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学成返国 南京“农实”任技正
第七章学成返国南京“农实”任技正1933年卢守耕留美学成归国，预定仍回浙江大学任教，但因他在康乃尔大学老师洛夫教授(Professor Love)在该时被聘为中国农业总技师，常驻在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因而卢守耕也被聘到该所服务，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兼全国稻麦改进所技正，负责水稻育种工作。当时中农所成立伊始，育种材料空无所有，乃首先就京沪及京芜两路沿缐各地农家稻田，选水稻单穂共一万余个，并向全国各省及日本各农业试验场征集水稻品种，于是材料大增，水稻育种之基础得以奠定，并发表吾国水稻育种之商榷一文，阐发水稻育种之理论与实施要旨。此外，他还在国立云南大学农学院承担讲座。1935年春他应广西省政府的邀请，并奉中央实验所之命，到广西考察，并为他们计划改进之途。在回南京之前又奉命考祭东南沿海各省及台湾的农业。考察结果都有详细纪录及报告。对台湾的考察尤其认真，写成了台湾之农业一书，为大陆人士了解台湾农业的开始。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引领农技改进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在南京郊区孝陵卫筹建中央农业实验所(简称中农所)。1933年冬，戴弘被委任为中农所技正，参与该所土壤肥料系的筹建工作。1931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决定筹建中央农业研究所，由该部次长穆藕初为筹备委员会主任，钱天鹤为副主任，洛夫(H.H.Love)、邹秉文、谢家声、沈宗瀚、赵连芳、马耶(C.H.Myers)、卜凯(J.L.Buck)等14人为委员。筹委会草拟了研究所的组织规程，提出该所的任务为主管全国农业研究、改良和推广工作;选定南京中山门外孝陵卫为所址；正式成立时，定名为“中央农业实验所”，以表示对实用性试验的重视。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3496\wps1.pn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3496\wps2.png中央农业实验所1932年1月，中央农业实验所（以下简称“中农所”）正式成立。这是一所全国性的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综合研究机构。同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中农所的工作受其影响停滞不前。1933年7月，中农所改组，任钱天鹤为副所长，负责日常所务工作。钱受命以后，决心改变当时中农所的萎靡风气，从严治所。他针对时弊，提倡“三不”，即:不贪污，不迟到，不马虎。他认为要切实研究改良农业，必须聘请国内外第一流专家，以提高科学研究水准，并必须有很好的设备和图书，以利研究试验，此外尚须举办作物育种等短期训练班，以增进国内农业科技人员的新知识。 在钱天鹤及其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农所的业务工作蒸蒸日上。1934年春，钱天鹤力排众议，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孝陵卫所址2570亩土地的征购工作。同年10月，第一座实验大楼竣工，中农所迁入新址办公，研究实验工作亦次第开展。至1937年秋，中农所因日军逼近而撤离南京前，已建成稻作、麦作、蚕桑、病虫害、兽医等实验大楼5座，行政大楼1座，宿舍楼十余座，以及温室、暗室、冷藏室等一批建筑。钱天鹤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从建筑设计到施工，以至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的购置，无不精心筹划，煞费苦心。 在加紧建设的同时，积极延聘人才，开展研究实验工作。中农所的研究组织分3科9系:植物生产科，下设农艺、森林、植物病虫害、土壤肥料等4个系;动物生产科，下设蚕桑、畜牧兽医等2个系;农业经济科，下设农村工业、农情调查、农业经营等3个系。钱天鹤对人才的选择十分严格，以致当时学术界流传一种说法:中农所门槛高，不易进所当职工。接受中农所聘请，先后来所担任系主任、技正的有沈宗瀚、沈骊英、赵连芳、马保之、冯泽芳、卢守耕(以上几位为农艺专家)、林刚(森林)、吴福桢、朱凤美、蔡邦华(病虫害)、张乃凤、戴弘(土壤肥料)、孙本忠(蚕桑)、程绍迥(畜牧兽医)、汤惠荪(农经)等，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一流专家。还先后聘请美国康乃尔大学作物育种学教授洛夫(H.H.L0ve)、明尼苏达大学作物育种学教授海斯(H.K.Hayes)、英国剑桥大学生物统计学教授韦适(J.Wishart)等为总技师和顾问。一时中农所人才济济，齐心协力，成绩斐然。