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小说的探索与建构：评杨少衡长篇小说《新世界》
一、新官场小说与新历史小说之间杨少衡的长篇小说《新世界》（作家出版社2019 年 7 月版），描述的是 1949 年 9 月至 1950 年 6 月，福建南部一个山区县的剿匪反特战斗故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样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但这部新作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思想意蕴、人物形象和叙事形式，是一部全新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在当下文坛，杨少衡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位标签性的新官场小说作家，创作数十年，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官场题材长、中、短篇小说，表现了波诡云谲的官场生态，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官员形象。其实，他一直开掘着两大题材领域，当代官场生活和革命历史斗争。这一方面与他的个人经历、家庭出身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与他的思想艺术探索紧紧相连。 他要探究、表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生存环境中，各种人物特别是我们的干部们的行为 作为、日常生活、精神情感等。他的聚焦点是人物，是从历史直到今天的人物，是不同 时期人物的表现、命运。而这正是杨少衡小说的“新”之所在。
一个作家的人生经历，往往会成为他的 主要创作资源。杨少衡 1953 年出生于福建 省漳州市。1969 年上山下乡当知青。1977 年起先后在乡、县、市、省等机关部门工作。历任漳州市长泰县坂里乡小学教师、长泰县 县委办公室干事、漳州市文联副秘书长、市电视台台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 主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2002 年调福建省文联任副主席，2007 年当选福建省作协主席。由下而上，一步一个脚印，经历了从底层到高层的各种官场，亲历了从上世纪 1980 年代到新世纪的政坛风云。他从 1979 年的第一篇小说《书记与司机》开始，就在官场题材领域开拓，直到现在依然坚守在这 个领域。创作了硕果累累的官场系列小说。长篇小说有《村选》《党校同学》《如履薄冰》《两代官》《市级领导》《风口浪尖》 等，中篇小说有《秘书长》《林老板的枪》《尼古丁》《底层官员》《钓鱼过程》等， 短篇小说有《轮盘赌》《一百零八号文件》《酒精测试》《亲自遗忘》《真相大白》等。 1990 年代以来，中国文坛兴起一个“官场小说热”，如张平《抉择》、周梅森《人间正道》、陆天明《苍天在上》、王跃文《国画》、李唯《腐败分子潘长水》等等，在文坛和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杨少衡在官场题材创作上，似乎比如上作家更为专注、更为勤奋，是反腐作家中的稳健派、实力派。但他的创作却有一种别具一格、耐人寻味的地方。正如评论家李敬泽所说：“尽管杨少衡的所有小说都直接触及公众高度关注的重大社会主题，但同时，他在艺术上又与我们时代的一般趣味和一般思维习惯保持着一个遥远和寂寞的距离。”1他的小说与流行的官场小说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他自己的认识很清楚：“我觉得自己更多的注目点是人物，这一场合里的人物，他们的命运、情感和思想。这一领域故事可以有多种侧重，你可以侧重于‘场’，也可以侧重其‘官’，即场中人物。 我可能比较倾向于后者，因此曾自称不是写 官场，是写官员。我试图把这里边的人物写 得真切可感，不流于概念和脸谱化。”2也就是说，杨少衡的官场小说，不在于写官场、写事件、写主题，而在于写官员、写生活、写心灵。这使他的官场小说少了思想性、批判性、轰动性，而多了日常性、人情味、耐 读性。因此很多评论家把他的小说称为“新 官场小说”。
