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看“爽文”让我们放弃自我和放弃思考
作者：新京报撰文丨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
1月5日下午，作家费滢携新书《东课楼经变》做客单向空间，与当代青年批评家杨庆祥和十点读书副总裁姚文坛，以“写作如挥剑”为题，畅谈青年、写作与时代。
1月5日下午，作家费滢携新书《东课楼经变》做客单向空间（大悦城店），与当代青年批评家杨庆祥和十点读书副总裁姚文坛畅谈青年、写作与时代。从左到右依次为姚文坛、费滢、杨庆祥。
“费滢具有我觉得最理想的小说配方”
活动现场，费滢从为什么开始写小说谈起，现场讲述了背后的故事，当时她和朋友一起做了一本文学杂志《阅读骀荡志》，因为没有钱，就希望可以获文学奖，把奖金拿出来办杂志。费滢也自此走上了写作的道路。
杨庆祥注意到费滢的《东课楼经变》封面上有一句话，“月亮旁边飞个星星，我便是那个放星人”，他认为这句话特别吸引自己。就在元旦的时候，网上推出了一款小游戏，可以用AI写诗，杨庆祥也定制了一首，其中有两句特别吸引自己，“我孤身坠入地球，收不到群星的来信。”这令他感到十分惊讶。灵知派中也有许多理论涉及星系、地球、宇宙结构，乃至人怎么逃离地球等问题，杨庆祥认为，星星是很关键的载体。虽然作为八零后，自己已经不再是少年，但《东课楼经变》写得却是中学生的故事，杨庆祥很喜欢里边的少年情怀，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期——虽然与费滢的中学时期完全不同。
费滢，本名费滢滢，女，1986年生于江苏。历史系学生，法国索邦大学毕业，高等社会科学院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硕士，博士在读。她是朱天文、朱天心眼里的“小阿城”，曾斩获台湾台积电中篇小说奖首奖、联合报文学短篇小说奖大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等。
杨庆祥认为，《东课楼经变》是一部非常耐读的小说，里边的用词、句子和情绪，都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所创作的题材完全不同，从感觉上更加接近台湾的风格。杨庆祥认为，大陆写少年题材的一般是两个路数：男作家基本上是写自己非常爆棚的力比多——怎么样追女生，追不到就打架，有暴力、叛逆在里面；如果是女生，就是三毛或者是琼瑶的辩题，港台通俗文学的辩题。而费滢的创作跟这两种风格都不一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梳理感，“她是不停在寻找去路的少年，好像已经被时光囚禁了，这个时间在小说里面不是走的。”
而费滢曾对此解释说，“我想要的是一个孤独状态，那个微妙时期，你刚刚有正式的、刻骨的记忆，你和世界的联系正在无可奈何地变得更紧密，你看到身边的人，觉得自己好不一样，但可悲的是，你和他们一样。然后，世界在蜕变，建筑被拆毁，懵懂时期也快闪而过，记忆像洗牌，每次出来的顺序都不一样。你站在一个并不坚固的世界之上，第一次感到时间的威力，那时候，在想什么？在想你在这世间的位置吗？或者第一次认知自己？”这个微妙的阶段正是此篇小说的目标。
东课楼是一个教学楼，写得是哪个地方？是南京。时间凝滞在这个地方，变得不动了，而里边的少年在不停地走，不停地找出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时光机器，更好的安置自己，在杨庆祥看来，这是少年时代最强大也最强烈的一种欲望。
杨庆祥说，在费滢的书中，很难找到其中的谱系。在费滢的作品中有一种变形，可以理解为一点点现实，加上一点点虚构。在杨庆祥看来，这是非常好的小说配方。正如台湾著名作家朱天心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的一样，“费滢具有我觉得最理想的小说配方，我不知她如何办到的，她年纪还小海盟（台湾青年作家谢海盟）一个月，却有双比我老灵魂的眼洞察世事。”
人生经验需要沉淀一段时间使用
杨庆祥说，中国历史上有两次特别短暂的浪漫主义时代，一个是五四时期，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早期，很遗憾的是这两次浪漫主义时代都没有持续太久。但生命意志的形变，在上世纪80年代非常具有张力，比如莫言作品中“语言的狂欢”，但在费滢这里，生命的意志又变成了另外一种形态。
杨庆祥以书中的短篇《朝天宫》为例，这里面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玩古董、玩收藏就是没有用，人一辈子就要用这种无用来把自己虚度掉，时间就是用来虚度的。时间还会坍塌，时间坍塌为一个零，这种生命意志跟莫言，跟余华的生命意志完全不一样。杨庆祥认为，每一代作者都好像病人一样，写出来的东西都有着这一代人的症候。
《东课楼经变》，费滢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版。（其中收入《东课楼经变》《佛说Naga救疾》《朝天宫》和《鸟》）
姚文坛认为，这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绝望。作为一个读者，她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费滢会选择在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回到她的十几岁，开始追问，重新来认识自己？
