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阳：当长夜袭来，我还是写小说的人
黄孝阳之特立独行处，见其作品中，是他对现实的特别关注；同时，他又不为所谓现实束缚住小说家的创作灵魂，成为仅仅去描摹现实的写作者，而是“走在一条追求纯粹真实的道路上”。他相信，现实就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四座岛屿构建的一个整体，互为投影与隐喻。关注现实，无法逃避现实的整体性，因此从2007年的写作中，他就试图引入量子力学里的一些概念，“把它们统一于能够自洽的坐标体系里。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李淼誉之为‘划时代’的创见。”但如果只是摘取科学的概念，或可以唬人的新知词汇去讲述那些在黄孝阳心中翻滚了几十年的素材或故事，这就看轻了作家本人欲以自己为敌的决心与信心，在《人间世》《旅人书》《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等系列的创作中，他建构的小说，越来越见其统合文学、哲学与科学的综合能力，他称此为创作的矩阵算法。
而就文学本身而言，真正的文学，永远离不开文学的语言与叙事的策略，这本身就是黄孝阳作为作家安身立命的基本能力，此不赘述。未读过他的作品者，可参见本次采访中他回答百道网第三个问题的补充部分。
百道网意求通过以下四个问题，求解于作者“不断写新东西”的文学创作轨迹，借此打开他形成独特创作风格的观念、思辨的求索过程。
百道网：《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入选了百道好书榜6月文学类第一名。可否请您挑其中的两篇，和我们分享您的创作演进的轨迹（比如《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却把青梅嗅》）。
黄孝阳：《却把青梅嗅》是2007年写的，写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南方小县城。日光下的事，一段真实不虚的DNA片断。有两条线，明线是韦青与韦梅这对姐弟的日常；暗线是阿莲回乡开店，替哥报仇。当时在陈村主持的小众菜园贴了，还是颇多好评。我刚才用百度搜索了一下，看到朱千华当年留下的一段评论，“社会底层卑微人生的个体日常生存……通过对梨桥县处于社会底层的市民的生活状态不动声色的描绘，流露出社会变迁时普通百姓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的一种担忧与质疑。”还有圆外郎给出的“鹰视语”等评价。
我在县城长大，熟悉这种现实，就像鱼熟悉水。包括今年底即将出版的一个长篇《少年》，也是这种题材，也是2007年左右写的。
这是我写作的起点。坦率说，如果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大概率会收获更多的掌声，可能早拿了鲁奖什么的。在面对“认知经验里的回响”时，人是容易有共情的。尤其是在这个现代性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人更愿意为那个已然消逝的古典家园点赞，这也是各种乡愁滥觞所在。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为什么有这个“故”字？哪怕这个字里到处是跳蚤与臭虫。
因为这是对确定性的渴望。我们说时代如同风暴，少数人在某些时候可以说“我看见了风暴激动如同大海”，但更多在风暴中的人渴望岛屿。这种确定性就是岛屿。这种对确定性的渴望根源于人的本能。确定性还是套路，原型。当人类还在莽莽丛林茹毛饮血之际，这种确定性能帮助他们迅速判断哪种果子可吃，哪种野兽危险。“迅速”极其重要。不够“迅速”的基因传递下来的概率微乎其微。
但这是不够的。
因为据说人类是从一种3亿多年前漫游在海洋中的史前鲨鱼进化而来的。
我是鱼，我喜欢水；但我还想到岸上去。倒不是说岸上是人演化的终点，而纯然是出于对未知的好奇。更重要的是，“如果说人是时代的产物，那么我们就是现代性的孩子”。所以2017年也有这篇《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
世界如此广袤，我之足履所及，便是赞叹，便是祈祷。
北大的朱明伟先生说“它比《绿毛水怪》（王小波）叙述更加精致，想象更加灿烂。”非常感谢朱先生的解读。但这篇小说其实还只是我所构建的迷宫的一块构件，是123个词语中的一个，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众生：迷宫》这本书里看到它被嵌入迷宫时所投下的阴影。
上岸是痛苦的。
我原来说过一个比方。
大家都知道那个第一个跳下树的猴子是人类的祖先（如果进化论是对的）。但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一只猴子，而是许多只，在直立行走、走向未知的那趟艰辛旅途中，很多猴子被猛兽吃了，掉下悬崖摔死了……死法多种多样吧，有的还死得特别有幽默感。我大概率是那些死去猴子中的一只。
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亲爱的人啊，我在这里，就像你在此短暂人世。我们都是一个彩色万花筒里的小碎纸片。我书写的这些汉字，是我唇上的甜。
