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安：我把爱情当做给主人公的美好礼物
2003年，20岁的笛安即在《收获》发表处女作《姐姐的丛林》。十多年过去，从首部长篇《告别天堂》到 “龙城三部曲”，笛安和她的爱情故事、城市生活，成为新世纪青春写作的重要风景。2018年，《景恒街》由第11期《人民文学》首发，并荣获当年度的“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这也是该奖项设立以来，首次颁发给“80后”作家。“笛安的转型之作”，无论是评论家，还是笛安的“粉丝”，都意识到他们熟悉的笛安有了明显变化。燥热的八月，在“景恒街”附近的国贸商城，笛安应邀参加中国作家网“文学的力量”系列短片的拍摄，坦承地、深入地和我们聊了聊她的写作。“世故里含纯真，功利中有体恤，笔致轻盈而肌理结实，情感细腻而理性清明”，这段授奖词很贴合笛安现在的状态，少了年少的横冲直撞，多了一份对人世艰难的理解；对爱情的理解和感受发生了变化，但是，对爱情本身的热爱与执着却从未改变。从自我表达到虚构世界
中国作家网记者：我读的你的第一个作品是《莉莉》，那时候你还在读书。
笛安：2007年。对，还在读书。
中国作家网记者：《莉莉》让我觉得惊艳，它把一个很复杂的爱情主题，甚至是哲学的话题，用那样一种非常清纯的、非常简单的类似童话或者幻想小说的方式表达出来，对我来说很有冲击力。当时为什么选择童话的方式去表达？
笛安：《莉莉》之前，我已经发表过其他作品，也写过两个长篇。2007年，我当时大学刚毕业没多久，但在写小说这件事情上，多少积累了一点点经验，有时候想的也不是特别多，我当时只是想借一个故事讲背叛，我的设想是它里面会有背叛，因为背叛发生了，两个人之间又没有办法说清是原谅还是不原谅，需要怎么样，是不是要惩罚，非常复杂。我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其实当时我20岁出头，我好像讲的是人生况味。我想写一个女人的半生，但如果你把这个故事变成真正的人类，从小女孩到少妇，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才用了一个像童话一样的形式，讲了一只狮子和打死了它妈妈又把它养大的猎人之间因缘际会的故事。
角色关系变成了这样以后，无形中会有更丰富的东西，其实我真正想写的、我感兴趣的，包括到现在为止，我所有的小说或者说80%以上的小说，其实是想传达出一种命运感。
中国作家网记者：从最初到现在，你觉得自己在创作上有没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笛安：肯定有。
中国作家网记者：最重要的变化体现在哪儿？
笛安：因为我现在对写作这件事情的理解与十几年前是有本质差别的。写《莉莉》的时候，主要还是想抒发一点自己的感受，还是以自己的感受为主，从自己的感受出发，以及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是早期写作的一个基本动因，我相信基本上是所有作家最初写作的因素。
中国作家网记者：先从自我经验的表达开始？
笛安：是的，最开始都是因为这个。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作家，比如米兰•昆德拉就是一个好像对表达自我没什么兴趣的作家，我不知道他最开始是怎么样写作的。但对我来说，最开始肯定是我要表达我自己对世界的一种观感，但是慢慢的，我开始觉得，只表达自己这件事情其实没什么意思，因为首先你想表达的那个事，其实没有你自己原来以为的那么特别，这是时间教会我的一个基本的道理。后来我就开始思考，那对于我来说，当我没有什么兴趣再去表达自己的时候，写作变成了什么？
每一个小说都是虚构。所谓虚构其实也是有章法的。对于我来说，我的兴趣点是如果要我去构筑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个世界里面的一草一木，这是小事；那个世界整个力学上如何支撑，这个就是基本的大事。
中国作家网记者：完整的小说世界的构架？
笛安：对，对我来说现在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东西，那至于我怎么想，我怎么看，我作为作者本人对世界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中国作家网记者：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在你原来的小说中，小说中的叙述者和作者本人，有一种精神或者情感上的一致性？
笛安：对。
中国作家网记者：但是在你现在的小说当中，“自我”会有一种钝化。
笛安：越来越少了。
中国作家网记者：有的时候你并不太能左右人物，还会被人物的情感、逻辑牵着往前走，跟自己很较劲？
笛安：较劲的过程其实一直有的，但我现在对于人物的那个参与度其实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中国作家网记者：就是会特别按照这个人物应该有的逻辑来写？
笛安：对，我以前会把我自己投射到某个人物上，现在这些年其实越来越少，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时间有关系。随着你对写作的理解发生变化，以及你在这件事情里面的乐趣不一样了以后，这个东西就会不一样。
爱情是生活的馈赠
中国作家网记者：《景恒街》出来之后，大家都非常关注，也获得了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奖。你平常对互联网这个行业就很关注吗？当时是怎么想到从这个领域去展开故事的？