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为谋求全国粮食自给，以中农所农艺系稻麦两部分为基础，成立全国稻麦改进所，由中农所正副所长谢家声、钱天鹤兼任正副所长，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由于增设了一个机构，经费、人员和设备都得到了较大的充实。 中农所工作的特点之一是理论与应用兼顾，集研究、实验和推广于一身，着重于应用。钱天鹤曾在中农所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本所之工作目标，凡有试验均应从实用上着想;本所之农业实验，在于利用前人已经发明之原理与方法，作解决实际问题之工具。他要求科技人员抱着不畏难、不怕失败的精神，实事求是、丝毫不含混地去做实验;同时，对新的图书杂志，更须勤加研读，不容忽视。他说，农业系有地域性的科学，与其他科学如物理化学等之有世界共性者不同;我国地大物博，随时随地有亟待解决之农业问题存在，无异铺金满地，待人拾取;如肯努力精进，其前途自无限量。因此，中农所十分注重田间工作，各系主任和科技人员都亲自去试验地观察和实验，去各地了解农情，推广研究成果。在所内，各系分工合作，从多方面研究改良作物。在所外，联系和组织全国各地农业研究机构和农业院校，开展全国水稻、小麦、棉花区域试验和作物栽培、施肥等研究工作;每年冬季举行一次全国农作物改良讨论会，并随时举办各种专题讨论会、讲习班、训练班;出版《研究报告》、《特刊》、《杂刊》、《浅说》等不定期刊物和《农报》、《农情报告》等期刊，进行学术交流，传播先进科学技术，成为当时全国的农业科技活动中心。从1932年正式成立到1937年被迫西撤，中农所的主要科技成果有:(1)研究制订了全国水稻和小麦种植的自然区划。(2)研究提出改进水稻和小麦的育种及栽培技术。(3)选育并推广水稻、小麦和棉花优良品种。(4)研究证实当时各地土壤中以氮素最为缺乏，磷素次之，钾素则比较充足，无须多量补给。(5)大量制造推广杀虫药剂和药械，防治主要作物害虫;基本扑灭了严重危害南京中山陵园的松毛虫和江苏江宁等县的水稻螟虫;研究并推广了对粮食仓库害虫、小麦黑穗病、小麦线虫病的防治方法。(6)提倡种植经济林木，着重开展油桐的育种和栽植实验。(7)改良蚕种和桑树的栽培技术，发明了防僵粉，有效地制止了蚕病的蔓延。(8)制造并推广猪牛瘟血清和各种疫苗，在各省防治牛猪瘟疫，成效卓著。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能够取得这些成果，可谓成果累累。然而，中农所更重要的贡献在于引进和传播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紧密联系农业生产、学风严谨的优秀科研人员，为我国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里有全所职工的辛勤努力，也凝聚着当时中农所三位主要领导人钱天鹤、沈宗瀚和谢家声的远见卓识和组织才能。1932年，中央农业实验所这个全国性农业科研机构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农业科研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的工作和成就，促进了近代中国农业技术改进。卢守耕与同道们尽心尽力，功不可灭。20世纪20-30年代，我国许多农学家赴美深造，其中有几位专攻作物遗传学和玉米育种技术，如杨允奎、蒋德麒，吴绍、卢守耕、蒋彦士等，先后回国，采用新法开展玉米育种工作。1935年，卢守耕提出中央与地方分工协作进 行水稻杂交育种的建议：“由中央农事试验场大 规模之杂交，而自杂交后裔之系统中选拔大量育种材料，分发于特约之各地方试验场，受中央农事 试验场之指导，试验之，选拔之，以完成杂交育种之最后工作。”这一建议对于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各自的优势是十分有利的。按照建议，各地方试验场不必自行杂交就可得到各自所需的育种材料而收到杂交育种的效果，而且育成的品种也不会有不适合本地风土的危险，这对更好地发挥杂交育种效益也是十分有利的。 总之，卢守耕寒窗苦学，在中农所得到锤炼并崭露头角。中农所作为一个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承担着当时全面振兴中国农业科研和中国农业技术改进的重任。它对全国农业技术改进的筹谋和设计，对地方农业机构的组织和指导，在实验农学上的杰出成就等等，上述工作及成就，为中国近代农业改进做出了重要贡献。考察广西与沿海各省农业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春，卢守耕应广西省政府之邀并奉中央农业实验所命，赴广西省考察农业，并为计划改进之需而行。卢守耕以《左传》“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的话自我形容，这是对信任和重托的敬畏，也是对自我的深刻警醒。他深有感触地表示，“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惟有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投入到考察与改革农业事业中，才能不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回所前又奉命考察东南沿海各省及台湾之农业，考察所得均有详细记录及报告。对于台湾尤为一新环境，考察尤为认真，归后成《台湾之农业》一书，分发于各农业机构，是为我国大陆人士了解台湾农业之始。
