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余年》在阅读快感之外，有现实情怀和人文性追求
【编者按】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庆余年》改编自网络作家猫腻的同名小说。上海师范大学董丽敏教授近作《角色分裂、代际经验与虚拟现实主义——从网络玄幻小说<庆余年>看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症候》，回到被改编之前的小说文本，分析作家猫腻“以爽文写情怀”这一有意味的形式背后，被“玄幻”所包裹着的现实主义内核，一窥当代中国青年自我角色的分裂、代际经验传递的困难、草根政治生态的形成等文化症候。该文首刊于《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由作者授权澎湃新闻转发。有删节。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格局中，网络玄幻小说的异军突起显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媒介化公共事件”：这不仅是指在起点中文网、晋江书院、天涯社区等各大文学网站中，玄幻类作品总是被置于相当引人注目的位置，且数量极其庞大，体现了网络文学生产者与组织者的高度重视；而且还是指，在历年的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评选中，像唐家三少、天蚕土豆等玄幻小说家当仁不让地占据了历年榜单前列，体现了玄幻小说强大的吸金力及其背后青年读者的广泛认同；更是指，玄幻小说不只是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文学类型吸引眼球，它甚至还极大地突破了文学藩篱，引领了蔚为壮观的IP影视、动漫、游戏等多媒体改编大潮，从而影响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那么，为什么是玄幻小说独领风骚，是否就是赛博空间赋予了“玄幻”某种其他文学类型所无法企及的特殊性？安迪·班尼特（Andy Bennett）认为线上经验并非是孤立封闭的，它与线下生活息息相关：“在线的交流与在线关系的实现以离线的日常生活经验为基础……与其把互联网看做一个‘文化的’或者‘亚文化的’文本，倒不如把这个概念视为在一个预先存在的文化语境中加以挪用的一种文化资源，视为一种对那个语境进行符号化参与和/或协商的手段。”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在讨论当代青年亚文化时也指出：“这是一场既具现实性又有隐喻性的战争，叙述了一个与意识形态纠缠不清的形式世界，在那里，表象和幻觉是同义词”。如果将线上/线下、现实/隐喻、主流文化/亚文化理解为是彼此互动、博弈乃至渗透的关系的话，那么，所有网络事件就应视为是一种“虚拟现实主义”的结果，对其的解读就不能只是局限于互联网本身，而是将其与现实世界有机链接以打开讨论网络事件的更大的空间，就成为必然选择。立足于这一前提，如何在新媒体推动的社会转型格局中理解玄幻小说的特质，分析其构筑的文学世界如何与现实生活中年青一代的情感结构形成有效互动，进而探寻网络文学与现实世界之间事实上存在的某种曲径通幽之处，显然，才能真正把握玄幻小说何以能够克制纸面文学进而成功地从其他网络文学类型中脱颖而出演化为“微时代”表征的关键所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像猫腻这样“以‘爽文’写‘情怀’”为标识的玄幻小说家就值得重视。与唐家三少、天蚕土豆等玄幻小说家更愿意固守以低龄化、浅显化、童稚化阅读趣味为指向的“小白文”传统不同，猫腻试图在营造“阅读快感”之外，仍保留其自诩的具有“文青病”意味的“人文性”追求。这一指向了现实情怀的写作定位，显然是不满足于在商业性的脉络中来定位“玄幻”而暗含了更大的书写野心，也因此，猫腻式的“玄幻”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具有了分析价值。在其写作于2007-2009年、累计点击量达到两千万的代表作《庆余年》中，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
一、“庆余生”意识与青年自我角色认定的分裂
