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源：我是有所谓理想读者的，但写作时顾不上他们
近日，小说家陆源以半自传体写成的《童年兽》出版，它讲述了主人公身为围棋少年的成长经历。充满竞争的残酷空间不仅带给“我”心智的磨砺，更使“我”渐渐超越围棋的胜负，认识人生与社会的荒诞与凝重，用作者的话说，“世事艰难，酒酸狗猛”。小说中元气淋漓、嬉笑怒骂的语言引人瞩目，它开启了一场富于冒险意味的叙事之旅，并试图为他记忆中整个时代经验赋形。作家张抗抗评论道，《童年兽》“将那种摧残人性的感觉写得真实透彻”，而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这种深刻的痛感，恰恰是通过幽默、谐谑与咒骂的笔调来实现的。陆源出生于广西南宁，1980年生的他，童年在聂卫平掀起的围棋热、港台明星热潮、亚运会等大事件中度过，大学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如今从事写作，著有长篇小说《祖先的爱情》、《范湖湖的奇幻夏天》，中短篇小说集《保龄球的意识流》等，译著有波兰作家布鲁诺·舒尔茨的《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和《肉桂色铺子及其他故事》等。近日，澎湃新闻专访了陆源。我们关注《童年兽》这部风格独具的小说如何诞生，也希望了解虚构的文学与真实的人世何以相互映照、支撑。
澎湃新闻：对许多作家来说，似乎他们的书写往往始于自己熟悉的往事和个人经验，但在你这里，似乎你先是着迷于涉入宏阔历史和家族故事的庞杂书写，多年后才写下这部基于个体成长经历的《童年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写作顺序和准备过程？
陆源：假如在写作《祖先的爱情》和《范湖湖的奇幻夏天》之前，就决定先写《童年兽》，我恐怕将一事无成。甚至，仅仅是揣着写作《童年兽》的念头，都会对现实生活产生压力。起意写作《童年兽》的想法来得突然，整个写作历程也相对迅速，这或许是因为，我不敢沉浸其中太久。很长一段时间，我有意无意封闭了那段记忆，那段关于少年围棋队的记忆。我一直以为，那段经历与我后来的写作生涯肯定是截然分开，绝无关联的。如今回头去看，发现自己其实为《童年兽》的写作做了不少准备。当然，所谓准备，大多是下意识的。写作技法上、经验上的准备不必说了，更重要的准备是心理上的准备：摆脱父亲的阴影。实情是，跨过而立之年，接近不惑之年，我才大抵做到。《童年兽》让我那段六七年的棋童生涯与现今的写作生活联结了。我的个人史似乎因此变得完整。这一完整化，看来非得等到不久之前，等到我写完两部各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神游了深广宏大的家国历史，才可以着手实施吧。
澎湃新闻：作为半自传体的小说，《童年兽》里的人与故事都有真实原型，你在怎样的意义上对它们进行虚构处理？如何看待小说中真实与虚构的关系？
陆源：文学的真实与虚构，可以谈很多，它们看似矛盾，却统一于更高层面……具体到《童年兽》，我发现，谈论这篇小说，我无法采用平时那种谈诗论艺的优雅语调……这部小说只有一个人物的虚构程度较高，他由几个我熟悉的真人形象组合而成。书中其余男女，在他们身上并没有体现太多穿凿之功，不过是稍微改动了名字罢了。但你知道，现实与艺术之间依然横亘着一道或深或浅的沟坎，不从它上面跨过去，我们写作的字字句句终究无法成为文学作品。虚构就是跨越这道沟坎的必需动作。《童年兽》的虚构是怎样意义上的虚构？我觉得，我学会了使用小说家的目光去回顾那段经历，将这道目光投向我记忆中的事事物物，观察我记忆中的男男女女。这目光本身，即包含了文学虚构的精义。凭此，也仅凭此，我将人物原型转写为小说角色。他们因而既是真实的，又是虚构的。
