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2019：茅奖、罪案小说、人道主义以及“铁西区”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当回顾2019年度的中国文学创作的时候，首先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一个文学现象，就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最终的评奖结果，称得上是差强人意，可以说基本上反映了评奖年度内长篇小说创作的大致状况。一方面，从艺术性的角度来看，诸如刘庆《唇典》、刘亮程《捎话》、范迁《锦瑟》、吴亮《朝霞》、肖亦农《穹庐》等一些佳作的不幸落选，固然让我们不由得扼腕叹息；但在另一方面，梁晓声《人世间》、徐怀中《牵风记》、徐则臣《北上》、陈彦《主角》以及李洱《应物兄》等五部作品的最终获奖，却也的确不出意外。这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洱那部甫一问世即已引起极大争议的《应物兄》。这一作品在过五关斩六将后的最终问鼎，让我们备觉欣慰。之所以这么说，乃因为最起码就我个人对这些年来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理解与判断，《应物兄》无论如何都应该被视为一部极具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关于《应物兄》，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做出过这样的一种评价：“李洱的《应物兄》是一部聚焦于学院，聚焦于高校知识分子群体的长篇小说。它试图在雄厚知识累积表达的基础上，以一种总体性的方式概括表现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与精神状况。唯其如此，批评家黄德海方才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谈论《应物兄》：‘作者自觉启动了对历史和知识的合理想象，并在变形之后妥帖地赋予每个人物，绘制出一幅既深植传统，又新鲜灵动的知识分子群像，完成了对时代和时代精神的双重塑形。’依照我自己的一种理解，就叫做‘乃始有一部足称充沛丰饶的知识分子之书’。”也因此，按照我个人的判断，《应物兄》无论如何都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不可忽却的一部杰作。
“罪案小说”的背后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之外，我们注意到，在这一自然年度内的中篇小说领域，竟然有一些作家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关注点，投射向了罪案的关切与书写上，形成了一种约略可以称之为“罪案小说”的写作现象。具体来说，诸如王松的《别字》、孙频的《鲛在水中央》《天体之诗》、尹学芸的《青霉素》、范稳的《橡皮擦》、张学东的《一意孤行》，甚至吕新一篇带有突出先锋意味的短篇小说《幕落时有狗叫，野草成倒伏状》，也是围绕一个乡村年迈者杀人的罪案展开叙述的。一方面，这些作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到各种罪案上，说明当下时代生活的错综复杂。其二，这些作家虽然看起来是在关注罪案，但他的根本意图很多时候却并不在罪案本身，而是要借助于罪案，或者是对历史反思，或者是对现实批判，或者是对人性挖掘。这里，我们且以王松的《别字》为例，做一番稍微详细一点的分析。
在一次由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王松的大款同学陈之濠精心组织的同学聚会上，他们那位本来就身患严重心脏病的曾经的班主任田老师不幸病发猝死。警方在事发现场意外地发现了一张有血写的“翌”字的纸片，怀疑的焦点最终集中到了血迹的主人，王松他们曾经的中学同学顾大义身上：“现在，警方经过字迹鉴定又进一步确认，这个字也是顾大义写的。也就是说，顾大义可能是先弄破自己的手指，然后蘸着自己的血写下的这个字。现在警方分析认为，无论顾大义是因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写这个字，田老师看了都会受到强烈的刺激。她因此猝死，也就极有可能。”但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位长期以来一直看似安贫乐道地生活在偏远乡下的顾大义，为什么一定要在很多年都未曾谋面的田老师的床头柜上留下这样一张简直就是莫名其妙的带有自己血迹的纸片呢？他的如此一种反常行径难道真的是一种蓄意的谋杀吗？围绕这样的一个中心问题，作家王松以极大的叙事耐心层层剥茧，所最终实现的叙事意图，却是对于顾大义这样一位堪称既往历史“活化石”的人物形象的深度塑造，是对一段荒唐历史沉痛而深入的批判与反思。