小说之所以命名为“庆余年”，显然包含了作者复杂的写作意图在里面：“庆幸多出来的人生，在庆国度过余年，庆帝的国度进入到了末期……还有一个意思，领导在大庆，我想去大庆，共度余生”。上述说法蕴含了多个维度，既有属于重症肌无力者范慎穿越到另一时空成为自由行动者范闲而能再活一次的庆幸，又有从复仇者视域中之于大反派庆帝统治终将结束的幸灾乐祸，居然还叠加了写作者自身对于家庭团聚的真实渴望。显然，小说的命名故意模糊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对小说的元叙事进行了解构，具有明显的后现代调侃色彩，但也很直接地流露出了作者希冀通过话语的包容性将多个世界整合在一起的努力。不仅如此，“庆余年”其实还是对“红楼梦”这一传统文化资源挪用的结果。
小说正文多次引用《红楼梦曲-留余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留余庆，留余庆，忽遇恩人；幸娘亲，幸娘亲，积得阴功。劝人生，济困扶穷”。这首颇具因果报应色彩的曲子出自《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意指因王熙凤曾接济过刘姥姥，因而其女巧姐获得了好报。《庆余年》将此曲作为小说的主题意蕴所在，不只是表达了对《红楼梦》这样的伟大小说的致敬，而且还暗示了主人公范闲的曲折经历与巧姐相仿，表明玄幻世界的规则仍是“有因必有果”传统文化逻辑的一种接续。
更值得注意的是，猫腻还曾经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慨叹“映秀十年事，生者庆余年”，尽管其中嵌入了其两部小说名，但借由对“映秀”这一地震重灾区的强调所凸显出来的“生者庆余年”意识，显然不只是指向了某个个体劫后余生的庆幸感，而更是以“08一代”为主体的“80后”作为“历史存在感缺席”的“悬浮的一代”重新建构自身与时代关联的一种呈现——尽管这种建构仍然以去宏大叙事的姿态出现。由此，通过上述繁复语义的植入，“庆余年”这一卑微又悲悯的命名，在一定程度上观照到了文本、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以“庆幸”为核心，试图探索某种可以穿越现实/虚构、线上/线下、个人/历史的关于生存意义的共识。
正是在这样的“庆余生”意识下，才能理解小说主人公范闲的所作所为其打动人心的归结点所在。作为拥有“安之”（主人公的字）与“犯嫌”（名字谐音）这两个看似悖反名字的主人公，穿越者范闲的人生颇为纠结。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中，与体制相妥协的甚至娴熟利用体制力量的“安之”部分很是璀璨夺目：诞生于皇权的血腥阴谋中，范闲这个私生子一开始就是一个被放逐到边地的无父无母的孤儿，他早熟、敏感，充满了不安全感，因此一岁就开始修炼内功，四岁开始学习用毒杀人，六岁开始习武：“蹲马步蹲到无法蹲马桶，切菜切到手抽筋，跑步跑到睡不醒”，十六岁入京，开书局，娶郡主，平北齐，治江南，文能凭借剽窃而来的《红楼梦》以及唐诗宋词独步天下，武能借助各大宗师的帮助直抵九品上的惊人境界，直至被封为国公爷，左手执掌可以控制天下的暗势力监察院，右手拥有决定天下经济命脉的皇家内库，甚至还有一支穿越而来可以消灭一切冷兵器时代肉身的重狙……由此，范闲因为拥有包括皇帝在内的各种强大势力的支持，其人生一路开挂，获得了空前成功，甚至到了不需要跪世间任何人的地步。
从表面上看，范闲的成功令人艳羡，具有多重解释的空间：既是屈辱的私生子在嫡庶分明的封建伦理秩序中自我正名的合法性建构故事，也是外乡青年经过奋斗在繁华之地的京都站稳脚跟的空间迁徙寓言，还是籍籍无名的小人物通过残酷竞争终于晋升为大修行者的类职场励志传奇……如果只是停留在上述脉络中，那么范闲的故事大概只是一个借助各种匪夷所思的玄幻力量、依据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所实现的个人成功梦，并没有超出以“打怪升级”为主要手段的网络玄幻小说普遍采取的逻辑范畴；而且，范闲作为打怪者，尽管本身足够勤奋努力，但说到底，决定其成功的关键性因素还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几乎可以掌控天下资源的官二代、富二代身份，所谓“手中有权，万事无忧”，这常常给人赢者通吃、胜之不武的感觉，在他大肆刺杀同样优秀却毫无背景的对手贺宗纬大学士一派却有恃无恐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你肯定不服，不服我怎么有个好父亲，好母亲……然而天命所在，你有什么好不服的？”其对与生俱来的权力的迷恋可见一斑。网友“巡山大王小钻风”因此嘲讽道：“无论我做什么都有理，你也无法把我怎么样，因为我老丈人是宰相；无论我做什么都有理，你也无法把我怎么样，因为我便宜老爹是皇上发小；无论我做什么都有理，你也无法把我怎么样，因为我是皇上的私生子；无论我做什么都有理，你也无法把我怎么样，因为我是叶轻眉的儿子；无论我做什么都有理，你也无法把我怎么样，因为我是检察院提司大人；无论我做什么都有理，你也无法把我怎么样，因为我有大宗师24h护法”。由此，作为“安之”的范闲的奋斗并不能纳入从父母/体制的荫护中自觉挣脱出来的青年成长故事范畴，恰恰相反，他甚至相当心安理得地利用这种荫护的时候，范闲的成功其实已经蜕化为在所谓的成长幌子下再次强化的阶层固化和复制的“逆成长”滥调。