广西考察农业。1935年春，在当时全国第一个权威农业科研所里，卢守耕有机会在全新的高度上掌握全国水稻生产情况及科研水平，应广西省政府的邀并奉中央农业实验所之命，到广西实地考察，并为他们计划农业改进之途，推广水稻良种。他心怀解天下民生之忧的使命感，勤勉努力工作，屡获嘉许。卢守耕首先考察的是广西农事试验场。时年7月，在柳州沙塘成立了广西农事试验场，为全省农业试验中心。担负着全区农业重大应用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的任务。主要从事以种植业为主的应用及应用基础研究，重点是粮、糖、果、菜、油、麻、食用菌、花卉等作物优良品种的选育及栽培，以及植保、营养、农业资源与环境、农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农业信息与经济等技术研究。卢守耕调查广西沿海地区北海、防城港、钦州3个沿海市8个临海县（区）的主要粮食、经济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情况,为广西沿海地区农业发展、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提供参考，方法是采用实地考察、资料查询和座谈等形式, 特别对广西沿海地区土地资源利用和各作物种植情况进行调查。返所后曾给全校师生作《两广农业目击谈》的主题报告，内容丰富，理论联系实际，学生深受启发。总的来说，卢守耕考察广西，从实际调查研究中认为广西在光、热、水三个方面农业资料先天充足，适宜多熟栽培，对提高复种率和单位面积产量，十分有利动植物资源。广西动植物资源丰富，已发现植物280多科，1670多属，近8000多种，种植业品种系列达700多个品种，热带、亚热带水果占80%以上，其中不少饮誉国内外。特别是钦洲港，早在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中曾被列为开发大港，它具有航道宽（400米）、港池深（最大15-22米）、腹地大，距西南近（距省会南宁市120公里）等优势，值得利用开发，造福于广西人民。顺便提一下，笔者老同学童玉川从浙江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分配至广西农垦局（后任厅长），继承母校精神，开拓广西农业，作出了努力。
沿海各省考察。考察广东。卢守耕在回南京之前又奉命考察东南沿海各省，即广东（海南）、福建、浙江。第一站是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是社会公益型科研机构，也是国家水稻改良分中心。该研究所历史悠久，前身为丁颖教授于1930年创立的原中山大学稻作试验场。他在考察活动中表示，广东作为农业大省，已具有进一步深化粤台农业合作的自然优势和扎实的产业基础。一是广东与台湾处同一纬度，常年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气候条件与台湾极为相似，对引进和种植台湾的农作物非常有利；二是广东台资农业企业众多，发展势头好。广东多热带和亚热带特产,复种指数特高,稻可再熟甚或三熟，热带及南亚热带木材和果品驰誉全国。从古至今,广东农业经历了伟大而曲折的过程,有很丰富的成功经验,也有很深刻的失误教训。历史的成功经验是经过千百万群众实践验证的,总结整理出来,可以让今后农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失误的教训,也是经过历史验证,国家和人民为此付出过重大代价的,总结整理出来,可以为今后农业发展引以为戒。成功的经验可以引导农业进一步成功。失误的教训可以使人们避免或减少失误。这些,都是能够为人民谋得利益的。卢守耕在广东考察期间，特别崇敬屈大均〔1630－1696 年）。屈大均素以诗人、文学家和反清志士闻名于世，但对他在广东农业文化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却鲜有提及。卢守耕即撰文着重在这方面进行研究，指出屈氏对广东的生物资源、稻作文化、花果文化、牧渔文化等方面均有深入的研究和精确而生动的记述，总结了不少广东人民的创造，其中有些是我国历史上的首次记载，对后世的有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而认为屈大均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有突出贡献的农学家。卢守耕在广东考察期间，还重点考察海南农业（原属广东省），主要指导开展以水稻育种研究为中心的稻作科技创新，这努力为广东乃至南方稻区的水稻生产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为维护国家粮食可持续安全不断作出新贡献。