按照叙述者“我”也即王松的追忆，当年上中学的时候，“我”、吴云江以及顾大义他们三位关系一向要好的同学，曾经被班主任田老师不无贬义地称为“一丘之貉”：“这个一丘之貉，还有臭味相投的意思，譬如你和王松，还有顾大义。”“我得承认，田老师的这个形容确实很恰当。吴云江的母亲这时已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我的父母也都被关进‘牛棚’。顾大义就更不用说了，他的父亲已被关进监狱。”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大约也正因为他们三位都出身于存在严重政治问题的家庭的缘故，因了田老师的把他们称之为“一丘之貉”，他们三位的关系反而更加密切了。甚至于，他们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还一直延续到了后来去农村插队落户的时候。很大程度上，大约也正是因为有顾大义他们三位的存在，所以，才会有田老师当年那句多少带有一点绕口令性质的“学习好的学生不一定是好学生，学习不好的学生也不一定就不是好学生”的“名言”的最终生成。关键原因在于，后面的那个“好学生”的标准，恐怕更多地乃是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立论的缘故。在“文革”那个以家庭出身的好坏论高低的“政治挂帅”的荒唐年代，学校对一个好学生的强调与认可，最根本的着眼点往往会体现在所谓政治思想的进步与否上。顾大义他们三位尽管学习成绩优秀，但却被田老师简直就是“莫须有”地归类为“一丘之貉”，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作为小说《别字》的主人公，顾大义这一人物形象有以下几点不容忽略。其一，尽管他当年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但却总是遭到班主任田老师无端“上纲上线”式的无情打击。受到父亲影响的缘故，顾大义在很小的时候就背会了具有极大记忆难度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他父亲说，其实真正的医学在西方，而要学好西方的医学，化学就是基础。”没想到，他的如此一种良好学习行为，到了早已被时代成功规训的田老师这里，却被看成了一种令人不齿的崇洋媚外行为：“田老师先说了顾大义的思想错在哪里，如何崇洋媚外，如何崇拜门捷列夫。门捷列夫是什么人，是俄国沙皇时代的人，俄国沙皇时代比现在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还要反动。”
其二，等到“文革”结束后有机会去美国生活的时候，顾大义给出的竟然是一种拒绝的态度：“所以这次，吴云江告诉我，顾大义不想跟他弟弟顾大平去美国，我也就并不意外。我当时只是无法理解，算起来已过去了将近十年，顾大义的想法怎么还没改变。”尽管吴云江和“我”曾经百般努力，但面对着冥顽不化的顾大义，最终却仍然无济于事。顾大义的如此一种反常行径，促使身为作家的“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一部在当年曾经产生过广泛影响的电影《牧马人》：“吴云江说的许灵均，是当时一部叫《牧马人》的电影里的主人公。这部电影说的是，一个叫许灵均的下放青年，在农村娶了女人，也生了孩子。后来他父亲从美国回来了，要带他一起走，但他最后还是拒绝了，决定留在农村。”
其三，就是这次同学聚会时顾大义那简直就是鬼使神差一般的对田老师的“报复”行为了。身居偏远乡下的顾大义，之所以在见到田老师的时候，要不管不顾地用自己的鲜血在纸片上写一个“翌”字，原因乃在于当年的田老师错误地告诉顾大义，这个字读“lì”。在当年，尽管顾大义已经明确提出这个字的正确读法应该是“yì”，但田老师却仍然执意要把“翌”读成“lì”。到后来，就因为这个错误的读音，竟然耽误了顾大义的农村学生陈进步的一辈子：“这孩子没考上县一中，还真可能误了一辈子。”正是从这样的一个前提出发，顾大义才有后来不管不顾的大爆发：“于是他就用这根流着血的手指，在这块纸片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一个‘翌’字，然后瞪着田老师，指着这个字问，这字念啥？你说，它念啥？”“这时，顾大义已经哭了，他说，你知道吗，我的学生，说我不是人！说我误了他一辈子！我误了孩子的一辈子啊！他说完，就把这张纸片摔在田老师的脸上。”又其实，田老师的念别字，并不只是表现在把“翌”念成“lì”上。早在组织学生开顾大义批判会的时候，她就曾经把“铿锵”错误地念成“坚将”：“这时顾大义举手站起来，说，您说的，是不是铿锵有力。田老师皱皱眉说，什么铿锵有力，就是坚将有力，坚是坚固，将是很硬的意思，懂了吗？”一个总是要念别字的中学语文老师，其不称职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也因此，谁又能够指望这样一位不称职的老师能够很好地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呢。
但田老师的念别字，说到底，也只不过是王松的这部中篇小说被命名为“别字”的表层理由之所在。更进一步说，王松创作这部中篇小说的根本意图，乃在于真切地刻画塑造顾大义这样一位思想永远停留在既往荒唐时代的活化石形象。尽管说时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早已被那个不合理的荒唐时代规训成功的顾大义却一直停留在既往时代。我们注意到，在写到顾大义拒绝去美国的时候，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段叙事话语：“我和吴云江都已回到城里，上大学，又工作，这十多年已经换了一个时代。而顾大义一直还在那个偏僻的山村，这就像闷在一个罐子里。对他来说，也就还停留在十多年前的那个时空。”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地想一想，就可以断定，顾大义的思想并不只是停留在他拒绝去美国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一直到同学聚会田老师的猝死事件发生的时候，顾大义的思想也仍然还停留在很多年前的既往时代。唯其如此，他才会不管不顾地在同学聚会时以血写的纸片来质问早已是重病缠身的田老师，并最终酿成了猝死悲剧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的标题“别字”有着别一种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所象征隐喻的，就是作为既往时代活化石的顾大义与时代发展的根本错位。质言之，能够借助于拟罪案小说的方式，刻画塑造顾大义这样一位与时代发展严重错位的活化石形象，正是王松这部中篇小说最主要的思想艺术价值之所在。