一个作家的家庭熏陶，总会化为他的记忆积淀，成为他后来创作绕不开的“存在”。 杨少衡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父亲祖籍河南林县（现林州），1945 年参加革命，在汤阴县工作，1949 年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被任命为五大队四中队三小队队长，开赴南方，接管新区，建立政权。后从苏南地区转赴福建龙溪（今漳州市），又分配到长泰县开展工作。而母亲是福建本地人，于解放战争时期在厦门师范学校参加了闽南地下党，从事过复杂危险的地下工作。父亲、母亲的人生经历、思想观念，对他的人生和思想，都有潜在的、深刻的影响。他在创作官场小说的同时，创作了两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海峡之痛》叙述的是历经革命战争、和平建设与改革开放的老军人杜荣林，同曾经的顽固土匪、潜伏特务、逃台败军而后来成为来中国大陆投资办厂的著名台商罗进，数十年的殊死搏斗、恩怨情仇与携手合作。 表现了海峡两岸人民的骨肉分离与和平统一的愿景。《地下党》描述的是台湾地下党人 钱以未，面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特务的追杀，严守党的组织和机密，英勇机智斗争，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坚持到革命斗争的胜利。两部长篇小说，故事情节惊心动魄，人物形象鲜明有力，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显示了作家驾驭革命历史题材的能力。而《新世界》 的出版，无论是情节的选择、组合，人物的构思、发掘，思想的提炼、深化，叙事方法 的运用、创新，都表现了作家在这一题材领 域的精进与超越，因此有评论家称：“《新世界》对历史和人物的处理手法可以划入‘新革命历史小说’的范畴。”3如塑造了侯春生、陈超以及徐碧彩、连文正等多位丰盈而坚实的人物形象。诚然，用文学精品的尺度衡量，《新世界》还有不足和缺憾，但从整体看无疑是一部具有创新特质的力作。
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想是西方现代和后现代主义中的一种重要思潮，它兴起于1970 年代的美国，到 1980 年代达到鼎盛期。它 反对结构主义叙事，借鉴解构主义方法，颠覆传统意识形态的中心思想，摒弃文本的模 式化，认为文学史文本实质上是一种否定、超越、创造性生产。这一思潮 1980 年代传入中国，影响了众多青年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形成了一个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潮流。他们也许对新历史主义理论知之甚少，但意大利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卡尔“历史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等新历史学名言，成为他们观照历史的“利器”。譬如苏童、格非、余华、叶兆言等的长、中、短篇小说。杨少衡的《新世界》同样是一部新历史小说，但却与“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不同，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历史小说相异。他没有像传统现实主义历史小说那样，把正面人物写成“高大全”，把反派人物写成“豆腐渣”，而是把历史人物还原成一个常人、真人，努力揭示他们的多面性、矛盾性、变异性。他也没有像先锋派作家那样，随意地改写、否 定历史，或是在历史的碎片、缝隙中发现“隐秘”；而是尊重、认同那段革命历史，在真实、客观的历史大背景下，有限度地虚构情节、人物和细节，并努力把握历史的深层脉动。他也没有像先锋派作家那样，竭力标榜自己的虚构，且解构自己的虚构，创造出一种虚幻的历史“迷宫”；而是借鉴当下的非虚构写法，又充分运用作家的虚构“特权”， 使文本呈现出一种历史的本真状态，又洋溢出一种艺术的浓郁诗意。这种小说是堪称新 历史小说的。作家选择的是一条“守本创新”的创作路子。
二、探索战争年代人们的精神信仰
搜索相关资料，可以简要罗列出新中国 成立前后，福建省南部的战争局势大事记。 1949 年4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 月 23 日解放南京。7 月上旬解放军向福建进军，至 10 月下旬解放了除金门、马祖等岛屿以外的福建全省。10 月 1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在北京成立。10月15 日，漳厦战役打响，17 日解放漳州、厦门。10 月26日攻 打金门，27 日战斗失败，被国民党军收复。1950 年，解放军执行剿匪反特任务，新政权 实行大规模土地改革。《新世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这一背景与作品中的情节、人物“息息相关”，并在小说中得 到了清晰、准确的呈现。