在指导当地从事水稻新品种（组合）选育研究的同时，开展水稻生物技术、稻种资源、耕作栽培、生理生态等相关研究；并到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考察品种选育和试验开展情况，与相关育种专家就新修订《种子法》实施后如何做好品种试验等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考察福建。卢守耕在福建考察时认为：福建省地处祖国东南沿海，在北纬23°33--28°19'，东经115°50--120°43′之间，跨中、南亚热带，北与浙江为邻，西北与江西交界，南与广东接壤，东及东南滨海，与台湾省仅一水之隔。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海岸曲折绵亘，长达3324公里，海域面积12.51万平方公里，比陆地略大。一是倚山滨海，山海资源丰富，为农业全面发展提高了广阔前景。但耕地少，后备耕地资源有限，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地处中、南亚热带，热量足、雨量丰，有利于提高农业产量。但季风影响显著，气候不稳定，自然灾害频繁。生物种类繁多，地方品种丰富，有利于农业多种经营，全面发展。鸦片战争后，作为第一批开埠通商城市的福州及其周边农村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考察报告载：材料一是清末，马铃薯开始引进福建，种植面积很快扩大，主要销往国外市场，运往香港和新加坡售卖。”到20世纪20年代，“栽种马铃薯已经越来越普遍了，并且获利颇佳”。 材料二是建立原料基地，设立农产品加工工厂也是农业生产结构性变动的一个表现。福建沿海平原盛产蔗糖，商人施景辉等人集股20万元，在闽侯尚干乡办起了“华兴机器制糖公司”。该公司以高价采购甘蔗，“各乡闻风而起，遂多种蔗，即以新洲而论，所种视往年增三分之一，各乡略同”。材料三是19世纪末，以福州为中心的机坊为数约500家，散布在福州市内及附近各村，他们接受布庄行的委托而织制，庄行将原料棉纱分送给各机场织制，制成的布再由染场收回，贴上本庄招牌出卖。这些新兴的农家手工业从属于近代工商业资本的厂商、行号。农民或自置织机，或从厂商处租机，并领取原料，织成后交给厂商，论件给资。依据材料，概括开埠通商后福州周边农村经济呈现的新特式。
考察台湾农业。德才兼备的卢守耕，对台湾的农业进行为期一周的考察交流，学习和借鉴台湾在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产业化经营、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在台期间，卢守耕考察团先后拜会了台湾农民协会、台湾农业同业公会等行业协会。重点实地考察了屏东农业学校（今屏东屏东科技大学），该校规模当时居台湾之冠，校舍依地势规划而建，极具淳朴特色，且视野辽阔，优美如画，园景之好，媲美国家公园，致有“国家公园大学”之美称，是学生培养专技、陶冶人格、强治身心的最佳天地，也是教师最理想的研究教学环境。特别是校歌：唯我学府，宝岛之阳，傍武山，介海洋。钟山川灵秀，树人教泽长，农为立国之基础，以教育而彰扬。我们要，研究发展，创造改良；我们要，实践力行，毋怠毋荒。品德优知能强，手脑并用，身心健壮；开拓企业新境界，放射时代，新光芒。顺便又到位于屏东市竹园町的台湾制糖株式会社考察，该会社是台湾第一家现代化制糖企业。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台湾制糖株式会社与其他三大会社由中国国民政府接收，后改为台湾糖业公司。还与中兴大学的专家学者进行台湾农业历史交流，结果都有详细记录和报告。对台湾的考察尤为认真，写成了《台湾之农业》 一书，为大陆人士瞭解台湾农业的开始。这次赴台进行系统、全面的农业考察活动，为进一步开阔视野、学习借鉴台湾农业先进发展经验提供了难得机会，也为加强粤台农业交流与合作搭建了良好平台。卢守耕考察团每到一处，都主动与行业公协会、农业企业、专家学者等开展务实深入的探讨交流，并深入农场、实地考察，就台湾的农业政策、品质培育、生产技术、组织化管理和市场销售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仔细的询问了解，进一步加深了对台湾农业发展内涵的理解，既找到了差距，也分析推介了各市自身的优势，因地制宜地探索发展与本地相适合的农业产业。在台所接触的公协会及企业负责人，都表达了合作的愿望，达成了进一步交流的意向。卢守耕对台湾农业发展史认为，农业在台湾经济发展中曾经占有重要地位，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劳动力与市场，奠定了台湾经济起飞的基础。卢守耕对台湾农业实地细致的考察，为卢守耕日后奉命接受台湾糖业所与在台大等地担任研究教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次考察和战后在台湾的农业科研教育工作，使他能宏观上把握台湾农业的发展过程。台湾农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恢复－发展－停滞－转型”四个阶段，这也反映了台湾农业的兴衰史。卢守耕是最早运用近代科学技术研究台湾农业状况的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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