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责任编辑手记
《牵风记》：为文坛老将喝彩
□胡玉萍
长篇小说《牵风记》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大家都为九旬老作家、老军人，为出版社，也为作家与编辑20年间真挚的情谊而高兴。
我与徐怀中先生结识于1999年夏季沈阳军区组织的一次笔会，整个活动中，他与夫人的修养、学识、谈吐，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亲相敬，让我对“德高望重”有了深层的理解。回北京不久，为了纪念这次笔会，徐怀中先生设家宴，盛情款待我与沈阳军区创作室李占恒等人。那次聚会中，他敞开心扉，真诚以待，所表现出的人文情怀令我至今难忘。
那时候我知道，徐怀中先生正在构思一部长篇纪实，是他自己曾有过的一段经历，是一部对人类非常有教益的“战地笔记”。当时我们就约定，此书完成后交由我来编辑。岁月如梭，一晃就是十几年，2012年30多万字的《底色》创作完成，并于2013年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在赠予我的《底色》上，先生回忆往事，执笔留言：“那年我们同去游历，当时约定，如果我有新作，一定给你。事实上我并不能肯定自己可以写出一本新书来。还真的就有了这本《底色》，真的就如约送到了你的手上。”欣喜之余，我们又做了一个约定，下部作品依然由我做编辑，继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18年春节期间，我得知徐怀中先生新的长篇小说即将完成，刻不容缓，赶紧拨打越洋电话，表示由衷祝贺。徐怀中先生说，完成文稿后，会打印多部，广泛征求朋友、学生意见，然后在此基础上仔细斟酌、认真修改。此后，又经过几个月的精打细磨，老人家郑重地将刚刚修改后的《牵风记》交给了我。
谈及《牵风记》，徐怀中先生说：“我写的是一部具有严肃宏大叙事背景的‘国风’式的战地浪漫故事。”这部小说的“写作意图不是正面描写战场，相反的是淡化了具体战争场面，凸显出特殊情境下人性的纠结与舒展”。确实，此前从未看到有人以如此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式描写战争。在过去，只看到其豪迈的一面，通过《牵风记》，我们看到了为此而付出的惨烈代价。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切入这场战争，让我们了解到那些牺牲者的人品格局是怎样的平凡和伟大，他们的精神世界是怎样的朴素和丰富。
徐怀中先生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战士，是挺进大别山战役的亲历者。小说中每个人、每个故事特别是细节，都有很强的历史真实性。20世纪60年代，他曾以此为题材创作出《牵风记》的雏形，将近20万字，后来却由于种种原因，小说的手稿被销毁。这次重新创作起笔于4年前，经过不断的修改润色，终于与读者见面。
徐怀中先生戎马生涯，笔耕不辍。《我们播种爱情》《无情的情人》《西线轶事》《阮氏丁香》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在《牵风记》中，他以对文学创作终身不竭的激情和追求，实现了自己矢志不渝的写作意愿：“尽最大力量完成精彩的一击。”
徐怀中先生与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着半个多世纪的缘分。早在1954年，《地上的长虹》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精选，其中就有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我们播种爱情》，其后又与人民文学出版社有过多次合作。忆及与徐怀中先生20年间的真诚交往，更加感动于老先生在《牵风记》书中给我的题词：“我们的友谊永远不会被淡忘。”
我也是出版行业的一名老兵了，不仅见证了当代文学的曲折发展。编辑生涯中我有幸结识了当代文坛的老中青几代名作家，有的还成为了好朋友。我编辑的书稿由他们源源不断地输送，我掌握的许多信息也都来自他们的传递。多年辛勤的耕耘、不懈的努力所得到的收获，让我更加相信“有付出就会有回报”的人生哲理。
《人世间》：
让时间说话
□李师东
梁晓声想写《人世间》的时候，刚过60岁。对这部要写百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他很是慎重。“以后恐怕没有体力、精力，去写这么大篇幅的作品了”，他后来说。
2010年开始构思，这一酝酿就是3年，直到2013年年初，梁晓声才正式动笔。也正是从这时起，他谢绝了一切社会往来，每天按部就班地坐在阳台上的一张小方桌前，一格一格、一字一字地写着，整整写了5年，写了3600多页纸。