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一个国破家亡、人如蝼蚁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的时代。对于共产党人、仁人志士来说，是什么样的动力、精神支撑着他们，克服千难万苦、不惜献出一切乃至生命，坚 持到最后的胜利呢？“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作家王愿坚说：“我们今天走着的这条幸福的路，正是这些革命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给铺成的；他们身上的那种崇高的思想品质，就是留给我们这一代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4这段话显然有着那个时代的痕迹。他在小说《粮食的故事》里，描写了一位游击队总务长，每天为部队的吃饭穿衣发愁奔忙，却与儿子想象着未来的“新国家是什么样子”，“应该怎样建设”等问题。今天，杨少衡同样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他在谈到 中篇小说《初起的太阳》时说：“我试图以 想象中的对话触摸当年那位年轻革命者的内心世界与灵魂。” 5在讲到《新世界》的创 作时说：“遥想当年，忽然意识到那时那些人都非常年轻，他们战斗、牺牲，义无反顾， 身上似乎蒙着一层光芒，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新时代、新世界如同初起的朝阳，蓬勃向上，充满希望。这种蓬勃与希望内涵非常丰富，显然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去追寻，从新的角度去再认识。”6作家在小说中，把“新世界”作为一种象征。它是主人公侯春生在不同场合描述的新的社会形态，这个社会正在诞生。它是许多革命战士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新的品格、新的精神，它在艰难困苦中、在血与火的战争中，凝结而成。在这里，不管是王愿坚笔下的“新国家”，还是杨少衡笔下的“新世界”，都已成为先驱者们的一种精神信仰，或者说宗教信仰。它照耀着人们前行的道路，它支撑着人们的精神乃至肉体。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 一种精神信仰的胜利。
信仰是什么？是人和团体对某种宗教或 某种主义、主张的一种信服、崇拜。或者说是人和团体对信服、崇拜，并奉为行为准则 的一种事物。巴金说：“支配战士的行动的是信仰。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而达 到他所选定的目的。”纪伯伦说：“信仰是心中的绿洲。思想的骆驼队是永远走不到的。”雨果说：“信仰，是人们所必须的，什么也不信的人不会有幸福。”由此可见，信仰对人乃至人类的极端重要性。信仰可以宏大、可以微小，可以高洁、可以世俗，但却不能没有。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时期也是这样。
杨少衡有着扎实的现实主义创作功底，对塑造性格化、典型化的人物驾轻就熟。《新世界》创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性格鲜明、丰满，但作者却并不满足于一般的性格描写，而是从人物多侧面的性格中，把握住人物的性格内核——精神信仰，并予以铺陈、强化，使人物形象画龙点睛，显得更为坚实、动人。这正是黑格尔认为的，人物性格丰富性中体现出来的那种生气灌注的“坚定性”。
《新世界》主人公侯春生，是作家饱含感情、精心塑造的英雄形象。侯春生是闽南某县县长陈超亲自点名要来的民政科科长，后陈超又推荐提拔他担任了五区区长。他在建立新政权，与土匪、特务的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在组织民工抢运粮食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他出生于北方乡村，年轻、有文化、喜欢音乐，是一位“南下”的知识 分子干部。他有着作为一个英雄战士的多方面性格。如勇敢无畏，在上任途中遇到敌机轰炸，毅然驾着马车奔跑而吸引敌人，解救被炸懵了的民众。如机智灵活，闻知国民党伤兵滞留文庙，有敌特分子暗中策划暴乱，不顾危险，独闯敌窝，化解敌对态势遣散了伤兵。如多谋善断，他从可疑人员连文正口中，听出了潜藏敌特将要开会起事的暗示，当机立断，建议县大队部署行动，果然在野鸭铺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如舍生取义，在与敌人僵持的局势中，他前往谈判，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冒死救护民工。