百道网：您说您是自己的敌人，并会用镜面里的人来反观自己，并放大到观照人性。您的本人能为您真正捕捉到吗？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特别是当他以小说家面目出现时）？
黄孝阳：2016年有部电影，叫《分裂》，男主有23个人格（与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人物比利有相当程度的“巧合”），每种人格各自对应一种思维模式、行为方式，有信徒、顽童、嗜血者、强迫症等。各种人格对身体支配权的争夺戏，让看电影者肾上激素分泌。而某几种人格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敌我矛盾，是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
我不是一个多重人格者。
今天有个流行词叫斜杠青年。即，人的知识结构的跨界与融合。人在这个社会上所拥有的，不再是一个身份，而有了多种可能。每种身份，或者说职业，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提供了一种知识结构与视角。
编辑是我的本份，我想我干得还不赖。但当长夜袭来，我还是写小说的人。我要进入笔下人物的心灵，各种人物的心灵。不敢说与他们的魂灵合二为一，起码要“真正进入”，才可能看见他们言说与行为的根源。所以我写《众生》，我说“路过的人啊，我是你们中的一个，是你靴底下的土。”
我们都知道，知识即人格。在我的认知里，一个当代地球人的知识结构当有四个维度。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科技的，一个是文化（学）的，所谓人之四维。四维不张，人就是扁平的，单向度的。但问题是：
这四个维度的知识结构并不必然兼容，是常互相为敌的，要让大脑死机的。
怎么办？
首先是承认“我是我的敌人”，这样才能心平气和，逐渐成为一座山脉，内有千沟万壑，有悬崖与瀑布，而非只是一座万仞孤峰（孤峰不是不好，但依我才力与性情，确实望之生畏）。我说过现代性的九张脸庞，其中有一张即是复杂性。我喜欢复杂性，把它比喻成一座花园，即可以流连其中不觉旦暮。
作为小说写作者的我，是如此天真，又如此易于感伤啊。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我知道人的本质是一个熵。但我还是愿意把它视为一个负熵。薛定谔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生命以负熵为食。”
还是回到《分裂》这部电影，导演M·奈特·沙马兰不是在拍一部多重人格分裂的纪实电影，他让那23种人格共同作用，一起分娩出第24种人格，也即是一个拥有超现实能力的人。
小说是超现实的。
如果现实只是当前公众语境所定义的那个。
百道网：您很强调整体性，比方您说您是超市型的小说家，您提到写作从加减乘除进阶到矩阵算法。这种整体性对于个体写作的小说家（相对于名作家领衔的写作团队或人工智能的程序写作）而言，要如何才能进入化境？
黄孝阳：这个问题我刚才其实回答了。
无非是渴望，人对他自身的渴望。是渴望成为一棵桃，还是渴望成为一片林子。前者就要谙熟关于桃树的一切，习性、姿态、生长节奏、神话传说与风俗。最重要的是，要满足人们对“桃树”的主要想象。桃树里走出一个女桃妖是可以的，若桃树里跑出一头牛头怪那就大大不妥。后者更强调一个维度与高度的转换，要在一个宏观把握。文本的结构就显得异常重要。万丈高楼平地起，这高楼是要有设计图的，不能搞所谓的零度写作，沉溺于传统文本里最常见的那种“河流叙事”。
名作家领衔的写作团队或人工智能的程序写作是不是写作？
我觉得是。
但我还觉得这是资本下的蛋。资本对文学的话语权肯定是越来越大。我对此不反感。市场总比封闭的权力话语体系更公平，更具有活力与开放性。但市场逐利，它所服务的是“消费者”，消费体验是核心，是关键词。对我个人来说，这个关键词没那么重要。
现代性九张脸庞第一条，即是人的主体性。
这有两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不被“我”所注视的，皆属冗余与无意义。或许是有价值的，这价值边际效益趋零。世界是因为“我”的目光才能得它的组织结构与声色光影。
第二，“我要知道我要干什么。”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人为自己（不再是神）立传”的时代，写作者如果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其文本即噪声。委婉点说：一个有赖于他人解读的文本是可疑的。粗暴点说，你都不知道你想干什么，那你能干出什么来呢？一个朋友曾对我说，小说家要学藏。这是对的，万千人海一身藏。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与中国画的留白，众所周知。但你能藏的，得是你有的东西。你不能说，你连自己藏起来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其实，今天的读者非常需要这种整体性。
这是一个碎片化生存的时代。我们活在时间的碎片、空间的碎片、人与事的碎片上。人是碎的。要把这些“碎”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血肉丰腴的当代人，就需要把碎片按照某种结构或叙事逻辑，建构出一个“人的艺术”。写作者首先得看得见这种整体性，胸中有一个浏览图，才能做好一名导游，读者才可能跟随其后。