澎湃新闻：在读者看来，《童年兽》的一部分描写是相当困难和需要勇气的表达，你是否在写作中或小说出版后遭遇过危险和压力？
陆源：决定写这部小说的那一瞬间，我已将所谓压力、难堪抛诸脑后。唯一的障碍其实在我自己的思想之中。时光、阅读、创作、交谈，生活的种种，帮我拆除了书写《童年兽》的障碍。坐下来写作时，我已感觉不到压力，相反，写作为我疏导了压力，让我认识到，不必将记忆中那片阴影藏得那么严实，我还可以试着将它转化成一部小说，转化成某种美好的东西。《童年兽》出版前后，我记忆里，有三位朋友跟我深谈过小说里记述的事件，其中两位竟与我有相似经历，幼年时遭遇过成人向他们施加的黑暗。另一位则在欧洲待了许多年，讲了些外国经验，还为我出谋划策。他们并没有在谈文学，可偏偏因为这样，我很感谢他们。迄今没有因为《童年兽》的出版遇到任何危险或压力。当然，这本小说目前的影响并不大，读者还不多，至于将来会怎样，我也不清楚。
澎湃新闻：你在小说中写到了学围棋的特殊经历或“阴影”，与你后来选择小说创作、以文学为志业有某种内在的隐秘关联。为什么会有这种关联？
陆源：这关联，前面谈到了一些。我原以为从前无任何关联，将来也不会有关联。但我错了。《童年兽》使两者发生了事实上的关联。棋童生涯的经历，让我的记忆力变得又好又坏。而记忆力又好又坏，是不是很方便一个人成为小说家呢？至少不会妨碍一个人写小说。另外，写作教会我用一种更宽广的视野，去理解胜负。写作抚慰了我因围棋而受挫的胜负心。这些是我目前所能想到的。
澎湃新闻：《童年兽》大量写到了故乡广西和南宁的城市景观、社会面貌，《祖先的爱情》也以民国时期的广西历史为总体的叙事背景。在你的文字中，我们似乎感受到，地理位置不仅决定了方言和风景，更影响着你笔下人物的情绪、积习和生活方式。你如何看待这种小说写作中的地方性因素？
陆源：我一直想谈谈我的家乡，但又总觉得还不到时候，我还谈不好。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传统叙事中，广西的人与物，是以蛮荒或半蛮荒的姿态闯入中原文明的地平线的。广西蛮荒了两千年，两千年前连蛮荒都算不上，只有神话和大片空白。说句玩笑话，在大尺度上，在大跨度的时空图景里，我好像刚从山上下来。中国有些省份，与其他省份的差异不仅仅体现于经纬度上，这在新疆、青海、西藏很明显，广西则隐隐有这个意味。从另一方面看，广西与中原文化、历史的联系又是千丝万缕，不可割断。于是乎，在我的文学地图里，既有一个文明的广西，又有一个蛮荒的广西。同样，那里的民众，我亦作如是观。不过，我也始终相信，这地方性是在整个中华文化之中的地方性，正如中华文化的特性是在整个世界文化之中的特性。我丝毫不反对，甚至梦想着，将邮票大小的地方与最广阔的五洲四海连结在一起，将这联结呈现于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
澎湃新闻：比较好奇的是，《童年兽》写到你离开体校、回归正常的学校生活为止。我很想知道在这之后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你会打算写十二岁到十八岁这段青春期经历吗？
陆源：我初中读了四年。休学那一年，是一次断裂。第二次读初中二年级，我似乎逐渐离开了史前时期。有写作上的同道，比如作家赵兰振，认为我应该接着写写中学时代，他觉得我笔下的地方风物人情挺有意思。中学时代，包括接续它的大学时代，好像确实也可以写写。我最近刚写了一个关于我高中语文老师的短篇小说……对了，我读大学时，因为写过一位高中同学的爱情故事，他气得要跟我绝交。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到今天还是，所以我知道很多他的事情。朋友们的故事，其实不少，尤其是那些疯狂的愚蠢的爱……但我毕竟远离了史前时期，得谨慎一些，得再等等，再想想。
澎湃新闻：读你的小说，很快就会被其中的幽默所吸引。你也曾不止一次谈到，自己格外重视文学中的“幽默”这一品质，为什么会特别强调“幽默”？