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他确实表现出一个英雄勇敢、智慧、坚定、担当的可贵品格。但他又是一个成长中的、有缺点错误的英雄。他主观轻敌， 几次冒险行动，不听领导同事劝阻，最后都是死里逃生。他感情用事，对旧人员连文正、对外来漂亮女人徐碧彩，凭直觉判断不是坏人，就多次宽容、保护他们。小说高潮中他策划的从敌巢抢粮的行动，实际上是敌人布下的“空城计”和“围剿战”，我方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遭受了严重损失。此前组织、同事几次给予批评、处分，但并没有彻底改变他的性格。在他身上，有一种烁烁闪光的精神信仰。在险象环生的文庙，他坦然地向国民党伤兵们讲述：旧世界即将崩溃，新世界就要到来。在他与连文正的几次“交锋”中，使连感到：“侯春生本身就是新世界，侯春生让他意外感觉这个新世界于自己似乎也可期待。”未来的中国、未来的人们，已成为侯春生的宗教信仰、成为他心中的太阳。正因怀有这样的信仰，他才能克服重重困难，他才能坦然赴死。这样的英雄人物，在既往的革命历史小说中，是不多见的，是作家的一种新的创造。
杨少衡在小说中刻画了多位革命干部的 形象。县长陈超，工作能力很强，但脾气很大，待人严苛。把侯春生当“爱将”，但动 不动就训人，甚至嚷嚷：“我崩了你。”公安局长郑勇，遇事沉稳，有勇有谋，常常为侯春生的工作拾遗补缺。独立团政委康明，作为党委派的政治领导，既要坚定贯彻上级的指示，又要灵活应对本是土匪队伍的异动，但他头脑清醒、洞察秋毫，最终死在叛变土匪的枪下。这是一些成熟的、优秀的革命干部，他们都有一种崇高的精神信仰，那就是他们正在为“新世界”的到来而奋斗。为这个理想吃苦、受难乃至牺牲，是值得的、自豪的。小说不足的是，对侯春生的精神信仰写得很充分，但对陈超等的精神信仰表现得还不到位。
其实，英雄、志士有信仰，枭雄、凡人也有信仰。只是信仰的理想、事物不同而已。杨少衡在《新世界》中发掘了一些负面人物的精神信仰，表现也十分出色。譬如小说中的重要人物连文正，他曾经是一位追求进步的大学生，作为国民党的军官在日缅战场上立下卓著功勋，被誉为“军中之鹰”。但在国共的山东战场上当了俘虏，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故乡小县城当了一个小小科长。共产党的政权逐渐建立、稳固，他的前途一片黯淡。他报国建功的信仰终于彻底破灭。他唯一的奢望，就是叶落归根，等候寻找失散的妻子、儿子，过普通人的生活。这也许就是普通百姓的一种精神信仰吧。当这样的目的也达不到时，他突然间又变成了“魔鬼”，回归国民党营垒，组织空降特务，同新政权展开了殊死搏斗，以此证明他的能量、才华、存在。体现自我、装扮超人，这或许是另外一种精神信仰。小说这一人物是独特的、丰富的，同样是过去革命历史小说中没有的。但在描写这一人物从“善”到“恶”的蜕变中，显得仓促、突然，缺乏必然性、逻辑性。还有连文正的同父异母哥哥连文彪，出身土匪家庭，在土匪地方武装、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团、国民党军队——“三颗鸡蛋”上跳舞， 他信奉的是称霸一方、为我所用、江湖义气。 这样一种精神信仰，只能使他脱离光明大道，变成光杆司令，伺机逃亡台湾。杨少衡深入地探索、表现了黎明之前，各种人物的精神信仰，以及他们的人生命运、最终结局，揭示了人的精神信仰对个人、对国家、对民族的意义与价值。这对今天市场化、世俗化时代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官员们，依然有着启迪、警示意义。
三、发掘人性人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十七年文学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全力倡导、扶持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使这一类型的创作得到了强劲发展，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作品，如杜鹏程《保卫延安》、吴强《红日》、知侠《铁道游击队》、欧阳山《三家巷》、杨沫《青春之歌》等。曲波《林海雪原》就是一部剿匪反特的革命历史小说。这些作品在表现革命历史、塑造英雄形象、探索中国风格和形式方面，作出了艰苦的实践和卓越的建树，有许多已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但无须讳言的是，这个时期的文学特别是小说，在表现题材、人物等方面，圈定了许多禁区，譬如人物的人性与人情不能如实、充分地揭示和描写。