费滢对此进行了回应，为什么写《东课楼经变》？其实她所有的小说都跟论文研究有关。费滢学的是佛教文献学，对变文特别感兴趣，但现代学者对变文并没有准确的定义，所谓里面的“变”是印度的一个词根，有变现，有变相，把文本的内容，重新栩栩如生地放置在大家眼前，这是一种神变。费滢对于这个题目非常感兴趣，希望写一个类似于变文的小说，把自己记忆中的结构呈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费滢并没有有意识地根据中国文学发展的谱系选择自己的位置。
费滢说，《东课楼经变》中虚构的地方并不是很多，比如《朝天宫》、《佛说Naga救疾》都是出于个人的经验，把以前经历过的事情放在上面，她始终在思考时间、空间、记忆的问题，而这是出于历史专业的习惯。
在写小说的时候，自己的人生经验是不是可以直接使用？费滢认为，人生经验需要沉淀一段时间使用，她没有办法写当下的事情，没有那么足够强力的批判能力去进行现实主义批判，她只能去写那些十年前已经沉淀，已经被记忆篡改，已经陌生化的东西，包括她写南京，也是全然陌生化之后再去写，“当时我已经离开南京很久了，我一直生活在巴黎，所以我才可以去写它。”
费滢曾经跟朋友讨论过乡愁，她认为，离开了就永远不可能回去到那个点，所以才会有乡愁，才会从遥远的距离，去追寻那个东西，才有资格有能力去修改它。从这个角度来讲，费滢回避当下，而选择去处理那些她可以处理的东西。
看“爽文”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放弃自我
一座城市，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南京出过许多作家，在姚文坛看来，作家和城市的关系非常微妙。杨庆祥说，南京离自己的家乡很近，但费滢在成年时就已经离开南京去往法国，而自己一直在北京读书、工作，他们之间的区别不仅是地域，还有文化理想或者说所谓的价值观。但在另一方面，杨庆祥也表示，“我们这代人的价值观或者文化理想就是做一个世界共鸣。并不是特别想把地域的符号挂在我们身上。”
因为工作的关系，杨庆祥与年纪大的作家接触特别多，比如莫言、刘震云等，身上都有着地域观念，有老乡的观念，这一点和他有很大不同，在当下，地域已经成为一个不太重要的概念。对应到费滢的作品中也是如此，实际上，在《东课楼经变》中，地域的概念非常模糊。东课楼只是小说里边的一个配置，就好像小说是费滢人生中的一个配置一样。而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生命意志最独特的地方——不是强烈地要寻找什么东西向世界证明自己，而是一种无可无不可，若即若离的关系，“越年轻的作家，他的状态越是这样一种状态。”
那么，现在“80后”或者“90后”的年轻作家是为了得奖而去写作吗？杨庆祥表示这个问题过于尖锐。费滢的作品曾斩获台湾台积电中篇小说奖首奖，这样的作品也可以在大陆范围内得奖吗？杨庆祥认为这取决于评委是谁。现在文学已经变成了熟练工，有所谓的职业作家。路内曾经写了《慈悲》，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宣传语说这是一部向余华致敬的作品，但杨庆祥认为这样没有意义，因为文学就是文艺的原创，如果余华像莫言，那就没有意义了。
台湾作家、编剧朱天文阅读《东课楼经变》读了很久，因为这部作品很不好读。和《延禧攻略》等网剧不同，杨庆祥认为，《东课楼经变》是一部反“爽文”的作品，有一道一道的壕沟，强迫读者停下来，知道自己的存在。杨庆祥说，“爽文”则恰恰相反，看“爽文”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放弃自我，人不愿意思考，要面对自己特别困难。
台湾作家、编剧朱天文。
为什么会用“写作如挥剑”这样一个主题？写作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样貌出来？事实上，“动笔就是挥剑，那一剑要直指少年心”，是费滢在2017年获得台湾台积电文学奖之后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费滢说，写作者需要有写作者的自觉，要反对什么，要写出什么样的问题，想做什么样的实验，需要有一定的决断能力和一定的坚定意志。因此她在《佛说Naga救疾》里说，你想要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你想挥出什么样的剑。
杨庆祥说，他曾听费滢说《朝天宫》其实是一个建筑的布局，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排兵布阵：谁放在哪个位置，哪个人先出场。杨庆祥说，写作学和君子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化里面一直有剑的文化，写书法的人知道笔锋都是兵器，中国书法里面有很多暴力的东西。包括中国传统的小说里面也跟剑很有关系。中国古代人对文人的想象，不是我们今天想的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那是后来被阉割以后的想象，早期对中国文人的想象都是要佩剑的，左手执笔，右手执剑，孔夫子也是佩剑的。
作者丨何安安
编辑丨徐悦东
校对丨翟永军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