梁晓声的字写得十分认真，很有劲道，一笔一画，棱角分明。给人的感觉是，他对笔下的每一个文字都格外尊敬。梁晓声在写一个大部头的长篇小说，这我清楚。困扰我的是，过了60岁才动笔，他会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来。事实上，115万字的《人世间》面世后，大家也都很诧异。
梁晓声的知青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我们很熟悉。随着时间的推移，梁晓声的关注点逐步向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发散。尤其是他到北京语言大学任教以后，我们更熟悉的是他的大量的社会时评和生活随笔，还有影视作品。印象中的那个写小说的梁晓声，已然让我们有些陌生。其实，梁晓声并没停下写小说的那支笔。
2015年11月19日，梁晓声托同事带话，要我第二天上午去他家一趟。一见面，梁晓声就说起他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我们要谈的就是这部作品的出版事宜。
梁晓声和《青年文学》、中青社的渊源，我和他都清楚。近几年，我们出版过他的多种随笔集，还有正在运作的知青小说八卷本，自然还有他和我同校同系的情谊。“你一直在做出版，还在办《青年文学》，没有离开过文学。这部小说要写上中下三部，第一部已经写完，第二部也快写到一半。你们把第一部带回去，先看看，不着急，有什么意见，我们回头再交换。”我的记忆里，好像一直是他在说话。
我和同事李钊平抱着好几斤重的书稿回单位，手上重，心头更重。大师兄梁晓声在托付我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很重要，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这部带着手感和体温的作品，从上个世纪的1972年写起，写的是新中国几代人的生活遭遇和社会变化，落笔在东北一座省会城市的一个平民区，贯穿始终的人物是一位叫周秉昆的平民子弟。梁晓声显然是在对自己大半辈子的生活积累、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作一次阶段性的文学总结。
这部有年代感的作品，立意很清晰：这几十年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国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他要把这些告诉今天的读者。
这些年来，我一直期盼着出版一部让今天的青年读者了解中国几十年进程的文学作品。这样的作品，也只有像梁晓声这样的作家方能写出。
我很快读完小说的第一部，向梁晓声表达了基本的判断：很有年代感，放心写，而且肯定会越写越出彩，细节问题等初稿完成后再议。后来梁晓声说，我们最初的肯定对他是很大的鼓励。
我和同事李钊平商定好，这一段时间尽量不打扰他、不打断他，让他聚精会神写完初稿。我们分头进行审稿，先做一些初步的加工，发现什么问题，有什么疑惑，事先做好笔记。我专门找了两个小本子：一本记的是情节推进过程中的脉络和走向、疑惑和问题，一本记的是小说中每个人物的来龙去脉和人物之间的往来明细。
取回《人世间》第二部，已是2016年春节过后。梁晓声说他身体不适，颈椎病明显加重，每每写作都要围上护脖，也只能坐在小椅子上就着小桌子写，这样颈部压力会小一些。他还怕冷，胃部时常隐隐作痛，上医院去过几次，医生安排他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他说：“我不做。真要检查出什么问题，那这部小说就没法写下去了。”
2016年年底，梁晓声完成了三卷本的初稿。看完整部书稿，我们和梁晓声展开了密切的互动。小说中的人物线索、情节进展、生活细节、重要史实、时间地点、说法提法，包括对人与世事的分寸拿捏和尺度把握，我们一一加以辩证。这是一次十分高效而又推心置腹的合作，有我们的理解和要求，更有梁晓声的大度和包容。
我们商定了全书的整体设计风格，签订了出版合同，梁晓声在起印数上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我们定好了书名，叫《人世间》，确定了出版周期和宣传推广计划；我们给整部作品定了一个调：50年中国百姓生活史。梁晓声说：“你说得对，是生活史！”随后，梁晓声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对全书进行了认真修改。
2017年9月4日，梁晓声打来电话：书稿全部改好，可以交给你们了。按照我们和梁晓声的约定，在2018年1月的全国图书订货会上推出征求意见版。征得多方意见，进一步修订后于2018年5月推出正式版本。
现在回过头来屈指一算，从9月上旬到12月中旬100来天的时间里，我们平均每天要编辑加工10000多字。说废寝忘食、日以继夜真不为过。很多时候是半夜醒来还要看上几页纸，看着看着，天就亮了。
记得有一次聊完书中的一个细节后，梁晓声突然问我：“你说作者和编辑、我们俩是什么关系？良师益友、助产师，好像都不大恰当。”我说：“就说你和我、和《人世间》吧，这是你的孩子，我是他的叔叔。我喜欢这个孩子，看着他长大，一些时候我可能比你还上心。他天资足，有培养前途。”其实，我是在坚信：《人世间》会有他越来越多的亲人和朋友。
