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宗教负担”？从3000年前的“殷周之变”说起
作者：李沐茗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莫剧于殷周之际。——王国维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其《殷周制度论》中，一开头就提出了上述观点。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他在文中阐述到：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王国维
在大师的论述中，殷周之际，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革。从商到周，整个社会的思想风貌和精神气质，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那么，“殷周之变”到底变了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剧变？这种剧变又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正文——
殷人的宗教观念——“直接神圣性”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
在商代，整个社会的主旋律是“神灵崇拜”，人们信神、敬神、奉神。并且，殷人的这种宗教性，有个相当明显的特点，我们称之为“直接神圣性”。
（神灵崇拜）
这种“直接神圣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
君权神授；占卜和祭祀。
一、君权神授
在商代，殷人就已经有了“至上神”的概念。他们的“至上神”被称为“帝”，是掌管人间祸福、人世秩序（年成、战争、作邑、王之行动）的至高存在。
（上古天帝）
同时，在出土的诸多甲骨文中，伴随着“帝”经常一起出现的是“王”。这就说明了现实中的“王”和宗教观念中的“帝”是密切相关的，是“帝”在人间意志的执行者，即“君权神授”。
二、占卜和祭祀
殷人相信，“上帝”会通过甲骨文上的裂缝来给人间传递旨意，让人们据此去调整行动，因此，占卜成了殷人求神问意的重要途径。
也即是说，“帝”通过占卜这一宗教活动参与了人间的活动，占卜行动也就成了“帝”在人间的代理。对占卜的不敬即可被认为是对“帝”的不敬。通俗点说，卜辞让你三更死，没人敢留你到五更。
（甲骨文上的卜辞）
于是，掌握占卜这一“核心技术”的殷商王室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帝”在人间的代理者。
现实中的人拥有了“神圣性”，即我们所说的“直接神圣性”
本来殷人是要寻找并追随“帝”的，现在却只需要服从“帝”在人间的代理者就可以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讲，神的旨意就是代理人占卜的结果，神的喜好就是代理人的祭祀，最终，王权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天命。
对比现今的宗教模式，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不同。现今的宗教模式中，神在人间的代理（如神父），是需要接收神的认可和调整的，只有在被认可和调整过后，他们才会获得相应的“神圣性”。
（现代神父）
而殷人的“直接神圣性”，使得占卜、祭祀直接分享了神的权威，王权成了天命。“帝”的无限性与其代理的“有限性”，在本质上是不相符的，因此，殷商的社会慢慢陷入了困境。
殷商“直接神圣性”宗教模式下的困境
通过刚刚对殷人“直接神圣性”宗教模式的阐述，我们了解到，他们重视占卜、发展祭祀，并且相信王权即天命，这三点成为了殷人生活的全部重心，以至于其他的一些生活内容自然而然就被忽略掉了。
当被殷人忽略掉的那些生活内容开始慢慢冲击他们的实际生存时，矛盾就产生了。再加上“帝”并没有明确指出现有的殷商王室就是其“合法”的代理者，王室的“代理头衔”只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加上的。
（商朝的祭祀用品）
于是这时，现有的代理者——殷商王室，以及现有的宗教模式就会面临危机，直至面临崩溃。
举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了。
在《盘庚》篇中，殷王要求那些不愿迁徙的刁民改变主意时说了如下的话
汝万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孙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罚汝，汝罔能迪。——《尚书·盘庚》
这一段的翻译如下：你们万民如果不去谋生，不和我同心同德，先王（在殷商时期，祖辈死后是宾于上帝左右的，就相当于神，因此“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是没有界限的）也会对你们降下罪责，问道：“为什么不同我的幼孙亲近友好？”因此，有了过错，上天就将惩罚你们，你们不能长久。
（盘庚迁殷）
在这件事上，殷王显然是以“帝”的代理人的身份压制人们，强迫殷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
到了纣王时期，这种“王权即天命”的观念表现得更为充分：
西伯（周文王）既勘黎，祖伊（商纣王臣）恐，奔告于王。……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
周文王把殷商的属国黎国给攻克了，祖伊担心王国在即，便告知纣王，纣王却说：“啊！我的命运难道不是早就由上天决定了吗？”
（商纣王）
结果，我们都知道了，殷商一败涂地，纣王也一命呜呼。
殷周之变——天人关系的调整
上面聊到，殷人“直接神圣性”的宗教模式直接演化成了一场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周朝代替了殷商，成为了中原大地的统治者。
但凡新政权的建立，总要去审视和总结前朝的经验和教训，周朝也是一样。
（武王伐纣）
殷商王朝始终强调自己“君权神授”，但是代表着“天命”的王权却被无情地推翻了，于是周王朝开始逐步意识到“人民”的力量，因此“天人关系”不得不去调整，这种调整即是“殷周之变”——从“君权神授”到“以德配天”。
什么是“以德配天”呢？
以周公为代表的周朝统治者首先提出了“德”的概念，并大力宣扬天命的归属不是无条件地归于一个民族，而是随着“德”之有无而自动转移。殷商“无德”而丧失了天命，周人“修德”则承继天命。这即是“以德配天”。
而民意的归属就体现了“德”的归属，所以民意即天命。概括为：民意决定了德的归属，德决定了天命的归属。
周人想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敬德保民”，这样才能保证长久的“天命所归”。
（周公）
就这样，“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成为周朝的政治纲领，中国历史也完成了从“神治”到“德治”的改变。
总结：殷周之变给中国历史带来了什么？
一、首先是给周朝带来的变化：分封制和礼乐文化
在“德治”的政治纲领下，周人统治的重心不再是人与神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因此“分封制”和“礼乐文化”应运而生。
周人通过分封制的实行，利用“血缘关系”为纽带，划分了人与人的政治等级，上至周天子，中至诸侯、卿大夫，下至士和庶民，各有其等级尊卑秩序，各安天命。
（分封制和宗法制）
与分封制相对应的，伟大的周公在政治形态领域又开创了“礼乐文化”，“礼”用来明确人与人、国与国的尊卑次序，而“乐”则用来彰显道德，维持和谐。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记·乐记》
此即分封制度下的“礼乐治国”，也给周人带来了八百年的“天命所归”。
其二，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来说，以“德治”为基础形成的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余年
（孔子）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
孔子毕生的追求就是回到周朝大兴礼乐的时代。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用“德”和“礼”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
德治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而所谓“礼治”，即遵守严格的等级制度，君臣、父子、贵贱、尊卑都有严格的区别。
这种和周文化一脉相承的思想逐渐被中国统治者奉为正统，对于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这一切都来源于“殷周之变”，来源于中国历史上从“神治”到“德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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