资本是媚俗的。在资本重写人类底层代码的今天，作为个体的人可能是得多一点刻奇精神，哪怕它是虚假与廉价、愚蠢与傲慢（被资本定义）的，或许死之前还可以梦见一回堂吉诃德，梦见那个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里弗。
至于“化境”，我就不敢想了。它是神女，我不是襄王。我只是在旷野中行走，我知道自己灰头土脸，草鞋麻衣；偶尔能遇上一堆篝火，就已经很好了。
对了，刚才你问我体内那个小说家的面貌。
想起原来写过的一段文字，这里复制粘贴一下：
写字的时候，双眼紧盯屏幕，但我从来就不能在这个奇异的平面上看见一个所谓的真正自己——无非是一些像燕子般一闪而逝的片断、在水面晃动的霞光与云影（让人同时感受到美好与沮丧）。起身到卫生间洗把脸的时候，镜子里面的那个油腻中年男人，偶尔让我深感疑惑——那是我吗？我会与他对视，甚至有种把拳头揍到他脸上的冲动。冲动是魔鬼。纠结腹谤了好一阵子后，乖乖回到椅子上坐下，继续敲击键盘。比如此刻，屏幕上就渐渐浮现出一段话：
“我尝过她们嘴唇上所有的蜂蜜与砒霜，我真真切切地感受过，她们是怎样索走我的灵魂与生命，又是如何给予了我甘甜与意义。我曾如朽木，如顽石，如这世上最懂得取悦女子的情郎，如抱柱的尾生，杀妻求将的吴起，戈壁上快要渴死的旅人，割肉饲鹰的菩萨……这些都在我脑海里无数次发生过，在深夜灰暗的墙壁上，化作一个个摇晃的细碎光影。
这些光影是被神打出的一个个手势。
凝视它们——不，不不不，光有凝视远远不够，还得嗅，去听，去调动生而为人的全部，调动舌头、手指、肺里涌动的气流、脑子里彼此冲突的信仰等，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这些光影深处所隐藏着的灵魂。
然后，我们会获得奖赏。
这些人子的灵魂，会进入口腔，在牙齿缝里咯蹦响着。吮吸它们，像在炎热的夏天吮吸一根带着巧克力味的冰棒，我们会觉得……爽。对的，就是这个字，爽。大脑会急速分泌出几毫克的多巴胺，这种神奇的物质将把我们带到天堂，一个地面喷涌着泉水、四处开满鲜花、到处流淌蜂蜜与牛奶的天堂。而我们在那时将摆脱所谓的意义（或许可把它称为真理与道路）的束缚，以及所谓的由荒谬与虚无构成的无意义的泥沼，获得真正的姓名，我将成为我，成为一个独立于这个宇宙之外的波兹曼大脑，我将注视着所有的因果，自身却在因果之外……”
对了，就是这个波兹曼大脑，一个基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假说。一个我目前认为的写作者的理想姿势，或者说状态。
这是对一份激情，一次错误，一个梦想，一场冲突的保存，继而超越。
人能写作，何其有幸呐。
这是人对自身的祈祷。
百道网：您提到新现实，新现实与现实、魔幻之间是如何咬合的？科技是作家用来干预新现实的杠杆吗？
黄孝阳：我想写本书《新现实》，谈论我眼里的文学世界。
所谓新现实，即知识社会。知识社会是相对于狩猎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而命名的。我写了几篇文章论述知识社会的四个基本特征，五种基本矛盾等。有几篇文章或许可以提一下，比如刊发在《作品》上的“写给我的70后同行——知识社会与我们可能的未来”、刊发在《上海文化》上的“四个词语：现实，现代性，知识社会，当代小说”，刊发在《天津文学》上的“这个新现实里，我辈大有可为啊！”，以及刊发在《社会科学论坛》上的“我对天空的感觉——量子文学观”等。
总体而言，新现实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我们传统文学语境的那个“现实”是一个正在过去式。这也是人类社会这个耗散结构演化（新陈代谢）的必然要求。
魔幻是秘索思的产物。在文学范畴内，最好还是把它视作一种修辞与叙事策略。它在文学史上有过耀眼的光芒，今天有类型化、标签化的倾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所有激动人心的，皆不可避免沦为陈词滥调，所以我们需要新——新发现、新阐释、新范式。
对于写作者个人来说，更需要这个“新”字，逼自己离开舒适区，不要老在一个平面上滑动。世界不是一个溜冰场。
我越来越觉得所谓的小说家，或者是文学工作者，不仅要提供一群人理解世界的观念、视角与经验（他是对他们的概括），还要提供一个可以信赖、值得尊重的知识结构（小说文本类似原型，这将帮助读者更好地应对迅速变化的时代）。更重要的是，他要意识到——一些东西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比如观念与修辞。
起码得告诉自己，“不好的小说总是相似的，好的小说总是各有各的不同。”
另外，请原谅我的无礼。现在科幻文学炙手可热，登堂入室，望之俨然。怎么说呢，许多科幻文学还真的没有像获奖词里说的那样好。多半蹲在类型的窠巢，里面还是一个农耕社会的魂魄。结构乏善可陈，语言多枯燥干瘜，思想见识也是“旧茶杯里的风暴”，披科幻的衣，说着上世纪的人与事。科幻文学要走的路还很长。
科技，这个推动现代性浪潮最强大的引擎，已经在建构自身的伦理体系，它要完成对旧伦理的吸收与覆盖。理解科技对人心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方式）的改变与重塑，能帮助写作者写出真正属于他们的文学。这是困难的，也是有趣的。所以我说，“在这个新现实里，吾辈大有可为啊”！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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