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写作与世界的关系，就像魔术师与真相的关系
写作与世界的关系，就像魔术师与真相的关系。真相从来只有一个：魔术师的表演不可能是真的。但是，大家却仍然为魔术师的表演所着迷，因为那里面包含着人类的想象力，人类对自身及世界的渴望，它探求的是可能性。
文学也是一样，它的目的不是在告诉你，真相就是这样，而是告诉你，它还有另外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既来源于人类已经创造的事实——社会形态、文明结构和人性状态，也来源于人类内部所包含的可能的方向。在此意义上，文学与世界是在一种悖反、错位和隐喻中彼此彰显的。
这也是我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的三个层面。
1.悖反关系
写作不是简单地解释世界，而是背向这个世界。作家要走到阴影处，走到时尚、华丽的巨型建筑背后，去看那里世界的形态和道路的走向。并且，这一巨型建筑——也可以说巨型话语——越具有确定性，越需要作家转过去看看。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像阳光和阴影，肯定与否定，巨大与微小。
在巨型话语中看到日常人生的众生相，在喧嚣中寻找沉默的、安静的那一部分，并且，试图发掘它们之间如何互为生长，这是作家非常重要的任务。
《百年孤独》中马孔多小镇的扩张是历史的正面，是正在发生着的社会现实。在政治层面，它甚至可能是必然的，拉美的城市化、现代性，和中国的城市化、现代性在现代文明发展的过程中都是一种必然，但是，作家的任务不是要写马孔多发展的必然性，而是写出这一必然性中所同时生长出来的百年孤独。乌苏娜、奥雷连诺上校，他们被飓风一样的发展挟裹着，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但又顽固地保持自己的存在。这一顽固性为他们赢得了尊严，也无形中成为一种力量和“历史的正面”博弈。
阎连科的小说《炸裂志》也是同样。他所描写的是中国狂飙式的发展，在短短几十年内，从一个村庄“炸裂”为一个镇，一座小城，到一个大都市。但是，你从中读出却是这一发展背后的荒诞性及在这一过程中人性的扭曲。
2.写作与世界的关系是小等于大，或者，小大于大的关系
就像我刚才讲的《百年孤独》，一个村庄可以是全世界，马孔多从一个几户人家的村庄到繁荣的小镇，再到哀败，在此过程中，作者所描述的众生相包含了人类很多的形象，马孔多小镇的命运也几乎是整个现代拉丁美洲的命运。
一个人的爱情可以是全人类的爱情。譬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书中有一个细节是这样的。安娜和渥伦斯基吵架后，渥伦斯基独自一人坐着马车去彼得堡参加宴会。这时，安娜站在楼上的窗口边，看着英俊、衣着整齐的渥伦斯基走向马车，内心非常嫉妒、失落和不甘。他们一起私奔，但是，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可以接受渥伦斯基，却不接受她。她只能躲在家里，任凭绝望吞噬自己。我想，在那一刻，安娜的痛苦不只是一个上层社会女性的痕苦，而是，所有爱情在现实面前遭遇壁垒的悲伤，是所有爱情都可能经历的悲伤。
一个人的梦魇可以是全人类的梦魇。卡夫卡《变形记》的第一句话是“格里高尔清晨起来，变成一只甲虫。”我们都清楚，人不可能变成甲虫，但是，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恐惧、焦虑、担忧，非常非常压抑，卡夫卡把这种无形的情绪变成有形的语言给表达了出来。
回到我们的主题，今天我来到伦敦，坐在这个书店，给大家讲梁庄及梁庄的人生。
梁庄是中国当代村庄，我的家乡，它与英国，与此时正在倾听的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以《出梁庄记》的结尾小黑女儿的故事为例。
当时我正在老家做《出梁庄记》的调查。一个早晨，小黑女奶奶带着小黑女到诊所看病，一检查，发现病情非常严重，我就赶紧开着车拉她们去县城医院。在医生给小黑女儿看病时，我试图联系我认识的一些人，派出所的、法院的，等等，看怎么办。所有的人，不管是医生、警察还是法官，都说，报案肯定是对的，但不建议报案，根据以往的经验，不报警肯定比报警的要伤害小黑女儿少一些。
那两天是我极为痛苦、煎熬的两天。事情不断回到原点。奶奶一会儿说要去报警，一会儿又揪着头发说对不起自己的儿子儿媳，把头往墙上撞，不如死了算了，再或者，就是把头低到腿上，默默地哭。奶奶心里是怯懦的，她其实不敢报警，她怕和邻居撕破脸，她怕人家倒打一耙，怕事情被人知道孙女将来找不到婆家，怕在村里、亲戚那里丢人。
