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人世间》：现实主义的新高度
“人世间”，本是一个社会习惯用语。一部长篇小说用它来命名，说明这部作品要写的一定是人间世事。曾有评论说，一听《人世间》的篇名，就知道这是梁晓声写的，因为梁晓声的人间情怀，因为梁晓声的现实主义。一、梁晓声的辨识度
梁晓声创作的辨识度，是从他写知青小说后开始清晰起来的。
他是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兵团知青，不同于农村知青和农场知青，是半军事化、集体性的存在。从这一身份出发，他写出的知青生活，自然不同于其他作家，辨识度一目了然。
比如梁晓声写兵团知青的中篇小说题为《今夜有暴风雪》，而韩少功、阿城、王安忆的知青小说里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内容。在小说的客观场景描写中，梁晓声的辨识度有目共睹。许多年后，《今夜有暴风雪》还在被一些学校推荐给学生阅读。阅读的目的，是为了让今天的青少年们了解过往的一段青春岁月。这段青春岁月里，有理想的憧憬，有生活的磨砺，有青春的无怨无悔。有人说，梁晓声的知青小说，是在用青春的理想为生活的磨难背书。其实，梁晓声写《今夜有暴风雪》，是在为返城后生活没有着落的兵团知青们打抱不平，是出于道义、责任和血性。他要告诉别人，他们曾经经历了什么、收获了什么，他要告诉别人“我们是可爱的”。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梁晓声所具备的道义、责任和血性，这样一种质朴而坚定的文学人格力量，就一直流淌在他的创作里，成为他获得清晰辨识度的根本依凭。只不过，此时的梁晓声所要表达的，还多少带有那么一份年轻时所特有的想被他人所理解和想证明自己的愿望和心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梁晓声还写了《雪城》、《返城年代》，直到《知青》电视剧的播出，他的创作从短篇写成中篇，从中篇写成长篇，又从长篇变成电视连续剧。梁晓声也成了“知青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仿佛天然就是为知青文学而生。
梁晓声在不同的时空场景下，不断回望当年的知青岁月，讲述后知青们的当下遭遇。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能够一以贯之关注知青和后知青生活的，恐怕也就只有这么两个人：一个是北方的梁晓声，一个是南方的韩少功。
梁晓声写知青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知青，这只是他的一个阶段性身份。他做知青时，被推荐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1977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来去了儿童电影制片厂，再后来长期在北京语言大学任教。梁晓声做过两届的全国政协委员，至今还在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身份，为国家建言献策。随着人生经历的变化，梁晓声关注的重心，逐步向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发散。后来他也写了不少文学作品，但尚未超出《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的文学影响力。但他持续不断的社会时评和生活随笔，以及影视作品，更为人们所熟悉。梁晓声渐渐成了一个社会化的作家，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和人文气息。他从一个作家和学者的角度，对社会和现实发言，他分析中国社会各阶层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征和变化，针砭时弊，仗义执言，关心中国人的人心和人性。他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作家型、社会化的学者。一些在文学领域里孜孜以求的同行，以为他越出了文学创作的边界。其实，梁晓声所秉持着的，依然是当初的道义、责任和血性。这一文学的初衷，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展开，不断在增添新的内容。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校正着自己。他笔下的文字更有现实主义的锋芒和风骨，他的辨识度依然强烈，并且更贴近时下，更贴近人心，更迥异于他人。