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刘真《英雄的乐章》、茹志鹃《百合花》，甚至孙犁的《村歌》等短篇小说，正因描写了主人公的人性人情以及爱情，就受到了猛烈的批评和批判，被说成是“丑化革命战士”，“流露着资产阶级情调”等等。其实，正因作家表现了革命者质朴、丰富的人性人情，才使这些人物变得真实、感人，才使这些作 品成为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正如陈思和评价茹志鹃《百合花》所说：“作家的创作目 的很明确也很坚定，那就是表现战争中令人难忘的、而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与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战争的枪林弹雨只是为了烘托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诗意化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7
新时期文学之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出现了多元化创作态势，一是借鉴西方现代后 现代思想与写法的新历史主义，如乔良《灵旗》、莫言《红高粱》、格非《风琴》等；二是承袭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如徐贵祥《历史的天空》、都梁《亮剑》等；三是向通俗文学靠拢的谍战故事写法，如麦家《暗算》、肖锚《风筝》等。这些作品自然各有特色和优势，但在发掘那个时代各种人物的人性人情方面，依然不够到位，仍有很大空间。
杨少衡关注的是，革命战争环境中各种人物，特别是他们的思想精神、人性人情，这就使他的创作更逼近了人物的内在世界。战争是阶级、民族、国家之间，相互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政治斗争的升级形态。它是无情的、残酷的、毁灭性的。而斗争双方，又是由无数有血有肉的个体生命组成的。战争考验、激发着人们全面的人性、整个的人情。人性人情在战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变幻莫测、感天动地。写好人性人情，才能真正写好战争。在侯春生、徐碧彩、连文正等身上，充分表现了人性人情的复杂、多变、深沉。
侯春生是《新世界》的中心人物，他的行动、思想、情感影响乃至牵动着他身边的人们。他是一个有着美好人性人情的知识分子干部。他与可疑人员连文正的关系，就表 现出一种耐心、宽容、义气的美好品格和人性。他在不了解连文正的情况下，拉着连解 救民众、勇闯敌巢，显示了他对连的好感、信任和赏识。在他得知连的非凡历史和当下的可疑行动时，依然凭直觉认为他不是坏人。当县里决定处决敌特分子、连是首犯时，他拿着上级指令直奔刑场保住了连的性命。他这样做其实是冒着政治风险的，已有同事对他的行为表示了不解、怀疑。他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连文正没有问题，只是从连的历史、言行中，认为连不是坏人或者说正在转变中。二人的见解、学识等可谓“棋逢对手”，他对连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感。但是连文正后来没有向好的方向转变，而是向坏的方面沉沦。驾船逃脱、又潜回本县，变本加厉报复新政权，又杀死侯春生。这又是侯春生当初万万 没有想到的。写一位英雄，对对手欣赏、规劝、保护，显示的是英雄人物的品性、胸怀、境界。尽管他的用心是失误的、结局是悲剧的。这样的描写，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是难能可贵的。侯春生与战场遗孤小猴子的关系，表现的则是一种同情弱小、保护弱小的美好人性。在敌机的轰炸下，一位母亲用身体和生命保护了儿子，侯春生从母亲的身下救出孩子。从此，他把孩子当小弟弟一样看待，托付当地老乡、转托女老师收养，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从敌巢里去解救。小猴子终于死里逃生，后来漂洋过海，在美国成为历史学家。侯春生为什么对一个贫穷孩子如此关爱？因为他小时历经战乱，父母双亡，十几岁的他就带着三个弟妹逃亡，一路上看着他们在饥饿、患病中死去，内心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他一旦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就自觉地用自己全部的力量、爱心去关爱那些幸存的孩子。这种对孩子的关爱，已经上升到了对人民的感情、担当。小说中最动人的篇章，是侯春生与徐碧彩的关系，表现了一个铁血男儿的爱美之心、护美之情，一个男子汉的责任与承担。徐碧彩的出现，就像一个天外来客，她带着一个孩子来到战争前沿，谎称寻找丈夫，又与可疑人员接触。让人断定她是一个化装的女特务。但侯春生又是凭他的直觉认为徐不可能是坏人、特务。他推荐徐到县城关学校去教书，支持徐在本区兴办教育，冒着炮火从敌营中解救徐以及孩子。在出生入死中他们滋生了感情。侯春生“感觉自己的生活，以及他的新世界都不能没有徐碧彩和她的孩子”。侯春生并不完全了解徐，他们之间也没有发生真正的爱情。但侯对徐的漂亮、聪慧、大胆、有文化、有教养的欣赏，又由欣赏上升到关爱，成为一种患难朋友。这种关系里已渗透了朦胧的爱情。如果他们不分离、如果他们都能走到“新世界”，相信他们会结合到一起的。
