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仓：从悬浮到扎根，伟大的文学作品是活出来的
伟大的文学作品，其实不是写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只有活出来的作品，才会有血有肉，才会有真切的痛感和快感，才会体现时代精神。从“致我们回不去的故乡”到“献给接受我们的上海”，从“进城系列”到“扎根系列”，作家陈仓以步履不停的姿态完成了一个农民的“进城”迁移过程：从陕西丹凤县到此城上海。
这种转变反映到文学作品上，则显得更为沉淀与深厚。他奋力书写大移民时代人们如何悬浮又如何安家，从而寻求灵魂的安妥。2003年底来到上海，初到之时的各种不适，只能寄托于文字来抒发隔阂带来的心灵震撼，但十几年过去，他已定居上海，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在他看来，中国现代化深入到今天，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已经处于一种高度依赖和相互尊重的状态。那么，既然回不去了，就“以他乡为故乡”。“不管你是什么人，你肯定生活在土地上，不仅吃的东西来自土地，用的东西也来自土地，哪怕一只鸟一束光，都在向下向下向下，最终都要回到土地中，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块土地属于你，总有人在为你种地。”陈仓寻求土地的供养，所以他尊重爱护土地，他希望用作品来告诉人们：当迁移变得不可避免之时，仍要善良而宽容地生活，尝试以传统道德文明的回归，造一个灵魂与肉体彼此融合的新故乡。
记者：从农村走进城市，在迁移中产生心理落差，而这种迁移，在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中，是一个普遍现象，人们在新的停留地，寻找故乡的影子。
陈仓：我们有两个故乡。在这个大移民时代，不仅仅农村人在搬家，城市人也在搬家，从乡村搬到了县城，从县城搬到了省城，从省城搬到了国外，即使是同一个城市，也在不同的巷子里搬来搬去，所以大多数人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旧的回不去的故乡，一个新的刚刚扎下根的故乡。马尔克斯说，没有一个亲人埋在这里，这里就不能称为你的故乡。我一旦埋在两个地方，两个故乡就形成了，它们像一对双胞胎，穿着打扮是一样的，血脉遗传是一样的，意味是一样的，分量也是一样的，都有我们爱着的人，都有花飞花谢草飞草长，都有一座供我们朝圣的寺庙。
记者：作家袁敏评价你小说中的“我”时认为：“我”身上有许多矛盾的东西，她欣赏这种矛盾，她觉得这种矛盾是一个身体从农民变成城里人以后，灵魂还在遥远的乡间徘徊，内心分裂的表现。这种内心撕裂产生的矛盾大概是你写作的灵感之一。和刚来上海的时候相比，现在你的心境有什么变化吗？
陈仓：我觉得这种矛盾是大移民时代的特点，在进城人员身上普遍存在，它是一种冲突，也是一种挣扎，更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进城了，有些乡土文明需要守护，有些城市文明需要接纳，这是相互入侵最后又要彼此和解的过程。灵魂不是一个虚幻的物质，它是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感受。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发现什么都不如意，处处都有隔阂，下个雪吧都不痛快，所以总是充满了抵触情绪，写了很多城市人对农村人所谓的“歧视”。现在不一样了，日久生情了，看到一棵树一根草，像遇到前世的恋人一样，心都会砰砰直跳，眼里饱含着深情。我最新写了一篇小说叫《上海反光》，反映了上海对我们这些打工者释放出来的善意之光。
记者：你的写作从书写“回不去”的主题到提出“扎根”是回去的一种有效途径，《反季生长》是“回去”第一篇，之后你又陆续写了多篇文章，那么，其中涉及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再重造一个故乡”。你现在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陈仓：我觉得很多美好都是感受出来的，很多苦难都是回忆出来的。我刚刚来上海的时候，非常想家，想那些亲人，想我们家会捉老鼠的猫，想我出生的大宅院，想屋顶的炊烟和门前的那条小河，还有夏天的蝉鸣和春天的杜鹃花。但最近几年，回去一看，什么都变了，和记忆中不一样了。我们家的大门已经锁了好几年了，村子里没有一个亲人了，这就是我说的回不去了。回不去怎么办？那你就得把根好好地扎下去，在他乡建立一个新故乡。新故乡的标准是什么？你必须有一棵树，有一条购买柴米油盐的街道，身边有几个亲人和朋友，荣耀有人分享，委屈有人分担，最后还要把自己一点点埋在这里，把灵魂附在这里的一草一木身上，从而获得重生。如果灵魂没有在这里安定下来，那这里就不是我们的故乡。
记者：作为一名作家也是一名记者，两种不同身份都握有记录时代的一只笔，除了文学书写之外，也承担了文艺传播的职责。
陈仓：我在新闻行业干了二十多年，深度参与过报纸的市场化改造，当时我们提出了一个理念，就是新闻要有用、要充满人文关怀，大概意思是有价值的新闻，能帮助和引导老百姓走向美好生活。
写小说也是，我都秉持着同样的理念，传播善的思想，希望给人一束光。我喜欢给人以温暖和力量的作品，处处传递着善意的作品，让人读了之后，会从中找到方向，增加生活的勇气，注入热情和动力。我在多个场合打过一个比喻，就像有人来问路，你只是告诉他，天有多么黑，路有多么长，而不给人家一盏灯，不告诉人家到底有多远，朝着哪个方向走，目的地的景色有多好，这是不对的。
记者：文学在你的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陈仓：文学是我的宗教，我借助着文学这种方式，参惮，打坐，希望修行自己，也希望化解别人，让自己处于一种“无我”的状态之中。我一直告诉自己，能当一个作家是幸运的，因为作家有两条命，一条是由血肉组成的，另一条由文字组成的。我把自己每一篇作品都视为自己的命，甚至比自己的命还重要，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肉体是会消失的，最后消失成了一把灰尘，而文字的命相对会比较长寿，它会附着我的灵魂一直存在下去。
记者：前不久，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逐梦70年：与人民一道前进——新中国文艺的初心和使命》中提到，扎根人民，永葆文艺生机和活力：“人民，既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剧中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剧作者’”。
陈仓：铁凝主席的话道出了文学创作的本质，那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能称之为经典的作品，故事一定是书写人民的，而且是人民书写的。许多朋友都问我，有没有什么写作方面的技巧，我觉得伟大的文学作品，其实不是写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只有活出来的作品，才会有血有肉，才会有真切的痛感和快感，才会体现时代精神。高尔基曾经就说过，我们的感觉都是用皮肉熬出来的。当一个优秀作家，和我们农民种地一样，不能坐在家里，想玉米怎么扬花受粉，想麦子有什么营养价值，你必须把家里的地挖好，准确地把握好节气，把种子撒下去，然后去施肥，去浇水，去锄草，去捉虫子，最后你才会有丰收。我种过土豆，特别喜欢吃土豆，每次收获的时候，把土翻开，哇，那圆滚滚的不就是自己吗？当你在现实中遇到自己的时候，应该是很兴奋的，这恐怕就是艺术的感染力。来源：文学报 | 袁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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