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是我们最终期盼的。他的文学新作会在哪里？
六十岁是人生重要的一条分界线，寻常人会在这个时候，回首自己大半辈子的经历。作家更敏感，梁晓声尤其如此。有没有可能把自己大半辈子的生活积累、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作一个阶段性的文学总结呢？这个时候的梁晓声，酝酿着写一部大的作品。这部作品一定是文学的。
他回到了自己生活的原点。
梁晓声出生在北方城市哈尔滨的一个建筑工人家庭，属于地地道道的社会底层。写平民生活，从来是梁晓声的强项，大家习惯认为他是一位平民作家。他笔下的知青都是城市平民出身，他后来的大量言论也多是基于城市平民立场的人文表述。而反观同时代的作家们，则大多具有乡土生活背景。从城市底层写起，梁晓声回到他生活的根基所在，回到生活的原点，这是他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独特优势。多少年后，梁晓声才落笔行文，真可谓用心良苦。
那么以谁为线索来支撑、贯穿这样一部作品呢？有知青身份的人显然不合适，关于知青的生活梁晓声已写过许多，再写未必有更多的新意。他想到了自己去兵团当知青时留在城里的弟弟。梁晓声成年后正赶上“上山下乡”，按照当时的政策，多子女的家庭可以有一位子女留城。留城的子女似乎从来没有被人关心过、被文学表现过，他们被声势浩大的知青运动遮蔽了，也一直被文学创作所忽视。当哥哥姐姐们去下乡的时候，留城的往往是家中最小的弟弟妹妹们，他们经历了些什么，有着怎样的人生，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一个很纯粹的城市平民子弟的视角。
从这样一个城市平民子弟的视角去看几十年的社会生活变化，看人生的酸甜苦辣，看家庭的悲欢离合，看不同社会阶层的固化与变迁，看时代的迅猛发展对生活的冲击和裂变，那将是何等宽广、何等壮阔的人世间的情形！
二、人物群与生活史
周秉昆是《人世间》里的一个支撑性的人物。这个人初看并不打眼，愣头愣脑一根筋，兄弟姐妹中排最小，自然留在了城里。周秉昆去街道的木材加工厂，当了一名小青工。
按说周秉昆本是再普通不过的人了，偏偏他有爱读书、爱思考的哥哥姐姐。哥哥姐姐没下乡时，私底下读那时候不让读的世界名著，偷偷交流着心得体会。周秉昆躺在外屋，有一次还忍不住插了话。哥哥姐姐们临走前留下了一些书，没想到这些书帮周秉昆睁开了眼睛。
读不读书，真不是一回事。他仍然是青工，但他从此不仅仅是青工。哥哥姐姐们因为爱读书，后来有了不同于其他人的命运和人生，而周秉昆也因为读过一些书，逐步拉开了与他的年轻工友们的人生距离。周秉昆从木材加工厂到酱油厂，他和他的年轻工友们一直在做卖力气的苦工。他们的生活内容，他们的交往和遭遇没有什么不同，他从来没有远离过这个一起摸爬滚打的社会阶层，他和他们有一样的喜怒哀乐，在感情归属上是完全相通的。他的同样年轻的工友们，也从来没有把他当成外人。
周秉昆这个人物的可爱可贵之处就在于，即使自己的生活后来有了一些改变，他仍然本能地把自己的生活根基牢牢扎在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们那里，同他们一起经历喜怒哀乐、生老病死。
同时，从血缘亲情上，周秉昆又与抓住社会发展机会、进入到社会的领导阶层和知识阶层的哥哥嫂子、姐姐姐夫，一直保持着不可割舍的生活联系。他接受他们的影响，包括得到他们的接济。
更重要的是，在周秉昆的生活遭遇中，他的为人处事、他的善良正直、他的责任担当，具有鲜明的平民英雄的属性。从他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为了改变自己底层生活处境而不断努力的普通百姓的人生愿望和道德诉求。
周秉昆是一条不宽不窄的叙述通道。道路两边，风景迷人。左边，是他的哥哥周秉义、嫂子郝冬梅，他的姐姐周蓉、姐夫蔡晓光，他的父母，还有他自己后来建立的小家庭以及光明等。右边，则是他的街坊、他的工友们，在他们的生活圈里，有派出所的片警，有下到工厂来接受改造的“老革命”，有同为工友、后来上大学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小伙伴，还有周秉昆后来在杂志社工作的同事。道路两边的人物，有着各自不同的遭遇，在不同的社会层面上，上演着活色生香的人间悲喜剧。他们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子。这些生活圈，有的有些交叉，有的则相对封闭根本就没有往来。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周秉昆就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生活圈子里，发挥着穿针引线的作用。