徐碧彩是《新世界》里的一朵“奇葩”。小说因有她而绽放异彩，因有她而更为扑朔迷离。徐碧彩有一段传奇经历，她本命王彩萍，是省城教会学校音乐专业的学生。她所带的孩子是陈表姐与连文正的亲生儿子。表姐难产去世，表姐家与自己家在战争中家毁人亡，她遵照表姐的遗嘱，改名换姓，千里寻父，来到福建南部的山区县。但这段经历她讳莫如深，对公安人员她只能“谎话连篇”。 而面对精悍、聪明、勇敢、真诚的侯春生，她觉得有了靠山。而共同的音乐爱好，又使他们成为“知音”。之后，历经几次危险，是侯春生舍生忘死救了她，而她也愿意接受侯收养小猴子的重托。她尽心尽力在战乱的山区兴办教育，她屈膝下跪请求亡命徒连文正放侯春生一条生路。她已把侯春生当自己人看待，已深深爱上这位有作为有担当的男人。作家动情地描写了这位知识女性聪慧、大方、多情、勇敢、坚韧的美好人性人情。
连文正是《新世界》中一个独特形象。在最后的章节中，他在两军交锋中是那样运筹帷幄、心狠手辣、不可一世。但在屠杀连家的仇人吴铁板时，他对藏在雕花架子床顶上的小猴子手下留情，放过了他。因为这时他已知道自己的儿子红萝卜还活着，作为父亲的慈爱之心阻止了他的毒手。小说高潮情节中，连文正已布下万无一失的大屠杀战场，要用巨量炸药炸毁突围的数百民工队伍。但侯春生已被他下令枪杀，他想到侯曾向他请求：以自己一人之命换数百民工之生。他一念之间，由恶向善，中止了引爆炸药的命令，为民工放开一条生路。连文正还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人性之善犹在。在小说中，这一人物的人性人情是表现得最为丰富、深刻的，可以说达到了某种典型的尺度。
西方的军事题材文学，在表现战争中的个体生命、人性人情方面，已达到了很高的 思想艺术高度。中国当代革命战争题材小说，在这方面清规戒律甚多。杨少衡的《新世界》 已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和探索，但依然任重而 道远。
四、纪实与虚构的交融
现实主义历史小说，追求的是事件的真实、理念的真实。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如苏童等的历史小说）看重的是细节的真实、人性的真实。但都以艺术虚构的面貌和形态呈现出来。近年来，文坛上兴起“非虚构”热，影响着作家的观念和创作，也波及着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杨少衡在《新世界》创作谈中说：“写作时曾纠结于是否尝试纪实的、传记的方式，后来还是决定采用自己熟悉的小说方式，这么写于我似乎把握大一点。小说加入了大量虚构元素，在相当程度上脱开原型，与真人真事真实地域拉开距离，却也有利于更集中、更强烈地表现。”8作家在纪实与虚构之间徘徊、选择，最终采用了虚构为主、纪实为辅，或者说纪实与虚构交融的创作方法。这种写法强化了那场剿匪反特斗争的现场感、真实性。但同时体现了作家的艺术想象、创作理念。应该说，这是对现实主义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种突破，是一种适应时代和文学变化的积极融合。
如前所述，小说真实、客观地表现了故事情节发生的大背景。新中国成立前后，是一段波澜壮阔的时期。新世界正在展开，旧世界已然崩溃。但在东南一隅，仍然进行着最后的较量。作家把解放军进军福建、土匪部队的或收编或叛乱、台湾派遣特务与大陆潜伏特务伺机作乱、漳州和厦门的解放、金门进攻失利等等，都作了清晰、准确的交代和描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家又依据本县革命历史资料，和作为“南下干部”父亲的回忆，虚构了整个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他教书所在的坂里乡，就是当年剿匪的重要战场。有一位姓侯的区长就是被敌人暗杀的，而这位区长正是父亲的一位战友。乡里有一座宏大、结实、破败的大宅子，当年区武装队和运粮民工，曾经在这里跟土匪部队发生过一场激战。另一位区长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地下党》中的革命者形象有杨少衡母亲的影子，而《新世界》里则有杨少衡父亲和他战友的形象。对时代大背景的清晰勾勒，对小说人物原型的深切感受，保证了这部小说的历史感、逼真感。