时间是会说明一切的。
《北上》：
烟火长河的来处与归路
□陈玉成
2018年7月，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已进入创作的收官阶段。小说中故事命运的终点位于北京城东南部的通州。为了创作《北上》，徐则臣在几年的时间里，有意识地把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断断续续走了一遍；为了保证创作中历史地理细节的精确与严谨，他决定前往通州运河再做一次实地寻访。当我们已习惯了许多作家躲进小楼闭门造车时，这种追求无一字无来历的创作态度，显得更加难得。
《北上》的创作以历史与当代两条线索展开。通州既是历史一脉中运河命运的终点，也是当代一线中故事生发的源点，其地理意义的符号性不言而喻。燃灯塔、张家湾、蛮子营、杨坨……这些至今仍是通州标志的所在，也是作品中的重要背景地。徐则臣说，故事中的北上一行在抵达通州的那天中午，离北运河的尽头不足十里时，不幸受伤的主人公小波罗辞世。同期，清政府颁布了废漕令。现实中运河的命运似乎可以在作品中找到前因，100年的历史便在不经意间嫁接在了一起。如何准确地写出100年前的运河生态和生活于此的运河人的精神状态，这种“无中生有”、由虚入实的创作，尤其考验一位写作者的功力，这便需要其找到一条进入历史的最有效的方式。写出一时一地的运河故事不难，跨越百年从南到北的“虚构”却并不容易。融入笔下的这片土地，往往是与历史、与古人产生精神关联的惟一路径。
这并不是徐则臣第一次在作品中写运河。从小生活在运河边的他，对于运河的各种历史掌故、地理民俗都不陌生。在20年的创作道路中，运河始终是徐则臣作品序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背景。从早年的《运河书》到其代表作《耶路撒冷》，运河的影子从未缺席过。在《耶路撒冷》完成之后，徐则臣便开始着手创作这部以大运河为“主角”的长篇小说。而这也是运河第一次在徐则臣的作品中完全站在了前台。徐则臣说：“这四五年里，业余时间我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沿着这条千里大水来回走，走走写写，写写走走，读了六七十本书，差不多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半吊子运河专家。”当他说《北上》写了4年时，其实《北上》已经写了20年。在他20年前写下第一篇关于运河的小说时，就已经在写《北上》了。
《北上》是在熟悉的运河水中努力寻找着一片陌生的天地。他走出当代大都会外乡人的生活，深入运河旧境及近代中国社会的肌体深处，以一条千年长河的兴衰命运写下了自己对于一段百年国史及颠沛命途的深刻洞见。全书横跨历史与当代、朝野与官民、南北中国与东西世界，格局大开大合，可以说，为近几年来已近繁荣的运河题材书写，贡献出了最具温度与力度的一次创作。
因为出版周期较短，编辑时间紧张，在收到《北上》定稿后，我们便同时推进着几个编次与校次的工作。而《北上》也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近几年为单本书投入编辑力量最多的一次。除韩敬群与我作为责编之外，我们同时请多位老师共同审稿，在政治、历史、文学、民俗等多个方向上共同把关。
同时，我们将书稿分别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家马勇与陈喜波。马勇对作品在历史文献细节上的规范，陈喜波作为历史地理学大家侯仁之先生的再传弟子，深谙运河人文与地理生态，对作品中的运河路线及沿线地名进行了学术上的严谨把关。“《北上》要从文学意义上经得起推敲，从史学的、地理的、文化的角度也要经得起推敲，要最大限度、最真实地保留历史和现实的细节。”
《北上》是一部运河书，更是一部知识分子立场的还乡之作。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北上》恰恰是由一条千年大河直入这个民族的遥远历史，重拾我们的来处与归路。作品的题记是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一篇：“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这四句诗里有诗人面对苍生黎民之苦时的博大与悲悯，深刻契合全书内容及灵魂人物，同时与作者以知识分子立场思考历史、关注民生的角度相呼应。
2018年12月，在几个月的编校与印制工作后，《北上》终于出版问世。这里，还是想再分享《北上》里这样一处饶有趣味的细节。当谢望和摔伤后提出去运河边的一家诊所“大和堂”时，孙宴临说，“早关张了。初医生全家搬走了。”“大和堂”与初医生出自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只此一句，两部作品相遇在淮安这座运河之都、这座徐则臣的文学故乡。两段行走在水上的传奇，在时间与空间上又重新交融在了一起。《耶路撒冷》中初平阳们搬走了，不断地走向世界；《北上》则是写回归，从遥远的南方溯流北上，纵然前有险滩，道阻且长，也要看一看流过故乡的运河水，最终变成了什么模样。孙宴临说：“只有我们这样每天睁开眼就看见河流的人，才会心心念念地要找它的源头和终点。”
