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官商小说：市侩主义的写作伦理
一时好奇，想找最近阅读量比较大的一些小说来看看，就有年轻朋友推荐了《余罪》和《权力巅峰》两部网络作品。前一部作品接近300万字，后一部作品目前已经2300余章。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人们耐下心来阅读如此漫长的文字？为什么网络文学总是可以如同江河泛滥一样信息巨大，却依旧有这么高的追读量？经常听到朋友们不屑地评价说，这就是一些文化快餐，没有营养。可不正是这些没有营养的作品正在“营养”着今日中国的阅读吗？欲望叙事：合理执政与纵情惩戒
读完《余罪》时，觉得自己已经在眼瞎的边缘，《权力巅峰》就干脆用手机听。其间，正好陪女儿西部自驾走丝绸之路，边听边开车，最后女儿评论说：原来最长的路是《权力巅峰》的套路！
没错，两部网络小说都采用了“同构写作”的套路：《余罪》全书遵循“屌丝逆袭”的方式展开，每一个关键环节，都让一个低到尘埃里的人完成诸多精英无法完成的破案任务，并让他最终打掉官商勾结的大网；而《权力巅峰》则是“人中龙凤无所不能”的故事，主人公柳擎宇喜欢打人耳光，从县长到无赖，从富二代到官二代，从不顾人们死活的奸商到鱼肉百姓的警察，到处耳光响亮！显然，这两则故事具有一种欲望满足的内在一致：当我们无力克服强大的资权机制对生活的压制时，我们就用想象来取得彻底的胜利。
相对来说，《权力巅峰》更加凸显了这种权力欲望叙事的特点。柳擎宇一方面总是可以巧妙利用官场规则生存，合理合法地实现自己的主张和目的；另一方面，他又是高官后代，受过特殊的军事训练，无论面对何种状况，都可以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并出人意料地出手惩治恶人。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合理的执政者”和“纵情的惩戒者”叠合在一起的形象，一方面给人一种“中国问题可以合理解决”的可能，另一方面，又让阅读者痛快淋漓地感觉到道德惩罚的快意恩仇。
合理执政和纵情惩戒，构造了网络官商小说的内在欲望。几十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总是纠缠在一个吊诡的矛盾里：一方面是越来越复杂多元的生活诉求，另一方面则是资权机制粗暴单一的剥夺模式。这个矛盾同时碰撞滋生出“屁民主义”和“民粹主义”：前者希望被救助，后者希望救助他人；前者到处自称被损害而充满怨毒，后者则批判时代而愤懑不已。换言之，正是对处境不公平的深深怨毒和充满激情改造世界的愤懑冲动，养育了网络官商小说的欲望。
怨恨社会与网络写作的政治伦理
这种欲望的内在文化逻辑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人们喜欢这种合理执政与纵情惩戒的复合体形象呢？
这两部小说都存在一种潜在的故事意识：正常的渠道已无法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在《余罪》中，公安局长许平秋大胆起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流氓和无赖的余罪侦破奇案大案，他似乎比犯罪嫌疑人更狡诈多变和阴险冷酷，于是破案就屡屡成功，最终“屌丝逆袭”，成为一代警神；《权力巅峰》中的柳擎宇更是大开大合，不仅经常大打出手，而且在面对对手时阴招用尽损人利己，并因此让正义和公平最终战胜官商勾结的邪恶力量。
不妨借用陶东风教授的一个词“比坏”来分析这种故事：如果说此前的官商文学还存在一点理想主义的冲动，塑造一个“好人”形象来映衬和对战腐败与丑陋的话，那么，这两部小说干脆用“有道德和良心的坏人”来激活故事的魅力。简言之，网络官商小说总是用“比坏”来博取正义和公平的胜利，其间逻辑之吊诡可谓已达极致。
从这个角度说，网络官商小说已经丧失了用理想主义的故事来想象性解决现实矛盾的能力。“除恶以恶”和“好人应该比坏人坏”，在这种逻辑的背后，我们一方面感受到了网络官商小说的市侩主义底蕴，另一方面，又从这里看到人们连想象正义和公平的欲望都已经荡然无存的那种绝望。
在这些小说的世界里，一种充满了怨恨情绪的写作伦理让我们备感唏嘘。这类小说把“中国社会国家化”的图景以一种寓言的形式展示得异常复杂。这是一个没有独立社会组织和小民无处诉苦的世界，任何荒诞的资本掠夺，都会在正常权力体制的保护下获得合理的借口。在《权力巅峰》中，小说想象了从镇到省各级机关的博弈，堂皇的行政语言被改造为各种各样合理的借口，为不同的欺诈行为辩护。在小说中，强大的国家总是与单个的个人正面对峙，个人的无助和渺小感，也就疯长滋生。于是，怨恨欲望随即产生，并养育出那种合理执政和纵情惩戒相互维系的想象力。
显然，匮乏理想主义的想象力，表现的正是网络官商小说匮乏理解中国社会真实矛盾和问题的能力。与此同时，这些小说却在无意间触摸到了中国社会市侩主义泛滥中的怨恨欲望，也就必然形成“以坏止坏”的故事逻辑和其间隐藏着的绝望。
这也就无形中形成了网络官商小说粗暴宣泄欲望的写作伦理：除了站在抽象的道德角度来书写社会的种种腐败丑陋，我们没有能力从政治经济的现实矛盾层面理解我们的现实时代。于是，除了道德的“神”和不讲道德的“魔”，网络官商小说就再也无力编织它的形象族群——而这种说书体的写作，最终也只是这个时代复杂征候中的集体精神自慰。来源：文学报 周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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