然而，《庆余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在作为“安之”的范闲之外，它还刻画了与之矛盾的作为体制挑战者范闲“犯嫌”的一面。尽管范闲有着对于皇权主导的世界的深深恐惧：“这个世道，看似太平，但如果你不够狠，终究还是自己吃亏”，也因此信奉“宁肯自己去害死别人，也不要被人害死自己”的利己主义人生哲学，但是，作为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穿越者，范闲仍然保留着某些基本价值判断，比如对自由自在的人生的向往：“既然是抡圆了活，就得活得潇洒一些……当俺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别老觉得自己脸上写着憋屈两字”；比如“替自己在意的亲人友人保留后路”的为人处世的基本底线；再比如对于皇权视天下人为奴的思想的警醒和批判……也因此，在替代性父亲陈萍萍以生命为代价逼其必须改变骑墙居中的暧昧立场时，他会被设计为血性爆发，站到了作为生身父亲的无情无义的皇帝对立面并与之单挑决斗。从逻辑上看，这些价值碎片累积似乎并不能够与酣畅淋漓的权力游戏相提并论，也并不见得能够构成一种与之相对抗的力量，但藉由这一看似并不令人信服的选择，小说显然寄托了一种美好期望——希冀通过正大光明的“弑父”来实现子一代的真正成长，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现世富贵安稳人生的“安之”生涯的偏离，也表达了对以一统天下为目标而可以不择手段的帝王心术的厌恶与否定。就这一选择而言，大概正是其他玄幻小说所不注重而体现猫腻文青气质的主要证据。即便如此，只是当道义之争蜕变为了无涉公道的“私怨”对垒、权位之斗居然可以天真地置换成父子之间一对一的“公平之战”、亲情友情甚至可以完全凌驾于国家兴衰成败考虑之上的时候，仍然局限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框架内，范闲的挑战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显然是经不起深究的。
无论如何，当“安之”与“犯嫌”合二为一的时候，猫腻内心的矛盾纠结还是昭然若揭——很大程度上，在范闲身上，对权力的争夺与对情义的守护彼此混合，贵族身份认同与现代个人意识互相交织，其人生价值取向可谓光怪陆离、游移不定。这固然是因为穿越所导致的不同空间/人生简单对接的结果，但如果与“庆余年”的题名联系在一起看的话，却也可以说，范闲含混的生存状态其实是为了有“余年”可以“庆”所必然出现的以工具理性处理人生的结果：“我不是这种以大义为人生准则的人，我也不是一个道德至上的圣人，我的根骨里，依然只是一个除了爱自己，尊重自己之外什么都不是的人”。猫腻更是这样来总结范闲的特点：“贪生怕死，好逸恶劳，喜享受，有受教育之后形成的道德观，执行起来却很俗辣，莫衷一是，模棱两可，好虚荣，惯会装，好美色，却又放不下身段……他最值得欣赏的优点，大概便是勤奋，与努力生存，谋求更好生活的精神”。范闲价值追求的杂糅性，与其说是人物性格逻辑的必然演绎，还不如说是体现了作者的站位，一种从底层屌丝的自我设定出发对权力又恨又爱导致自我分裂的叙事伦理的投射。
也许只有当我们深切感受到“80后”人生的挫败感和“沮丧感”之时，才能理解为何他们人生的逻辑起点设定在生存压倒一切、精神世界因此被粉碎的人生伤痛之上：“在一个如此快速的财富增长的国家里面，在GDP高速领跑世界的中国，我们被时代淘汰了，我们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不能回报家庭和社会，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生活甚至是一次简单的做爱”。面对这样的“失败者”境遇，从一岁开始不敢松懈地竞争各种机遇的范闲才让处在相似格局中的“80后”草根阶层不由自主产生共鸣；范闲的各种矛盾乖张，也才会被理解成是年青一代对“风险社会”的应对无措而产生动人心弦的力量。网友“守护十二翼”这样评价道：“如此的范闲成不了大宗师，如此的范闲也当不了帝王。因为他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如此矛盾，如此小气，如此可爱，又如此幼稚的人。也许，就如同你。也许，如同我”。在“镜像”认同的意义上，范闲由此似乎具有了理直气壮的存在合法性以及被接受的理由。
二、代际经验：乌托邦危机及其传递