《新世界》巧妙地设置了两个视角、两条线索。一个是“我”当下的视角和“我” 的回望历史，另一个是作家主体的“他”—— 客观叙事者，讲述的当年故事的来龙去脉。后者为主线、主体，前者为辅线、引子。全书分上下编共六章，每章开头有一个简短的 “楔子”，正是作家“我”的视角和对历史的回顾，是小说中的纪实部分。第一个楔子，写“我”置身当年的战场遗址凭吊，面对“延津母亲”的雕像，指出雕像文字说明的一些差错，特别是其中漏掉了一个人、一个为解放众生而英勇牺牲的英雄：侯春生。对先烈的遗忘，不是无意的，而是有意的。作家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即今天的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英雄？如何回到历史现场？第二个楔子，叙述了像古堡、炮楼似的“连家大院”，它历经沧桑、几易其主，现在却变成了本县的旅游名片。对它的变迁，作家感慨万端。 第三个楔子，写的是“我”在当地的一份革命历史记载中，再次发现记载的粗疏，不仅很多事实不符，更遗憾的是重要人物侯春生以及小猴子，还是空缺的。第四个楔子，从高速公路收费站，说到地下的连家坟墓，引出连家的一连串故事。第五个楔子，写的是连家的雕花架子床，它不仅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而且在那场战斗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见证过那段历史。可惜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倒来卖去，现在成为“美丽乡村”的一件展览品。最后一个楔子，写“我”亲见的北山乡“乡村广场”，人们在唱歌跳舞，而歌舞领唱者是北山学区退休的老校长，唱的正是新中国成立时期的《北山学校校歌》，老校长知道这首歌的来历，知道曾经在这里当教师的徐碧彩，但说“她是个特务”。今天，包括老校长这样有文化的人，对 70 年前的历史已经不甚了然，对那场战争的详情、对那些先烈们的事迹及他们的内心世界，更是远隔千山万水了。作家真是沉痛无言了！作家在楔子中描述的“我”的见闻、行动，想来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虚构的。但却具有很强的纪实性、非虚构性。作家就是要通过这种纪实性描写，回到当下、回到现场，进而回望历史、回望先烈，让历史同今天相通、对话，启迪人们反思社会发展规律，反思人与社会、他人以及精神信仰等问题。小说的楔子，简短、灵动，与作品主调构成了一种复调协奏的关系。
作品中纪实与虚构的融合，自然是一种形式创新。但我以为，作家的创作观念和方法，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即文本内在的“分裂”。作家一方面要努力写实，另一方面要竭尽虚构，造成了顾此失彼、难以抵达和谐境界的损失。为什么作品的情节显得冗杂、琐碎？为什么叙述语言似感粗放、平实？缺乏经典作品那种宏大、精深、细腻的品质。就是因为作家在创作中往往顾及的是真实、纪实，而忽视了艺术的提炼、独创。既往的革命历史经典小说告诉我们，小说的本质是虚构，但它必须是真实基础上的虚构。虚构是对真实的升华。一部作品抵达了审美境界，就消除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它蕴含着生活的真实、理念的真实、艺术的真实。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中，真实与虚构、故事与人物、人物的信仰与人性、叙事形式的继承与创新等，依然是当下值得深入研讨的问题。
注释：
1 杨少衡、姜广平：《“从自己的价值观和掌握的 素材出发”》，《西湖》2014 年第 3 期。
2 傅小平：《推陈出新 大器晚成》，《文学报》 2007 年 8 月 6 日。
3 郑润良：《重述历史的动力》，《长篇小说选刊》 2019 年第 4 期。
4 王愿坚：《后代•后记》，作家出版社 1956 年版。
5 6 8 杨少衡：《往昔的记忆》，《长篇小说选刊》 2019 年第 4 期。
7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 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8 页。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 | 段崇轩[作者单位：山西省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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