《人，或所有的士兵》
与此同时，在这一自然年度内的长篇小说领域，出现的却是一种带有突出人道主义特点的创作现象。举凡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阿来的《云中记》、蒋韵的《你好，安娜》、陈希我的《心！》、麦家的《人生海海》、张庆国的《老鹰之歌》、杨好的《黑色小说》、马笑泉的《放养年代》等，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均可圈可点。
且让我们具体来看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作为一部战俘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家的主要笔墨肯定也就集中在了对这座D俘虏营日常生活状态的书写与表达上。如果说作为一位战士本身在战争中的遭遇可谓是生死旦夕的无常的话，那么，作为一名战俘，置身于仍然在进行过程中的战争中的命运，简直就是如同蝼蚁一般地可悲复可叹了。一方面是简陋到极点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则是战俘营管理者们毫无顾忌的打骂侮辱乃至于可以随随便便地致战俘于死地的暴力行径。也因此，正如同有批评者已经指出的，身处如此一种特殊境地中的如同郁淑石这样的战俘们，其最根本的精神特点，就是某种简直就是莫须有的生存恐惧感的生成：“在邓一光笔下：郁淑石固然是俘虏，但还谈不上背叛；他有时苟且，但从不出卖同伴；看上去软弱，但又常以一种‘自虐’的方式为难友争取着微薄的权益……在作品中，邓一光丝毫没有在精神层面主观肆意地拔高战俘的精神意志，而只是合符逻辑地去想象处于长期极度饥饿和高度恐惧环境中的不同个体会何所思何所为？于是，在郁淑石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恐惧，从一种恐惧到另一种恐惧，他作为正常人的生活感官已被战争切割得体无完肤，就像是战争机器制造的一个社会残次品。”只要是熟悉邓一光战争题材作品的朋友就都知道，他此前的书写既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同时也更表现出了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以我所见，能够从当年那样一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浓得化不开的英雄主义情结，跨越到《人，或所有的士兵》这样一种“去英雄化”之后的对于战争中恐惧与软弱情绪的真切书写，所充分见出的，正是作家内心深处一种难能可贵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
“铁西三剑客”
最后要谈及的，是与标题中的“铁西区”紧密相关的一个文学现象，叫做“铁西三剑客”在中国文坛的异军崛起。与“铁西区”存在着密切关联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东北工业在所谓市场经济时代的急剧衰退。查阅百度，关于“铁西区”，给出的首先是这样一段地理性的信息交代：“铁西区，隶属于辽宁省沈阳市，是沈阳市的中心城区，老城坐拥一环二环繁华地段。新城位于三环四环地区。铁西区北临皇姑区、于洪区，西接辽中区，东与和平区、苏家屯区接界。总面积484平方公里，人口91万，享受市级管理权。”
而在百度中的“王兵导演纪录片”这一辞条中写到：“《铁西区》导演王兵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该片是他的导演处女作，投资60万元人民币、耗时18个月拍摄，素材带有300个小时。单枪匹马用一台小的DV摄影机完成全片拍摄的王兵每天早上8点，和铁西区的工人们一起上班，晚上12点多或2点多回家，拍到了很多班组。时间长了，他融入工人们中间，拍摄由此进行得非常自由、顺畅。”“《工厂》长达近四小时，记录该重工业区三家大型工厂最后阶段的正常工作和拆除，中间大段的是工人的劳动、休息、争斗、洗浴、疗养、娱乐、嘱托、抱怨、彷徨、愤怒、热情、无奈、绝望、焦虑、感伤。”尽管我们不知道百度的书写者是否已经注意到了以上两个辞条之间的自相矛盾处，但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却是以“铁西区”为代表的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些年来的急剧衰退。
与“铁西区”本身的经济衰退，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文学界所谓“铁西三剑客”的异军崛起。具体来说，“铁西三剑客”乃是指这一两年来以其小说创作而特别引人注目的双雪涛、班宇以及郑执三位。由于他们都出生在“铁西区”，而且年龄相仿，所以便被文学界称之为“铁西三剑客”。这里，关于他们的具体作品我并不想展开讨论，我最感兴趣的一点，是原本一直自由生长的“三剑客”的被收编方式。或许与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人性极强的事业紧密相关，“三剑客”的小说创作原本都是处于自由发展的状态。但就在他们差不多已经成名的时候，却被现行的文学体制收编后标志为“铁西三剑客”。面对这种多少显得有点奇特的文学现象，不知道他们三位当事人所持有的是什么样的心态？而这样的收编与标志，对于他们各自的文学创作是否会产生微妙的影响，还有待于未来的解读。来源：北京日报 | 王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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