这一次《北上》的回归，这一次精神意义上的还乡，也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气度与景象。
《主角》：
天地广博 大道至简
□李亚梓
做文学编辑多年，面对竞争激烈的图书市场，寻求出版思想性、艺术性俱佳，又兼顾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图书变得越来越难。每天置身于浩繁书稿中，也曾产生过困惑和迷茫。而日复一日的编书生涯让我感觉到，放平心态，认真对待每一本书稿，保持一双发现的眼睛，遇到好作品，千万不能轻易放过，竭尽全力将它打造到最好，便是朝着目标更近一步。
我是陈彦两本书的责编——2015年的《装台》和2018年的《主角》。陈彦做过多年秦腔编剧，又当过剧团团长、院长，对剧团的生活再熟悉不过，大家都期待他写一写舞台上的“角儿”。他对我说之前写过几万字有关“花旦”的小说，但没成型，我便极力鼓励他写成一个长篇，并断定这个“角儿”一定更出彩。我知道一部好长篇需要花时间去构思、打磨，陈彦又公事繁忙，中间也不好频繁催促给他压力，然而还是忍不住做了一些旁敲侧击的工作，但“主角”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
终于，2017年8月，《主角》如约交到了我手里。拿到3本厚重的打印稿，我是又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书稿如约而至，陈彦说，因为太熟悉了，简直一气呵成，写作的时候有一种奔涌迸发的感觉。我听了心中暗喜，一气呵成的作品往往比打磨漫长时日的味道更醇，气势更顺，说明作家对手头资料的熟悉以及创作时的得心应手。担忧的便是这近80万字的篇幅，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对我、对出版社绝对是个考验。有人劝我说，一定要劝说作者删减，快节奏社会手捧如此厚重的大书啃读的人不多了。
当我微微透露这点担忧的时候，陈彦说：“你先看吧。”我就开始读，炎炎夏日，捧着厚厚的书稿，竟然放不下了，整个人都沉浸在里面。小说用细腻的笔触写出了秦腔名伶忆秦娥大半生的盛衰际遇、起废沉浮，及其与秦腔及大历史的起起落落之间的复杂关联。方言口语的巧妙运用、丰富复杂的故事情节、鲜活生动的人物群像，无不透露出陈彦对生活的熟稔和叙事的精准与老到。看完书稿，作品带来的震撼让我赶紧拨通了陈彦的电话。那天下午我们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谈人物、语言、情节，以及我对作品的理解和设计、编印、营销方面的设想……陈彦也非常激动，跟我畅谈了一个下午。
至此，给作品“减肥”的想法也没有那样强烈了，不仅他有一种斩臂卸腿的不舍，我甚至觉得惟有这么大的体量才能承载内涵如此丰富的主题。最终，我只做了微调，以上下卷的形式把整部书稿完整地呈现给了读者。
《主角》即将签约前，几家同行也来追这本书，总编辑时不时询问《主角》的进度，我故作镇定，心里也着实捏了把汗。最终陈彦对我说：“我的感情在你们那儿。”他在后记中也说：“是作家社‘恩宠’过《装台》，也感谢着他们对《主角》的高看一眼。”
作为责编，我在处理方言口语上，尽量保留他语言的原汁原味，只是封面的设计让人绞尽脑汁，考虑到这样一部精彩厚重的作品，以及我们对它“前途”的期待，一定要沉稳、大气。而我又多少希望“主角”的惊艳，能在封面上有直观的体现。做了十几个方案都不满意，最后还是经美编室主任王汉军的妙手，终让封面人物美得惊心动魄。封面定稿发给陈彦看，他说：“对，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忆秦娥！”
责编《主角》时，一直有股强大的精神力量督促着我，让我投入饱满的热情，只因文本打动了我，我也坚信《主角》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是一部能够在文学史上流传下来的作品。
在我看来，编辑需要敏锐的嗅觉才能发现好作品，更需要一丝不苟长年累月的匠人精神和职业坚守，而各行各业不亦如此吗？正如陈彦所说：“无论在哪里当主角，当配角，都应努力认真地去扮演并担当好生命中的这些大小角色。天地广博，其实大道至简。”
《应物兄》：
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
□刘 稚
足足有13年时间，李洱作为一个已经享有声誉的作家，又正当创作盛年，几乎没有发表过作品，连中短篇的写作都停止了。他忙工作忙家人，在文坛繁荣、众声喧哗、新人辈出的热闹中，孤注一掷地默默酝酿自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的稿子一度长达200多万字，顾虑到读者和出版社的耐受力，不断地反复增删修改打磨。