如果进一步追究范闲的人生观何以形成的话，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一代人自我封闭而形成的独特经验，正如小说采取了一明（范闲）一暗（其母叶轻眉）双线索互动的方式来推进情节，因而，被推到前台的范闲的故事还需要被搁置在以叶轻眉为中心所牵扯到的更大视野的家国巨变背景下来加以考量，这既与封建帝国“大一统”建构进程息息有关，也与大浪淘沙的强者代际更迭有着直接关联。因此，范闲的故事，也可以被看作是年青一代如何试图进入特定时空探索社会化的故事。
有意思的是，尽管范闲的“成长”足迹遍及“天下”的角角落落，从庆国到北齐，再到西胡、东夷，但因为对建立在所谓“无情无义”的王权基础上的“天下一统”的王朝建构理念并不认同，因此，范闲的四方游历，并不是因为认同“庆国人”的身份而进行的开疆拓土行为，相反却是在王权无法顾及的裂隙处，为了保全他的亲人与友人，长袖善舞地经营个人的势力——他甚至可以为了保留个人的后路，擅自与敌国北齐暗通曲款而毫无负疚之心。在这样的情形下，物理/社会空间的拓展，显然并不是为了打破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差序结构”，真正将其引导到陌生人的社会以重建社会交往网络，恰恰相反，却是为了更有力地验证“差序结构”/“熟人社会”的坚不可摧。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书写中，传统意义上毋庸置疑的“国家”观念认同明显受到了挑战，而“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有情”的现代个人则不言自明地凌驾于其上。这一处理，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由空间迁徙流动所撑大的外部世界进入并改造个人生活的可能性，很接近巴赫金所说的“漫游小说”主人公惯常的遭际——由于“主人公是在空间里运动的一个点，它既缺乏本质特征的描述，本身又不在小说家艺术关注的中心”，因此主人公实际上经历的是静态的“生物学时间”而无助于建立起主人公与世界的本质联系：“这种小说不知有人的成长和发展。即便人的地位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骗子小说中从乞丐变成富翁，从无名流浪汉变成贵族），他本人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故我”。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范闲的天下游历尽管收获了功名富贵，但其实并没有借助空间而实现自身的社会化，因而对于其个人的成长来说，并不具有多少价值。
在这样的情形下，小说从暗线对于局限于家庭内部的代际经验传承的着重描写，作为支撑范闲成长的另一维度，就值得进一步关注。尽管叶轻眉作为逝者从未出场，但可以说其影响力和控制力却无处不在，最大的反派庆帝到人生终结处才发现“原来折腾了一辈子，最后还是在与她作战”，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范闲为代表的年青一代的故事其实不过是父母一代爱恨纠葛的延续而已，当然，顶着“家国一体”的幌子。值得注意的是，在代际认同方面，范闲最终还是选择母系脉络。如果说正统文化从来就是以建筑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子承父业式的男权制为依归的话，那么，对“巾帼不让须眉”的母系精神气质乃至现代女权成果的认同，显示出范闲似乎还是更多流露出了挑战者/僭越者的气息。这一取舍，自然不只是为了建构“抑男扬女”的新的性别秩序，更为重要的，应该还是叶轻眉作为理想主义者激扬人生的一面较之于庆帝作为权力拥有者的无情无义，叶轻眉作为穿越者所挟带而来的“现代”价值观较之于庆帝出土文物般顽冥不化的前文明立场，显然更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
细究起来，支撑叶轻眉作为理想主义者的思想资源构成颇为驳杂：一方面，在小说中，诸如“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了一起”这样的表述随处可见，因此叶轻眉唯一留下的诗词，居然是直接挪用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从中不难看到诸如“阶级”、“平等”等乌托邦色彩浓郁的概念已然成为其思想观念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叶轻眉显然也汲取了后三十年建筑在“自由”、“个人”基础上的启蒙文化气息，最直接的依据就是她为在“三权分立”意义上设立的监察院所撰写的铭文：“我希望庆国的人民都能成为不羁之民。受到他人虐待时有不屈服之心，受到灾恶侵袭时有不受挫折之心，若有不正之事时，不恐惧修正之心，不向豺虎献媚。