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亮程:文学是在收获的土地上拾穗
被誉为“90年代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的刘亮程，新近交出了长篇小说《捎话》。时代喧嚣，当所有人都在往前走时，刘亮程却始终面向过去，用文字创造和拾遗。
“很多人没有看到不变动的东西中的价值，没有看到不参与进化的生物的意义，没有看到人的内心的保留下来的东西的分量。”
他说：“写大变局中的激荡传奇的是一种作家，写平凡中的永恒是另一种作家。我想要的，是找到那种永恒。”
命运里的新疆
上观：刘老师是汉族人吗？
刘亮程：户口本上我是汉族人，但也可能我的祖上是刘姓匈奴。
上观：游牧民族后裔？
刘亮程：你看我的鼻子，还有颧骨，和普通汉族人相比有点不一样吧？
其实我的老家在甘肃酒泉金塔县，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里实在吃不饱，父亲便决定逃荒新疆。当时家里已经有亲戚在新疆生活，给我们写信说，这里有吃的。我父母带着我奶奶、我大哥连夜坐了马车，再搭火车，又赶了几天路，换了篷车，最后来到塔城地区沙湾县。
本来我父亲在甘肃时是学校校长，我母亲是老师，都是读书人，但到了新疆都抛下本业，开始务农。当时这里有公社大食堂，有白面、大米，努力劳动就有肉吃。父母有了口吃的，第二年生下了我。
上观：命运把你带到新疆，是一个偶然。
刘亮程：我们一家初到新疆时一无所有。父亲在路边挖了一个深坑，棚起来就是地窝子，大概两米深吧，有个天窗，晚上可以看见星星。我就在这个地窝子里出生，长到12岁。后来我们有了一个地上面的房子，算是从坑里出来了。
我们在甘肃酒泉金塔县时，生活在沙漠边缘，到了新疆沙湾县，又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所以那次逃饥荒，等于全家从一片沙漠边上搬到另一片沙漠边上，不知道父亲怎么想的。也没机会问他了。他在我8岁时去世了。
上观：你们孤儿寡母当时怎么生活？
刘亮程：养鸡，攒着鸡蛋换粮食。每年养一头猪，也不吃，养肥了就卖了换日用品。当时是生产队，我们也沾了大集体的光，秋天总能分到一份口粮。虽然没钱花，但有吃的，一家人活下来了。
上观：这种物质匮乏的经历，对现在的你有什么影响？
刘亮程：现在有时我稍微有点饿，就特别紧张。做梦都在到处找东西吃。
上观：会囤积食物吗？
刘亮程：会啊。我会在冬天收获的时候，在我菜籽沟书院的地窖里放满菜。到了春天，再雇人来，把它们拿出来扔掉。因为都放坏了。
留下这个村庄
上观：说说你在菜籽沟的书院吧。你之前一直在乌鲁木齐生活，但2013年忽然到天山脚下的木垒县菜籽沟买了地，造了房子，建了书院。人们过去都叫你“农民作家”“乡村哲学家”，这次离开城市，住回乡下，是为了重新确认自我身份吗？
刘亮程：菜籽沟里的年轻人都外出工作了，剩下了老人和很多空房子。有些清代的房子拆下来，一车木料卖4000元，任人拉走，从此消失。我们抢救性地收购了一些房子，其中收的最大一个院子，原先是当地的老学校。等我们去看时，那里已经是羊圈了。清理完地上厚厚的羊粪后，露出了当年学生的铁皮铅笔盒。
有人觉得乡村生活诗意。但其实乡村不宜居，也不易居。
上观：比如说？
刘亮程：其实我很喜欢城市，城市拥有生活的便利。但在村里生活，你得降低生活标准，接受它的脏乱差，接受不时的停电、停水。当然，它给了你那么新鲜的空气，给了青山秀水，你也得接受点它的不好。说到底，乡村是用来怀念的，你真要去生活，还是有诸多不便。
我能在菜籽沟居住这么多年，是我到了不寂寞的年龄。
我喜欢动手，喜欢干活。我最近在做木工，在院子里一棵大榆树上造一个树屋。去年已经盖了第一层。今年要盖第二层时，看见有一只猫头鹰在树梢筑巢，还养了3只小猫头鹰。这样我不能打扰它们一家啊。所以得等小猫头鹰羽翼丰满能飞走了，我再建第二层。
上观：喜欢做木工？