正因如此，《人世间》方能写出时代变迁与人生命运的关联，写出不同社会阶层的生存状态，写出人生的悲欢离合，写出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作品在人世间的大视野下展开，勾画出了一幅错落有致的世间百姓群像图。
在这幅群像图上，周氏三兄妹三足鼎立，支撑了这部小说的内部结构，同时也提供了进入《人世间》的三条路径。而回过头来，我们不能不刮目相看周秉昆。
《人世间》是一部有年代感的作品，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年代写作。周氏三兄妹是新中国的第一代人，作品从他们走进社会的20世纪70年代初写起，一直写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时间跨度长达近50年。梁晓声本人就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他有条件写出这一段亲身经历的历史。而这近50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百姓生活从贫困走向富裕，社会文化由贫乏走向多元。当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与每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时，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前所未有的人间奇景。
在《人世间》里，近50年出现过的上山下乡、三线建设、工农兵上大学、知青返城、恢复高考、出国潮、下海热、国企改革、工人下岗、个体经营、棚户区改造、反腐倡廉等重大社会动向和重要社会现象，被一一得以艺术呈现，并在不同时间节点上对小说中的各类人物产生着深刻影响。
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规定和制约着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轨迹和人生命运。《人世间》形象而真切地向我们展示了近50年中国百姓生活的丰富内容和时代发展的强大作用，这对于今天的人们回望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和普通百姓的心路历程，有着弥足珍贵的认知价值和审美功效。《人世间》把近50年的中国百姓生活直观地展现给今天的读者，让他们认识到中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样的年代写作，具有教科书般的意义。而且时间越久，越能显示出不可磨灭的价值。
一部作品，要写好历史，必然要写活人物。梁晓声在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中，与不同阶层的人们都打过交道，可谓是阅人无数。在《人世间》里，有底层的下岗工人，有家庭妇女，有经商者，有民警，有知识分子，有官员，有老干部，这些人物阶层不同，形态各异，但都在经历几十年社会生活的冲刷和磨洗。
在《人世间》里，着墨最多的还是周氏家庭中的成员，尤其是哥哥周秉义。这是一个让人尊敬的人物。“文革”开始后，周秉义和郝冬梅、周蓉、蔡晓光偷着看世界名著，私下交换各自的看法，周秉义是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到生产建设兵团后，他和被“打倒”的副省长的女儿、自己的高中同学郝冬梅结成伴侣，两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因为生活的变故走到了一起。改革开放后，他考上名牌大学，在身为老干部的岳母的挑剔和辅佐下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他必须用自己的努力证明自身的价值。他当过国营大厂的党委书记，当过省内第二大城市的市委书记，后来到中央机关工作，成为一位履职多年的正厅级干部。临到快退休时，他毅然回到家乡，想要改变A市贫困区普通百姓的生活处境，进行棚户区改造。他在完成贫困区改造后被人诬陷，组织上经过调查还他清白，他最后无怨无悔地离开了人世。周秉义是中国当代文学人物中非常可贵的、有可信度和感染力、真正体现忠诚干净担当的领导干部的形象。这一形象让人敬仰。