我希望庆国的国民，每一位都能成为王，都能成为统治被称为‘自己’这块领土的独一无二的王”。对监察院监督皇权功能的设定，显然是建立在天赋人权、不容侵犯的“现代”启蒙立场上的，也因此，唯一留存在画像中的叶轻眉形象是站立在“蝼蚁一般大小的民伕们”中间的启蒙精英形象：“柔软，悲悯，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与依恋，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对苦难的同情，还有改变这一切的自信”。可以说，立足于精英却又反精英的叶轻眉相当典型地折射了最近三十年社会思想构成的复杂状况，其中既有反抗强权阶级的“革命中国”记忆，有“为民请命”的情怀，也有“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诉求，多种思想碎片重叠交织在一起。这一情形，折射出了后现代主义状况中“理想主义”内涵的暧昧性与不确定性，因而其更多只能说是一种对理想的“幻想”，是乌托邦危机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理想主义”并没有直接影响到范闲，母-子代际经验传递其实是借助陈萍萍这一中介来传递的。在《庆余年》中，陈萍萍作为掌控“黑暗”的特务机构却又心怀“光明”的分裂型角色，正是站在历史的临界点上，较之于叶轻眉，作为承袭者的陈萍萍对于理想主义的理解显然更为后撤，仅仅因为叶轻眉将他这个向来被人看不起的太监当作是“姐妹”/人，他就成为了叶轻眉理想主义遗产的忠实守护者：“陈萍萍心里发光的是什么？不是天下理念的纷争，也不见得是黎明百姓的安乐，更不会是大庆王朝的千秋万代，而是当年的承诺，记得某人的好，比范闲这个现代人更不屑于做奴才，是牢守着那个女人想要发光的理想，守护他人的理想一生，这就是理想主义”。对于陈萍萍而言，“理想”只是一份基于他人对己的尊重而产生的信守承诺，是与兴衰成败的大时代无关的个人的情谊。显然，“理想”在这儿，无论是格局还是内涵，明显缩小了许多，能量也递减了许多，更接近于知恩图报的日常生活的政治。然而，也正是有了陈萍萍这样的对于理想主义带着更明显的折中主义、江湖义气甚至是小市民主义的重新诠释，事实上，才能理解在其“引导”下的范闲最后为何会退守到“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妻妾成群”的踏踏实实过小日子的人生理念上。
从貌似宏大的天下游历收缩回狭隘内倾的代际经验传承，可以说，《庆余年》对社会场域中对范闲故事的讲述方式，很大程度上与最近二十年来中国成长小说流行的叙事模式不谋而合：“这二十年来的中国成长小说，无论你怎样说其凸显了足够多的反叛和暴力因素，也无论它如何叙写受挫的成长或者成长的被改写之痛，社会性的历史性的‘大事’在小说中都只是‘生活’，它在成长主角的眼中，而不是在父兄、老师和集体意志的掌控之下”。当年青一代的成长只能局限在去宏大叙事的私人生活中来进行书写的时候，应该说，其实他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承载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去政治化”的时代症候。——在这样的社会状况和生存状态中，‘友情’和‘爱情’，成为了那些虽然自由却很孤独的‘原子化个人’建立人际关系的最重要领域，成为了他们获取情感慰藉或引发情感纠葛的最主要来源”。对私人情感异乎寻常的偏重，在当代中国其实是公领域溃退的直接体现，也是年青一代无法顺利实现社会化的危机表征。
三、阅读快感、身份认同与草根政治
耐人寻味的是，类似于《庆余年》这样的玄幻小说仍然吸引了成千上万青年人的眼球，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这无疑是值得反思的。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认为：“我们恐怕很难同意，像‘青年文化’这种被大量呈现的醒目的现象，由于其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和意识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会只是一种纯粹的媒体建构，一种孤立的表面现象”。的确，在媒体建构之外，流行文化视域中的“青年文化”更应被视为是一种折射了时代意识的社会现象，而媒体只是将“青年文化”的溢出效应进一步放大而已。在这一意义上，“青年文化”之所以引人注目，显然还需要与特定青年群体、特定的阅读趣味联系在一起。