刘亮程：我在乡下长大，农活和手工活多少都会。古人说，晴耕雨读。耕在前，读在后，在劳动中思考。有时，一个人干着体力活，能把一些问题慢慢想通透了。光坐在书斋里冥思苦想可不行。
风带来的消息
上观：在菜籽沟生活，是否会让你想到自己出生长大的沙湾县？
刘亮程：我在哪里都无所谓。不论我在沙湾县，后来在乌鲁木齐市，还是在菜籽沟。一个人心里装着自己的世界，他是自己的家、自己的支撑体系。我所有的文字，都在我个人的体系里。
对我而言，写作是体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一种自言自语、独白、内省。
上观：你曾说，自己有“悠长的听觉”。幼时在乡村生活，经常彻夜听风。在《一个人的村庄》里，你曾经反复描述风，把风描述成一个有自己意志的村里人，能参与打墙的工序、帮着传递消息，你还用自己的名字给风命名，“一场叫刘二的风”。在《捎话》里，你借助驴的视角写声音。写小母驴能看见声音的形：“鸡鸣像衲衣的细密针脚”“狗吠是块状的，‘汪’‘汪’的狗吠在朝远处扔土块，扔到西昆寺上空变扁了。”一位运用语言文字的作家为何对声音如此着迷？
刘亮程：早年我住的那村子，就是一个由风声、驴叫、鸡鸣、狗吠和人语组成的世界。新疆的乡村，村与村之间是荒野戈壁，有时刮风，风能把沙漠另一端另一个村子的声音带过来。那声音是我和遥远世界的唯一联系。
我曾说过，一场大风刮过村庄，仿佛整个世界在呼啸地经过自己，我彻夜倾听，在醒里梦里。那个我早年听见的声音世界，肯定会再现在我的文章里。一个人在地上生活，他的声音随着风到天空。当他在地上走完尘世之路，他在世间的声音可能早就往天空铺了另外一条路。
有的作家写风像风；有的作家写风，自己就是风。风和人之间的界限没有了。但有时一个人能和风说话，未必能和人说话。人类即便用同一种语言，到最后也未必能交流，更不要说用不同的语言，也是因此，我写了《捎话》。
上观：感觉到了人的局限？
刘亮程：《捎话》里的驴能看见声音的颜色和形，能听懂人和鬼魂的话，能知道人心里想什么。人却看不到这些形状，也听不到这些声音。
人和万物间有障。
建构远去的世界
上观：面对这种障碍，作家能做什么？
刘亮程：当所有人都在往前走时，作家面向过去，用文字创造和拾遗。文学就是人类的往事。作家就是那个在人们收获过的土地上的拾穗者。人们干完所有的活走了，田野空了，作家孤独地在捡拾人们丢弃的麦穗。
上观：大家都在往前时，你捡来这么一把麦穗要如何自处？
刘亮程：作家写逝去的时光，作家是建构渐渐远去的世界的意义的人。
上观：但并非怀旧。
刘亮程：对，不是怀旧。我写的不是乡愁，也不是写一年四季的耕种模式，也没有写乡村中的礼仪。我只是写一个人在乡村无边无际的冥想，写一个人的白天黑夜，一个人的寂寞孤独，写一个村庄的背影。我想写的是一种永远不会变旧的东西。我们身处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很多昨天新的东西，今天已经旧了，并且永远旧了。可是，一片树叶何曾过时？
上观：所以，有人说，你通过写乡村，是和过去自己的一次和解。但你刻意去除了童年生活拮据的部分，似乎用滤镜重温了自己的经历。你重新赋予乡村里的一草一木以意义。
刘亮程：文学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一个人如果不从事文学，你就没有时间重新回到过去。文学给人一个机会，可以走向早已消逝的过往中，去看当时你经历时没有仔细感悟的东西。
上观：这种回味会变得自欺欺人吗？
刘亮程：恰恰相反。一段未经过回望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我们的人生经历恰恰是在回望中才能显示出意义。
上观：为什么过去很重要，为什么回望很重要？你的今天已经包含了你所有的过去了。
刘亮程：回忆的意义在于，可以让生命重来，可以第二次返回往昔。因为对于生活，我们匆忙活着过一遍是不够的。只有第二次去看时才能看出感情，才能分辨其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第一遍经历是在赶路，第二遍是在欣赏。