在2002年1月出版了《花腔》之后，作为编辑，我等的就是这部新稿，奈何李洱迟迟不交稿，这一等就是15年，知道他一直在写，知道他对自己要求极高，焦虑挂在他脸上，体会到他艰苦卓绝。到后来，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已经和作者血肉交缠，甚至感觉李洱有意延缓交稿，就像他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轻易交托于人。
李洱写作伊始，即对知识分子题材充满浓厚兴趣，他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说和第一部长篇小说《花腔》都以描写知识分子生活为主。《应物兄》是在对知识分子群体长期观察、体认、思考的基础上，在写作手段与技术上的不断琢磨中，用13年时间精心创作的一部体量庞大的小说。
《应物兄》的主题是探讨改革开放至今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知与行的过程。它几乎囊括了4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巨大变革的时代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深刻而精妙地摹写出他们所经历的种种精神的蜕变和新生。同时，它将所要描写的主体知识分子的在场感，置于整个人类的广阔的知识场域，非常有效而合理地在一部小说中呈现了整个世界特别是中国几千年思想史的衍变、争锋、对话，它打破了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的界限，突破了知识分子写作传统，将历史和现实和谐地融于一体，共时性地呈现于小说建构的阔大空间中。
从始至终，《应物兄》以高妙的笔法描写了中国传统与文化那令人迷醉的魅力。这个传统和文化是经历五四以后到今天的后现代特征下，不断自我更新后呈现的持久不衰的魅力，它体现在整部小说的叙述中。通过对大量的“经史子集”经典的化用、通过情节的设置、通过人物的言谈，令读者获得经典的经典化、审美的再审美。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实事求是地说，在知识系统的完备、文学史素养的深厚、文学研究的专业性几方面，李洱都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他具有强烈的文体意识。现代小说意识作为西方舶来品，在中国经历先锋文学思潮以后，应何去何从？《应物兄》给予了很好的回答，它超越了种种观念的羁绊，在形式上，它向《论语》致敬，用首句二三字作为标题，让万事万物在小说中自然流动；它向《国语》致敬，用对话和言谈来推进叙事；它向《红楼梦》致敬，通过对日常伦理的描写来展示世道人心。而实质上，《应物兄》不是向传统中国小说的回归，它其实极具现代性，比如小说中通过人物谈到“一部无始无终的书”等理念，它追求小说的诗性以及哲学性，它要建立新的小说观。从这一点上说，《应物兄》的确包含着巨大的野心。《应物兄》讲述了生动的故事，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描写了跌宕起伏的命运，同时却避免了落入小说创作同质化的窠臼。
通过高超的叙事技巧，《应物兄》驾驭了繁复的主题以及内容，做到了世界有多复杂，《应物兄》就有多复杂；思想有多少次闪现，《应物兄》就呈现出多少个现场；时空没有尽头，《应物兄》也没有终结。“应物”二字道出了中国哲学的精髓，也体现在这部小说的写作中。通过主人公应物兄的所见所闻所历、内心独白、情感波澜，与外部世界相互映射，描画出思想的现场、行为的现场以及风与花与万物的现场。
《应物兄》在一种强烈的自省意识中展开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摹写，其中不乏嘲讽与批判。由于这种自省精神作为基调，嘲讽也善意也辛辣，批判也同情也深刻。有“物同其类”的无限感慨在其中。既有局外人的冷静观照，又有局内人的尴尬局促。而这个居于内出于外的角度，固守着毫不动摇的价值观，那就是知识分子的操守、责任、思想的价值。这成为小说的一部副歌，时隐时现，串起一个个饱满的人物形象：双林院士、张子房先生、乔木先生、华为老太太、姚鼐先生以及他们的学生辈芸娘、文德斯，包括应物兄、华学明、郑树森等等，这是一个三代传承的谱系以至更往上溯的一种精神谱系。对这种“文化脊梁”的精神传承的讴歌，使《应物兄》具备了优美的抒情性。
这部意味复杂、微言大义、有趣耐读的小说，在很多层面上与读者构成了对话关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读者的阅读习惯形成挑战。对于小说这门艺术而言，只有创作者给自己设置了难度，它才会不断向前发展；而读者，欣赏小说艺术的人，应该迎接这个挑战，跨越这个难度，在碎片化、消费性为特征的今天，静下心来阅读《应物兄》，就一定会发现它的美。来源：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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