逝、有些自闭这样的状态？包括对自我厌弃的情绪？
杨好：用今天的话来说，我是成长在一个所谓文艺世家的孩子。我从小看到的人、包括父母给我营造的环境，其实是一个相对封闭、不食人间烟火的状态，但我非常厌倦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文学的力量就是让你去反叛你自身、反叛社会、反叛潮流。可能我一直处在反叛自身的情况下，永远有一种表达的激情。正因为成长在非常文艺的环境，所以我对所有文艺的东西都持有非常严重的怀疑态度。同时我也感激我的父亲，他给了我极大的放松感，他允许我这样做，他觉得应该保留我这身上这个东西，所以我一直都很能折腾。这些年求学我换了5个专业，朋友们都搞不清我在干嘛。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写小说。
澎湃新闻：《黑色小说》的笔调是相对冷硬的，其中涉及到艺术领域的内容你也保持了克制，为什么这样处理？你父亲是如何评价这本小说的？
杨好：如果我要成为我的文学偶像——尤瑟纳尔（法国诗人、小说家）那样的作家，我就不能仅凭才情去写作，但女性作家可能本身更加敏感，我就不能把这种敏感放进作品中，这是文艺的毒瘤，所以我想做一些自我切割和自我克制。我的文学观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自我克制，清教徒式的克制，避免溢出太多的情绪，就是和才华有关的情绪，摒弃掉漂亮炫耀的句子。
我父亲是一个永远不表扬我写作的人，我以前拿自己写的特别得意的长诗给他看，他说“写得太幼稚”。这次看完书后，他的评价是“你情绪控制得不错”，当时这句话一下子到我心里了，我觉得这是对我最高的评价。
澎湃新闻：小说主人公M似乎并没有被英国社会承认，相对来说他依然是被排挤在外的，你在英国留学时有这样的感觉吗？或者你身边有这样的例子吗？
杨好：谁不是局外人呢？其实每个人都是，哪怕英国人自己在那个社会里也是局外人。我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工作时，看到任何人之间其实不是由国籍来区分的，而是由社团来区分的。富裕的中东人、中国人在伦敦最高档的社群里社交花钱，这些可能是大多数普通英国人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情；再看到俄罗斯石油大亨的孩子们在肯辛顿开舞会，这也不是普通英国人可以抵达的生活。所以你说，谁又成了谁的局外人？这个问题其实是界定的意义，但这是完全由人的存在来界定的。这是一个“人的存在”的问题，也是这本小说想写的东西之一。
澎湃新闻：在苏富比拍卖行的工作对你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杨好：接触收藏艺术品的人就是接触了财富，所以我觉得不得不把财富这件事情提上来讲，在今天这样一个物质社会，那些拥有了世界1%或者甚至2%这些财富的人让我看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英国贵族，平时我们对贵族的想象可能来源于小说或者英剧、美剧，并且对此普罗大众多少是有些向往的。但当我真正接触到这个群体的时候，发现他们自己都把“贵族”这个身份给批评了，有贵族的小孩出来玩摇滚，反抗父母那种古老传统的贵族品味，把传家的艺术品卖掉，去买一个非洲木雕。我觉得这些就是去掉了一些文学里所谓高贵的媚气，然后也去除了我自身带着的一些文艺病。
澎湃新闻：80、90甚至00后，被认为是没有时代创伤的一代，但在物质至上、社会板结环境下产生的虚无主义，是否也算是时代创伤？包括你的反叛、纠结、痛苦。
杨好：是的，我们是没有经历过那种戏剧性的创伤，但谁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新创伤不是另外一种戏剧呢？我们有我们这代人的怕和爱，这种怕和爱是在自我怀疑、自我夸张、自我解构、自我欺骗中成长起来的，随着网络化的发展，又把这种自我的东西放大到了极致。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乐化的自我，你看“快手”、“抖音”这样的实拍主角都是自己，但他们拍的又不是自己，他们拍的恰恰是他们想成为的人，他们想得到关注，你也可以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遇到的病态，我们想解决这样的心理问题，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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