找到那种永恒
上观：如何看待有人说你是在回避乡村苦难？
刘亮程：文学是往事。记者写新闻，作家写旧闻。有人觉得文学应该直面现实中的丑恶，予以批判。当然，文学中有仗剑面对现实世界的写作，但还有一种文学，它直面时间和过往，关注旧与不变。他面对的是人类古老又年轻的心灵。他相信一颗心灵的寂寞响动，大于一个时代的喧嚣。
很多人没有看到不变动的东西中的价值，没有看到不参与进化的生物的意义，没有看到人的内心保留下来的东西的分量。当我把我理解的乡村完完整整呈现出来时，它就是存在，这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宣誓。
有的作家是破除藩篱的，有的作家是在那里积土垒山的。写大变局中的激荡传奇的是一种作家，写平凡中的永恒的是另一种作家。我想要的，是找到那种永恒。
上观：有一个说法：世界上最难写书的，不是从未出过书的人，而是已经出过一本不错的书的人。人有时很难超越自己曾经取得的成就。20多年前你骤然成名，想过成名对自己带来的压力吗？
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之后我一直在写，我觉得自己写得比原来更好。一个作家在创作时是需要外界的认可来鼓励的。如果大家都认为你很好，你从别人的评论中发现自己原来挺好，就会想写得越来越好。
我想，有时人们会觉得自己身处人群但还是孑然一人。面对未知没有人可以同行，作家尤其如此。作家需要自信。文学的表达是完全需要自信的。只有内心非常自信的作家才能旁若无人，自言自语来完成他的作品。
在《捎话》里我写了漫长的死亡，写了宗教和战争对人内心的撕裂。写过这些东西后，没有别的东西能让我特别在乎了。
你看中国人的家谱，是一大张树形图，是由生的人和死的人共同组成的。这才是中国人面对死亡的态度，生与死都在家谱上。亡者参与了构建这个体系，活着的人就知道，结束这一生使命后，是去向哪里——是去加入祖先的队伍中，而不是去一个陌生冷冰冰的世界。在这个语境里，活着是虚的，死亡却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上观：你害怕死吗？
刘亮程：我敬畏死。看多了生老病死，你能平静看待它。我希望看够了他人的死亡，亦可坦然面对自己的。
上观：有多坦然？到时候，对待这副躯壳毫不留恋，像扔掉一件穿旧的衣服一样？
刘亮程：怎么能用这个词呢？应该说：归还。
【记者手记】
一朵蒲公英有无限的可能
新疆塔城的羊肉好吃。席上，刘亮程说，这羊有个名字，名字里有个故事。
他说，有一个生活在塔城的哈萨克族人，名叫巴斯拜。有一天夜里，山上的野羊偷偷溜进他家的羊圈，和家羊交配，怀孕的家羊后来生出了一种特别的杂交羊。人们都觉得这种羊的肉质特别鲜美。这羊既不算野羊，也不是家羊，大家无以名之，最后就用主人的名字称为“巴斯拜羊”。
众人皆笑。
我随身带着塔城地方志的书，翻到“当地杰出人物”一栏，正好看到巴斯拜的介绍。翌日有个机会，我和刘亮程说，你看，这羊不是一次激情的产物。书里白纸黑字写着：1919年，巴斯拜·雀拉克·巴平从俄国引进叶德尔拜羊，与本地的哈萨克粗毛羊杂交改良而成“巴斯拜大尾羊”，到1948年培育1.5万只。这是一次正儿八经的科学试验。
刘亮程看了一眼书，然后问：“一朵蒲公英，值得你写几行？”不等我回答，他说：“对植物学家来说，描述蒲公英也许只要几段字：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啦，长什么形状的叶子，开什么花。但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描写一朵蒲公英是无限的。几千个字、几万个字，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无止境地一直写下去。”