姐姐周蓉，敢做敢为，自己的命运自己扛。早年作为文艺女青年，激情澎湃、义无反顾地奔赴贵州山区，与从北京发配到这里的“右派”诗人冯化成结为伴侣。等到改革开放后自己考上北大，看到回城的冯诗人恶性弥补自己的青春损失时，她决然与之分手。后来她到国外照顾自己的女儿，回国后不恋过去的副教授身份，到民办中学做数学老师，直到退休后和丈夫蔡晓光一起到贫困山村帮助失学儿童。在《人世间》里，周蓉话不多，但极有个性和追求，尤其是在面对困境时，更彰显了中国知识女性顽强坚韧的意志品质。
周秉昆身为平民子弟，具有劳动人民的美好品性。他为人正直仗义，勇于担当。在他人面临困境之时，他挺身而出，扶危济困；同时，他特别忠实于自己的个人感情，毅然决然与怀有他人骨肉、处境艰难的郑娟结婚，勇敢挑起郑娟一家极度沉重的生活担子。普通人的善良美德和人生信念，在周秉昆身上毕现无遗。
周志刚是周氏兄妹的父亲，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为了国家建设，他常年在外东奔西走，内心一直洋溢着国家主人公、社会建设者的豪迈和激情。同时，他又深明大义，通情达理。周氏兄妹之所以能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体现价值，与周志刚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这是一个在今天的语境中久违了的工人阶级的高大形象。他值得历史和时代敬重。
更让我们过目难忘、耿耿于心的是这样一位老妇人。她在《人世间》没有留下姓名，她是郑娟和光明的母亲。她首次出现在小说中时，佝偻着身子，推着一辆破破烂烂的冰棍车，车上插着十几支糖葫芦。她又老又丑，走在严寒的冬天里。我们要想象贫穷会是什么样子，就能想起这样的生活一幕。哪知道就是这样一个老妇人，在自己的贫寒中带着两个孩子一起生活，先是郑娟，后是盲童光明。他们都是她捡来的，都不是她亲生的孩子！她靠卖点冰棍、糖葫芦，带着郑娟、光明糊着火柴盒在艰难度日。她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人世，平静从容。她一生卑微，内心却高洁善良，体现了深刻的人性美好，让人为之动容。
“光字片”派出所的民警龚维则出现在小说中时，他自己年龄并不大，却正在劝导哥哥姐姐们下乡后留在城里的一群小青年：要管好自己，不要给社会惹事生非。多年以后，这位“小龚叔叔”当了分局常务副局长。从中纪委下来办案的吕川和当年同在酱油厂的工友们聚会，临别时不经意地和“小龚叔叔”的侄儿“拥抱了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心里一激灵：龚维则要出事！果不其然，“小龚叔叔”成了腐败分子。对这个人物，小说里只有几处笔墨不多的下笔，却让人印象很深。
在《人世间》中，值得品味的人物还有很多。郑娟面容姣好，心地纯洁，人生不幸，生活贫困，她对生活几乎没有什么要求，稍有点高兴事，就欣喜不已。盲童光明成年后，周秉昆还在为他的将来操心时，他主动去了寺院，为人们按摩推拿，做起善事。蔡晓光对周蓉从来就一往情深，他心甘情愿为周蓉投奔恋人打掩护，最终两人走到了一起，他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能力之强，也让人叹为观止。
还有我们不能不面对的、那些更普通、更底层的孙赶超、于虹、常进步、肖国庆、吴倩们。他们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任何家庭背景。日子平顺时，他们还能将就；一旦生活发生些变故，他们的日子就难以为继，千疮百孔。肖国庆后来得了尿毒症，每周要透析，为了不再给已经负担不起的家庭增加负担，最后他选择了卧轨。
在《人世间》这部作品中，因为有这些人物的存在，因为有他们发生的人生故事，我们从中读到了个人的成长、草根青年的奋斗，读到了婚姻家庭的千差万别，读到了家族的存续衰亡，读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亲疏远近，读到了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进步。我们还读到了底层生活的艰辛和不易，读到了平民百姓向往美好生活的人生努力，读到了读书影响人生、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启示。我们更读到了作者的人间情怀，读到了他对民生疾苦的忧思和悲悯。
三、时代书记员
梁晓声与共和国同龄。他出生八天后，新中国宣告成立，说梁晓声是“共和国作家”，名副其实。
