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文学对时代的“碰瓷”
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文学对时代有主动“碰瓷”的行为。我们的作家开始变得对时代有强烈的诉说欲望。这折射出一种没能参与到时代进程的焦虑。进入21世纪后，文学在时代观的塑造中，发挥着越来越少的作用。日新月异的生活是被科技改变的。连对现实的呈现，靠的也是新媒体，有人把短视频视作绝佳的人类学样本，触角覆盖广袤大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展示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它们有着粗糙且坚硬的现实质感，把一些作家用文字涂抹的装饰，一层层擦掉。千万种真实扑面而来，让人恨不得长出复眼。
顽强的作家想通过文学介入时代，来证明自己对时代的表达依然有效，由此稳固住自己的存在感。作家总是认为自己对时代有绝对的阐释权。但随着科技的发展，文学的记录效用被削弱。
文学与时代分裂的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文学最后的辉煌开始显现。时代是由一个个真实的现实组成，80年代文学以“纯”为标准，剥离绝对真实，制造不确定性，“将‘现实’视为偶然性、不确定和充满变数的存在”。文学获得了荣光，也走向了封闭。
很快，文学的步伐跟不上90年代不断变化的外部经验。文学评论家刘大先深刻阐释了这种危机：“（小说）像一驾农业时代就开始挎着轭奔波在路上的马车，被生活疾驰而过的高铁列车抛在身后，为了保持尊严，开始自我安慰地吟唱着‘从前慢’。小说要同当下生活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进而虚构要从杂乱的现象中转入内心，这种辩护逐渐变得站不住脚，因为它让内心承担其难以承受之重，终至不可避免地崩溃。”
在这种自我陶醉中，在文学现代性对历史现代性的反抗中，文学和时代渐渐脱节，时代的话语权被夺走。一些作家怀抱着的精英意识，实际上是为对时代的无所适从和对现实的迟钝打掩护。所谓的文本实验和突破，只是一枚枚精致的碎片，割断了文学与时代的关联。或许，有些作家内心深处就不认可时代的变化，把失去话语权归因于时代变化太快，人心浮躁。他们缺乏对时代真正的思考，时间都用来雕琢技艺和加工奇异的经验上。
文学逐渐失去关注，于是有些作家想通过进入历史重新建立和时代的关系。中国人大多喜欢历史，也喜欢在历史问题上表达自己的见解，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想从前人的生命经验中，寻找人生困惑的答案。但真正能潜心研究历史的人并不多，历史学越来越成为一个专门化的学问。当作家发现“文学化”表述历史可以吸引读者，还没形成完整且正确的历史观的前提下，就把历史当作展现人的欲望、日常生活的琐碎、特异经验的背景，把对封闭内心的描摹重新挪移在历史叙述中，使历史也充满了非理性和荒诞。
此时的历史，已经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些作家并未想过正确表现历史，而是塑造出一种观念的历史，越靠近当下，这种观念性越强，尤其是对重要历史节点符号化，把在历史中沉浮的人物概念化，未曾认识到历史事件发展逻辑的复杂性。他们缺乏处理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也缺乏抽丝剥茧的耐心。他们追求的只是历史背景下的一种戏剧情境和参差对照，只有把历史情境塑造得越极端，才越能掩饰他们笔下人物行为的诸多不合理和思想上的孱弱，历史仅仅是人物幽深内心的外部装饰。他们并非追随历史事件的发展逻辑，而是以某种价值立场预设逻辑，以一种直观性、二元对立的历史认知，形成流行的历史论调。一些极端历史书写甚至变成“审丑”。这样的作品谈不上历史还原，更缺乏历史反思。
学者贺照田曾说，直观性的历史认知方式其实是将历史中的对象和事件做了简化处理，却没有注意到任何一个历史社会中的“我”都是被封闭在各种意识、认知方式之中的。要想突破或解放自己的眼光，有效达成自己对人世的关切，必须对自己的意识存在状态非常警惕，才有可能与历史、现实形成互动关联。但一些作家过于相信自己的意识，把自我与历史都封闭起来。历史的魅力在于它是开阔的，有逻辑线索的，满足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好奇。可一些文学创作又把历史置换成了封闭、虚无的“现实”，没有来龙去脉，人物虽然充满个性，却在风云变化中不曾获得真正的成长，这样的历史主体难以代表时代的前进方向。
有人借着历史创作不断彰显自己的勇敢。成名作家大胆将历史扭曲、变形，为其戴上各类光环。年轻作家假意从沉迷内心的叙事挣脱出来，触碰某些题材，收获转型成功的称赞。但鲜有人去追究这份勇气背后，所揭露、触碰的真实程度。一些作家缺乏对于历史中人物和情境切身的体会，迅速把历史的转折归结在某一两个点上，夸大或删减某些历史情境，缺乏历史远见。他们的作品呈现一种虚假的历史感，并将这种虚假关联起现实的处境，又将对现实的种种看法，投射到历史中，用当下的视角构建历史，循环往复。
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史跟实之间微妙的关系，以及一些作家“勇敢”“诚恳”的姿态，仍让人信以为真，把文学中的历史当作进入当下问题的路径，造成了历史、时代与现实、自我之间错误的联系。历史感影响着现实感，现实感也作用于历史感，错误的历史书写容易让人形成扭曲的历史认知。
有些作家以为仅凭着这份“勇气”和激情，就可以在时代中重寻自己的位置。可远远不够，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时代书写者，需要投入时间，进行大量的调查工作，实地走访和资料研读。需要准确把握历史与现实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一些作家往往是被网络上某条社会新闻所吸引，以为这就是现实本身，然后进行艺术加工、素材堆砌。他们乐于捡拾一种现成的经验，或迷信个人经验，殊不知看似独特的个人经验背后也存在很多复杂社会、历史面相。尤其是个人历史经验在当下的回溯中显得不够可靠，加入了后设的立场，抽离了当时的历史情境，融入了当代的感觉和氛围，不能被直接还原为事实本身。一些作家缺乏对时代的敏锐感知，这种敏锐不光需要天赋，也需要在大量准备工作基础上磨炼对细节的敏感。这样才能真正进入创造性的历史时刻，把被历史记录遮蔽掉的东西打捞起来，形成对世界与他人的切实理解。
新媒体的发展已经使生活实感压迫了历史记忆，缺乏历史记忆就无法把握时代。但我们能否把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把握，把对人民精神生活的全面呈现寄希望于文学？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方式，如果依然以一种“碰瓷”的手段处理历史、展现时代，必然会陷入虚无。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霍艳，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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