陆源：写小说是为了给人读。想尽量把小说写得有意思一点，多争取一些读者吧。幽默无疑是诸多“有意思”当中的一种，颇为灿烂的一种。此其一。再者，幽默与我的艺术观相关联。加西亚·马尔克斯曾感慨作家们为何总是那么严肃，大师的感慨我听到了。多年来，我获得的教益，我自觉的成长方向，我希望实现的文艺抱负，无不指向幽默与反讽。但不可随意反讽，除非在你创造力特别旺盛的时候。而幽默，它每每与睿智，与观察事物的新视角暗通款曲。我们期盼文学能提供新鲜感觉，似乎文学有助于瓦解那些陈腐、刻板、保守的旧事物，而读者的会心一笑往往是通向作者文学理想的幽径，足以慰藉作者昼夜伏案的长久辛劳。最后，我想说，幽默还与世界观、历史观相关联，与我们对时间的感受相关联。迅速打发一个虚构人物生老病死，走向终结，在我看来，这么做本身就包含了某种幽默的成分在里头。但这第三点，过于宏大了，还是打住吧。
澎湃新闻：我知道和许多创作者一样，你有记笔记、积累素材的习惯，许多小说都写了个开头，存在你的电脑里。是什么样的契机或时刻，让你决定调用、完成或者放弃这些片段？
陆源：啊，谈到这个了。我写小说的方式跟诗人写诗的方式没有太多区别，至少跟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写诗的方式没有太多区别。巴别尔的《骑兵军》也源自他的《马背日记》，而他的很多日记还令人遗憾地丢失了。手段自然与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有关。说到文字、情节的效果，我不大相信灵感和即兴，我相信积累，相信做功课和修改增删。然而，与此同时，在书写的激情、创作的动力这些问题上，我非常依赖灵感。所以，现实往往是，我收集、记录了大量素材，写下了许多没头没尾、意义不明的句子，甚至给长篇短篇小说们分别开了头，但迟迟不往下写，有时写到半途又不知为何发生中断。必须心情放松，睡眠充足，再来一点点令人兴奋的紧迫感，再来一点点对于手头工作的好奇……总之，写作的动力是一个谜，是灵感，是一个内在的声音，告诉我：写吧。听不到这个声音，难以披甲上阵。可惜这声音出现的间隔越来越长，令人气馁。我同时在写一个长篇、七八个短篇，并且在修改尚未出版的诸多短篇，还在翻译一部长篇。许多词语、句子、片段在我发送给自己的短信息里排着队，等待处置。“别担心，今天晚上你什么也不必完成。”我把自己骗到电脑桌前。日复一日，我一点一点推进，或增补，或打磨，或搭积木似的来来回回拼接素材。终于，在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刻，在一个我自己以及文字们放松警惕的时刻，某篇作品悄悄完成了……三十岁以前，我写作并不这么鬼祟，但有了孩子以后，我的写作方式越来越零敲碎打，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好像在玩一款即时战略游戏，而总体意图暗藏心中……最后补充一句，我从来不明确抛弃某些素材，但难免会遗忘某些素材。
澎湃新闻：你如何想象你的读者，或者说，对于你自己的小说而言，是否存在一种“理想读者”，他/她应该是什么样的？
陆源：我是有所谓“理想读者”的。我的理想读者比我渊博：我懂的，他/她全都懂，我假装懂的，他/她也懂……请允许我引用一段卡尔维诺《为谁创作》的文字：“文学不是学校，我们应该假设一个更有修养的读者群，一个比作家更有修养的读者群，而这个假设读者群的存在与否并不尊要。作家是在对比自己更有学问的读者说话……”他还在《一个创建读者群的计划》一文中写道：“在每个作家希望通过作品达到的目的当中，就隐含着一个创建读者群的计划。即使是最有创新意识、最努力、最反潮流的作家，也是如此。”在理想读者的问题上，我大致信从卡尔维诺。不过，关于理想读者的“所罗门之结”并未完全解开。真正的杰作是一座各阶层民众的愿望汇集、凝聚而成的纪念碑，它的理想读者毋宁是整个文明体。知易行难。当作家埋首创作时，几乎被种种具体的困难淹没，被自己营造的幻象卷挟，顾不上理想读者了。