梁晓声的人生命运，天然地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是亲历者，70年的风风雨雨他都经历过，而且都对他的人生发生过影响；他是见证者，国家和人民是怎么从一穷二白走到今天的，他有发言权，也有说服力。他一直在与时代同行，中国社会发生的新的变化吸引他去关注，去思考，他也未曾懈怠过。他从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角度，秉持着社会良知和责任，用他擅长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理解和认知。他从来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关注现实、关注社会，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人生使命。
梁晓声对这个时代充满感情，是时代的发展进步推举着他，让他不断获得观察和思考的角度和视野，更新自己的方法和路径。他说他的写作，是在做一个时代书记员的工作。他进入这个时代，观察这个时代，思考这个时代，这种执着和认真，奠定了梁晓声现实主义的坚实基础。
梁晓声的现实主义，不回避，不躲闪，不对症结视而不见，不对问题麻木不仁，对社会和时代的责任使命，成为他观察和思考的前提。同时，梁晓声的现实主义，不矫情，不媚俗，他总是秉持着社会的良知和道义，给社会传达着正的能量，希望人性能向上、向善，社会能向美、向好。梁晓声有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信念，而且随着阅历的丰富，这种理想信念与社会现实的关联更加密不可分，水乳交融。
而这一切，他都呈现在了《人世间》里。《人世间》是梁晓声的人生阅历、文学经验和思想储备的一次全方位的调动。《人世间》无疑代表了梁晓声的现实主义高度。
四、人民情怀
梁晓声是有平民意识的作家，这是人们对他的习惯性认定，甚至大家把他当成了平民阶层的代言人。
梁晓声出生在底层，他对底层百姓的生活感同身受。当大批国企工人面临下岗阵痛时，梁晓声在哈尔滨的家里六人中就有五人下岗。幸亏梁晓声很早就走了出来，尚有能力照应长期住在精神病院的哥哥。否则，雪上加霜的家庭定会暗无天日。
作为一位作家，梁晓声的生活遭遇，本然地驱策着他去关注底层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对他们生活的艰辛和不易，给予深深的怜惜和同情。所有这些，都能从《人世间》中找到梁晓声诚恳的表述。
与此同时，梁晓声在《人世间》里，更写到了普通百姓在生活重压下的自尊自爱、自立自强，他们的抱团取暖、手足相助，他们的善良正直、乐观坦荡，他们对情义的看重、对命运的抗争，以及他们为改变生存处境所付出的努力。
而且，在《人世间》里，梁晓声笔下的平民，并不是笼统或绝对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体。百姓生活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基础和前提，更能本质地反映和印证社会现实所发生的变化。当生活得到一定的改观，潜沉在底层社会中的狭隘、自私就会被自自然然地显露出来。《人世间》写到，和周秉昆一同长大、一路相互照应的曹德宝，因为自己没能得到一套更好的房子，不惜实名举报秉公办事的副市长周秉义。梁晓声对这种刁民行为持明确的批判态度。小说里的一个细节，是这样处理的：周秉昆和曹德宝不经意相遇了，后者低下头，一晃而过。梁晓声不是靠说教，而是靠当事人自己的羞愧和无地自容，来体现作为社会人应有的是非好恶。
《人世间》重笔描写了周秉义、郝冬梅、周蓉、吕川以及下一代的周聪等人通过读书掌握知识而改变自己乃至家庭命运的人生经历，也对孙赶超们对文化知识的漠视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梁晓声在《人世间》里写了大量的平民生活，但他并不是一味地认可和赞同。他的洞察力，远远超出了平民阶层本身。
梁晓声现实主义的逻辑起点，源自民间，源自底层，源自民生疾苦和生活向往。梁晓声具有深厚扎实的平民意识，但又绝不仅仅只是平民意识。在他的观察和思考中，更有他对社会整体结构的悉心理解，对时代发展和社会走向的深入思考。这是作为一位学者、一位作家、一位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民情怀和人民立场。在国家逐步走向现代化、民族迈上复兴征途的宏大时代背景下，梁晓声从根本的人民利益出发，在《人世间》里，形象而艺术地表达了只有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才能彻底改变平民百姓人生命运的道理。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人生向往，要靠知识和能力、正直和道义、友善和互助、责任和担当、奋斗和努力来得以实现。这是梁晓声人民立场和人民情怀的应有之义。