有一次，我无意打开电脑里的录像存档，翻到采访小黑女的那一段，我又一次听到录像里我抑制不住的哭声。当时，我正问小黑女，为什么那个邻居老人第一次对她那样做时她没告诉奶奶，都那么疼了。小黑女慢慢说，因为她怕她奶奶伤心，因为哥哥太调皮，她奶奶已经很累了，她不想让她为自己多操心。
隔了那么多年，我仍然忍不住流了泪。她不知道她遭受了什么，而导致她进一步受伤害的原因竟然是心疼奶奶。
听着小黑女的诉说，再次看到她奶奶的花白头发，我想，也许事情发生的原因及处理的方式可能是中国式的，但那一刻，奶奶的痛苦一定包含在全人类的痛苦之内，它是人类永恒的痛苦和永远面临的困境。与此同时，小黑女儿因天真所遭受的伤害也是人类所有天真所遭受的伤害，它是真实的个人遭遇，但同时，却也好像人类世界的内在形象之一，与你我都息息相关。
在这个意义上，梁庄就是世界的中心，它承载了全世界人类在当代文明中的命运。
也可以说，写作与世界的关系是小等于大的关系，甚至，更大于这个世界，是小大于大的关系。
3.隐喻关系
写作与世界不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是隐喻和象征的关系。当作家起笔写一个人物或一个村庄、某个庄园、某个故事时，他并不是按照现实的模型来写的，相反，它要把模型——这里的模型指的是日常观念中的现实认知——打碎，打成一个个元素，然后，再重新捏合。即使我们说《傲慢与偏见》是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风俗画，也不能说它和现实一模一样，如同日本的浮世绘一样，把一些重要的人物突显起来，让他们成为某种隐喻和象征的存在。这也是故事之所以有价值的原因。
这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起点。隐喻不只是一种修辞或创作手法，而是创造文学世界的基本起点，尤其是对于虚构文学而言。
如何既具有人类的众生相，但同时又能通向隐喻性和普遍性，这是所有作家所追求的艺术方向。
如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透过以化身为教授的魔鬼撒旦考察人的灵魂为起点，考察了当时俄罗斯的社会现实和精神状态，这样一种超现实的起点本身就有强烈的隐喻色彩。马尔克斯、卡夫卡的小说都是这样的起点。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对现实世界非常清晰的精雕细刻，最后达到一种强烈的隐喻风格。前天去伦敦国家美术馆，看小汉斯荷尔拜因的肖像画，我被他画作强烈清晰的风格所吸引。他的画非常现实主义，每一个细节，哪怕是手上的褶皱，都会画出来，但是，当你观察整个肖像时，它们又具有强烈的超现实风格。人物像浮雕一样在空间中凸显出来，凌厉、强大，又孤独万分。
回到文学作品上，譬如像《傲慢与偏见》《包法利夫人》这样的作品，小说本身非常现实主义化，但是，最终却有强烈的隐喻风格。我想，这与作家对世界的理解，对人的理解都有很大关系。
我自己也刚完成一个小说《四象》。小说写一个患精神分裂的大学生，返回家乡河边的墓地放羊。在这里，他和三个人聊天、说话、学习，经过一系列事件之后，重返城市，被尊为大师。最后，他的精神基本上恢复了正常，但是，他再也听不到那三个人说话了。这三个人其实是墓地里的亡灵。
表面看来，这个故事有一点点魔幻性质，但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写作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在看荷尔拜因的画时，我突然想到，我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风格：强烈的、清晰的真实性，这一真实性甚至是粗暴的，以至于最终能达到某种隐喻。所以，在我心里面，我一直把这墓地的三个人作为真实存在的人物来写的，他们在那个患精神分裂症的年轻人那里，也的确是真实存在的。
这个小说并不长，十三、四万字，但我写了两年多，已经改到第四遍，目前还在改，我个人非常喜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与现实世界是这样一种变形的、但又密切的关联。
再回到开头，文学世界是一个既不同于现实世界，但又一定诞生于现实世界的世界，它与现实世界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是看似一个面像，但其实却是由无数面像组成的关系。
我想，这也是写作与世界之间最基本的关系。
谢谢。
本文来自2019年3月14日梁鸿在伦敦光华书店的演讲。原主题为“回到村庄：找寻失落的家园与回忆”。来源：《中华文学选刊》 | 梁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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