澎湃新闻：从《祖先的爱情》、《范湖湖的奇幻夏天》到《保龄球的意识流》和《童年兽》，你已经锻造出格外鲜明的个人风格。你接下来会想要在写作中有新的尝试吗？
陆源：相信你看得出来，这四本书各自的风格也存在或小或大的差异。接下来打算结集出版的两个短篇小说集，一本是《大月亮及其他》，风格与《保龄球的意识流》相近；另一本名字暂定为《守门员的八月》，风格与《祖先的爱情》相近。而目前仍在创作、天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完的诸长篇短篇，风格与上述作品又稍有不同。我希望尝试不同风格，但我尊重其他作家在风格上的重复。没必要非此即彼。当我看到某种新风格的佳作，会忍不住想尝试一番，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那样写作。当然，什么风格都来两下，大概是不可能办到的。但冲动始终在那里，并不因为我不做而有所减弱。天性如此吧。在新小说集《瀛波志》里，我渴望交叉呈现科幻小说和古典小说的风格。对我来说，这很难办到。霍香结的《灵的编年史》有好几种风格，反差极大，我估计掌握不了，要补的功课太多。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卡尔丘克的《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也有两三种风格，差异稍温和些。如果能做到温和的差异，我就知足了。
澎湃新闻：常常会有人相信伟大的小说仍然是属于印刷时代的产物，而当下的文学阅读正面临不断被削减和替代的危机。身为小说家、编辑、译者，在你看来，今天为什么还需要读/写小说？
陆源：对这种具有本体论意味的终极发问，理当用强有力的回答加以抗衡。援引英国史学家柯林武德的思想，我要说，文学艺术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如果将文明具象为一副躯干，那么文学艺术就是这副躯干的一个器官或者一段肢体，作家的创作、艺术家的创作、学者的研究和书写，皆使文明体得以完满。所以，在我看来，根本上，问小说家为什么要写作，跟问人类为什么要发展出文明，两者差别不大。如果为这一发问添加上时代因素，即强调小说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危机，比如边缘化危机，那么，我的回答是，文学固然面临危机，但整个人文国度又何尝不面临危机，甚至整个时代又何尝不面临危机。文明有机体的各部分是共存共荣的关系。若哲学领域衰微，史学领域停滞，则文学领域必将得不到思想养料的补充。而文明其他部门的成长，如数学、物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的勃兴繁荣，再如音乐、电影、绘画、动漫的发展演进，这一切变化都会对文学造成影响。在我看来，文学是文明的缩影，至少是缩影之一，因此，如果文明的前景是开放的、广阔的，那么文学的前景必然是开放的、广阔的。反之，文明的前景昏暗无光，这才是文学真正颓废或危殆的病根所在。同样，文学也时刻反作用于文明。万事万物无不彼此联系。所谓“为文学而文学”往往是一个噱头，暗藏着争夺话语权、争夺市场份额的图谋。在贫乏时代，它不可能帮助我们克服边缘化危机，但在另一个时空背景下，它倒也有可能助推文艺的繁荣。
至于阅读，我想，人终究要读读书。在信息灌注技术成熟之前，阅读依然是获取信息的最佳途径之一。读纸书还是读电子书，似乎无关宏旨。总之，读书吧，书籍除了提供知识、信息、乐趣，更重要的，它提供一种相对完整的体验，这种体验，在碎片化时代尤显珍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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