五、好人文化观
那么，在社会和时代面前，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人世间》是对“好人文化观”的形象表述。它从价值取向上，彰显了梁晓声的现实主义高度。作者写出了时代的变迁与个人命运的交集，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同时《人世间》并不仅仅满足于此。人是这样的，但可以是那样的，应该是那样的，这是梁晓声提出“好人文化观”的前提。
在《人世间》里，作者善于挖掘人物身上所闪现的正直善良和情义担当。即便生活再艰辛，也要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就是深陷困境，也要互帮互助，自立自强。不管社会如何发展，时代如何变迁，做一个好人，是对人性、人心的内在要求。社会越发展，时代越进步，作为人本身，更应该向善、向上、向美。《人世间》里无时无处不在体现这种思想的光辉。
我们从《人世间》中不难看到，当生活中的矛盾处在不可调解之时，总有一种正直的友善的力量，内在地驱策着生活向前推进。而矛盾的调和与解决，又往往得助于梁晓声价值取向的牵引。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
以周志刚为例，在没有见到女儿周蓉之前，他对女儿不管不顾跑到贵州山区投奔“右派”诗人一事，怒不可遏。等到他见到了这位诗人，看到了女儿的生活现状，他原谅了女儿，理解了女儿，一场潜在的冲突并没有发生。同样，当他得知自己的小儿子与怀着他人骨肉的郑娟相爱时，周志刚也是愤怒至极。他了解到郑娟的付出之后，他帮小儿子整理行李和洗漱用品，把他送往郑娟家里。他对周秉昆说过这样一段话：“有恩不报，那是不义。你和人家郑娟早都把生米煮成熟饭了，如果你不与人家结婚，那是双重的不义。……再愁再难的日子，你都要为那边三口把日子给我撑住，而且让他们觉得有了你就有了希望，不仅仅是多了一口混日子的人！”而周秉昆原以为是父亲要赶他出门。这个时候的他，泪如泉涌。
一位深明大义的父亲，看重的是在困难中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助和相互守望，更有应该尽到的为人的责任和担当。
正是这样，梁晓声把自己的思考和认知，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小说的人物形象上，让人物立起来说话。呈现现实，同时从理想向度上引导现实，梁晓声的“好人文化观”起到了内在的支撑作用。
梁晓声说过的四句话，被广为流传：“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他人着想的善良。”一些人以为这是他对文明、文化的定义，其实这是他从文明、文化的角度，为“好人”定下的标准。从这样的好人标准出发，希望人性向上、向善，社会向美、向好，这是梁晓声“好人文化观”的深厚内涵，同时也是《人世间》的深刻魅力。
结语
对《人世间》来说，时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所谓年代写作，其实就是时间写作；生活史的呈现，本身就是时间的叙述。
《人世间》讲述的是中国近50年的社会发展进程，讲述的是时代的走向和个人的命运，讲述的是作家的真切感受。它把这一切艺术而雄辩地铺展开来，而直接指向今天的读者，让他们看到，中国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父辈们经历过什么，同时思考自己的人生该走向何处。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人世间》无疑是对历史的温习和补课，让我们在时间的长河里思考：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会去哪里？
时间从来不说话，但它总是会让它着意的人物走上前台。《人世间》里的人物形象，有非常鲜明的特征，有十分强烈的带入感。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段里、某个场景下，如果我们换位思考，我们是其中的某一个人，在经历着什么，要怎么往下走，我们将会得到更多的启示。《人世间》让我们设身处地、身临其境，去感受，去领悟，去认识人生、社会和时代，去认识时间的意义。
《人世间》是一部留住了时间的作品，它也定然会被时间所留住。来源：《中国文学批评》 | 李师东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