“所以啊”，他说，“这个世界是两个世界，一个归科学，一个归文学。而文学建构和丰富了这个世界。”
我问：“所以在你的文学世界里，孕育巴斯拜大尾羊的时刻，不是一场试验，而一定得是野羊和家羊的爱情故事？”
刘亮程说：当然。
上世纪末，刚过而立之年的刘亮程辞去新疆塔城沙湾县农机管理员的工作，孤身一人到乌鲁木齐当一名编辑。下班后独自回住处的夜晚，他以纸箱为桌，一篇又一篇地写他的故乡沙湾县。他写童年居住的这个沙漠边缘人畜共居的村庄，写野地上的麦子，写一截土墙、一段树根，写风中的院门，写村里的狗、猫、驴和一小片坑洼地。这些文章集结成《一个人的村庄》，1998年出版后，凭借其观察农村平凡生活的独到视角，引发文坛巨大反响。评论家们将刘亮程誉为“90年代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
但非议也随之而来。有人称他将苦难和农村诗意化，是“矫情时代逃避现实”的自私，也有人说他“兜售农具和庄稼”，是一种在了解现代读者口味后的“故作姿态”，更有人担忧经过市场经济的商业化炒作，会毁掉作家的淳朴和创作力，随着电脑和网络时代的来临，以及定居都市后的生活节奏，必定会让这个“扛着铁锹在村里闲逛”的农民内心崩塌。
但20多年过去了，《一个人的村庄》依旧居于畅销图书之列。刘亮程没有崩塌。他和所有年轻人一样玩转微信，也陆续交出了《凿空》《虚土》《在新疆》，并在2014年和2015年先后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和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新近，他交出长篇小说《捎话》，讲述千年前一个虚构的世界里，一个通晓多种语言的男人和一头母驴，肩负“捎话”的责任，穿越两个信奉不同宗教的国家战场的经历。
不回到当地的语境中，很难直观感受当地人对这位家乡名人的敬意。在只有一百多万人口的新疆塔城，刘亮程出席一些文学爱好者的聚会，每当他开始说话，席下会有听众轻轻颤抖。
我在这样的活动中与刘亮程同行几日。一次，当同行的其他作家涌入一户少数民族家庭采访时，刘亮程却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对着一堵空墙凝视。
我走过去看时，发现墙角有一队蚂蚁，其中一只发现一只死去的蟋蟀，正打算把它运到墙壁上头。蟋蟀的体积几十倍于一只蚂蚁，但那微小的蚂蚁发起狠来，竟然独自将蟋蟀拖动数米。它频频尝试拖曳尸体上墙，复重重落在地上。刘亮程站在边上，搓手道：“你看它在大叫伙伴来帮忙。你看它又在尝试新的路径……”直到其他人向主人告辞，纷纷离开屋子时，刘亮程还在院子里，一步没挪地看着蚂蚁。
比起人，刘亮程或许一直更关注自然界的其他生灵。但到底是人，让他几十年来积累下财富和声望。
几年前，刘亮程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在天山东麓一个叫菜籽沟的小村庄定居。这是一个渐渐萧条下来的地方，原先的四百多名原住民走了一半，许多房屋无人居住。刘亮程陆续收下一批老房子和院落，并邀请几十位艺术家进驻村落。他自己建了一个名为“木垒书院”的国学书院，申请入驻的写作专业学生和志愿者很多。他们的到来，开始改变着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
刘亮程在微信里时常分享院内细节：一簇新生的植物，一只有了新用途的破竹篮，几只来访的野兔。在一个到上海推广新书的夜晚，他在朋友圈发了菜籽沟黄昏时的场景——
山谷的一半已经被暮色笼罩，而山谷的另一半还在余晖下闪烁金光。一片草地开出莹莹小花。刘亮程为之配文：“我不在，花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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