对于《庆余年》这样的网络文学作品而言，来自青年读者群的反应就需要进一步分析。正如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所指出的：“一个文本只有进入社会和文化关系中，其意义潜能才能被激活。而文本只有进入了读者的日常生活而被阅读时才能产生社会关系”。对于网络社会而言，文本与读者的交互更为便捷，也更为活跃，也更容易形成公共议题进而凝结为具有辨识度和区隔性的网络社区，这在“80后”作家那里几乎已成为一种建构自身社会影响力的习见方式，李春玲就认为:“‘80后’作家通过互联网扩大了他们的社会影响，通过他们在网络上的意见表达，把‘80 后’们集结和动员起来，与成人社会形成对抗”。那么，像《庆余年》这样的“现象级”网络文学作品，借助网络社区到底形成了哪些值得关注的议题，年青一代的爽点、痛点、泪点又到底在哪里呢？
2008年底，起点中文网为《庆余年》开设了专门的书评区，发帖量、回帖量以及阅读量庞大，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粉丝文化特征的热烈讨论，然而有意思的是，核心议题却并没有过多围绕主人公范闲，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向了拥有无上权力而貌似强大无比的庆帝及其权力问题；而且，切入口并不在小说“怎么讲”这样的文学性层面，而更多落在了“讲什么”的内容争论上。在带入感很强的众声喧哗讨论中，年青一代文化/身份认同乃至草根社群构成的复杂性再一次呈现出来。
从“权力”、“道德”到“个人”、“爱情”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看到，网络社区之于《庆余年》的讨论宽泛而接地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年青一代尚未完成整合的碎片化的知识结构以及正/负能量纠缠不清的精神立场建构，也从侧面多少勾勒出了最近三十年中国社会转型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彼此嵌入缠斗的精神状况。就《庆余年》这样的网络玄幻小说而言，正如麦特·西尔斯（Matt Hills）所指出的，在粉丝们的忠诚与狂热背后，存在着“消费”与“抵抗”的博弈。以去历史、去政治的“架空”方式来重述历史事件/人物，作为玄幻小说的常规套路，其实是与1990年代以来由新历史主义所开启的历史虚无主义一脉相承的：“历史是一种叙事的论述，其内容是想象、杜撰的和发现的成分参半”。当“历史”被看作是真假莫辨的“叙事”的时候，作为虚构的文学当然更有理由在历史场域中自由驰骋，而这正是网络玄幻小说何以能制造不受现实羁绊的阅读快感的秘密所在，也是其合法性得以建构的依据；然而在网友们带有cosplay意味的认真讨论中，却分明能让人窥见，玄幻小说又在很大程度上负载着年青一代相当真实的确立自身价值立场、建构身份认同乃至形成具有代际特征的网络社区的强烈愿望。可以说，这样的强烈愿望具有相当的现实感，甚至还在某种意义上导向了草根政治生态的形成——尽管从目前来看，这一草根政治生态还处在萌芽状态，还是芜杂无序的。不管如何，这样的现实感的生发，使得玄幻小说具有了某种链通当下社会的真实性，虚拟与现实由此借助网络又一次奇异地交汇在一起。
以《庆余年》的文本及其传播为个案的考察可以发现，网络玄幻小说作为年青一代的专属领地，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并参与了当下青年个人角色意识、代际关系、网络生态乃至日常交往空间的重构，并在很大程度上隐晦地勾勒出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症候：对竞争式成功的渴望，顺从/僭越体制的角色迷惘，局限于代际经验传承的“宅一代”的成长危机，以及乌托邦溃败后重建青年文化认同的艰难。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意识形态与社会秩序、生产与再生产的共生关系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必然的，它可以被拆解。共识可以被推翻，也会遭遇挑战被颠覆，对统治群体的抵抗不会总是被轻易化解或被动收编”，但另一方面，如何在网络空间特有的浩如烟海的意见议题、话语碎片中，真正实现“自身从父母所属的成人文化社群当中分离出来”的青年成长要求，有效接续“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变动过程中并不只是被动的受教育者，他们同时也是社会的激进主义和对抗性文化运动的担当者”的青年角色传统，网络文学及其所承载的当代中国青年文化仍然任重道远。作者：董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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