笛安：其实我一开始只是想写一个恋爱故事。这个小说在我当时的设想里，它就是8到10万字的小长篇，我就要求自己写完一段爱情的起承转合就够了，我没有想到它后来会变成这样。当然了，当时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差不多8年，我用了8年去了解、去接近这个城市，我也有点想写一写我眼里的北京了，或者说，北京是一个最合适的发生故事的场所。
这些年，我生活里确实是有类似的一些经历，这个经历会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比方说在2011年的时候，你很偶然地跟一桌人吃饭，大家互相认识了，过两年，就是其中的某一个人，你会在财经杂志里面看到他，就是机场买的一份杂志，你看，这不是那个人吗？那个人变成一个财经杂志会去关注的所谓 “互联网新贵”。然后再过两三年，又听朋友聊天，这个人去哪儿了，他的境遇又有了非常大的变化，非常大的起落，你在其他行业里面很难亲眼见证这样一个戏剧性的改变。
中国作家网记者：风起来了，风过去的那种？
笛安：对，比方说曾经你会经常见到的哪个刊物的记者，辞职了两年，突然一天变成一个呼风唤雨的自媒体“网红”，我们生活里都有这样的经验。当这种个体命运特别戏剧性的起落在我身边发生，且不是一个两个，而是经常能够听到，不一定是认识的人，但是辗转听到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会有一种触动。我会想，一个什么样场域，可以去表达我这些年所感受到的这种动荡？我选了互联网行业。不是我对这个行业有多么热爱，我只是觉得它对我的男女主角来说比较适合去讲这个故事。
中国作家网记者：所以在《景恒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爱情还是占着非常主体的地位？
笛安：对，因为我原本的想法就是这样的。
中国作家网记者：或许这就是一个有意思的小说带给作者和读者的“意外”。在作者希望让读者关注的那个主体之外，我们发现了打动自己的另一个主题。
笛安：对。我那个时候看到过一个财经特稿，是关于移动互联网创业者的深度报道，写得特别好。特稿里面写成功的人，也写一直在失败的人，在别人看来，像一个笑话，就像西西弗斯那样，不停地推石头上山。
里面有一个细节，当时特别触动我。说有一个App，有过一段好的时候，那个老板本人被曾经的这些好时光鼓励过，后来周转不行了，公司再也融不到钱了，但是他们想撑一段时间。你知道，我们下载一个新的App的时候，它会给新用户一个非常小额的红包奖励，比如说一块两块，当时他们在最艰难的那一段时间，这个新用户的红包奖励绑定的其实是他老婆的信用卡，这个细节当时让我特别心酸。那个作者就写，你看，其实每一个新用户不会知道，这个一点点的新用户的红包奖励，真的是一个家庭实际的支出。我当时看到这句话很感慨。你不能说这个人只是因为想成功，我觉得这个特别复杂，就是一个个体的那种光荣与梦想，在此刻的艰难坚持。
所以当故事有了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想要在小说里面去表达，而我的男主角一定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一旦他真的功成名就，那他们之前的那个爱情故事就没有意义了，他一定是一个最终会失败的人，有过成功的幻觉，然后想要抓住，最后又失败的人，这是我当时想写《景恒街》最基本的动因。
中国作家网记者：处理《景恒街》这种成年人之间的爱情，你觉得和你之前小说的那种少年之爱，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
笛安：你过了三十岁谈恋爱跟十几岁的时候肯定不一样。我倒不认为人越年轻感情越纯粹，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但是有一点，我当时写《告别天堂》的时候，我所有的冲动都特别合理，你随便任性没关系，因为你年轻，其实年轻人自己都知道这件事情，这就是有时候年轻人不讨人喜欢的地方。他知道自己可以被原谅，所以《告别天堂》里面那种年轻的爱情，那种横冲直撞，其实内心还是允许了自己。比如说16岁的时候，我看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不觉得这是一个爱情小说，你会觉得这是一对成熟的男女，互相对彼此有所需要。
中国作家网记者：都有算计？
笛安：对，都有算计，然后因为一个大事来了，他们在一起了。但是过了30岁以后，我再看这个小说，我就知道它就是爱情，如果没有爱情，不会半夜里，范柳原给白流苏打电话说，你的窗子里能不能看得到月亮？在那个时候我就明白，原来时间会给一个人带来这么大的改变，时间会让你理解很多以前你根本就不屑的东西。对我来说《景恒街》就是一个这样的小说，我想跟我自己有个交代：我现在终于理解了，为什么范柳原会对白流苏说，你能不能看到月亮？这就是小说里关景恒跟朱灵境的实际关系，确实没有那么纯粹的东西，而且他们俩感情的每一步起落，实际上都跟一个App有关。
中国作家网记者：现在其实真正的去探讨爱情本身的小说，反倒不是那么多。
笛安：对，我总觉得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谈恋爱了，我觉得这个事特别可怕，真的，我觉得你要连这个事都觉得没有乐趣，那可能真的是生命的“荷尔蒙”在降低，对整个人生的热情度在降低。这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年轻人现在的压力比我们上大学的那个时候要大得多？我也不知道。
当然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各有各的活法，也许你在别的事儿上有特别倾注特别狂热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说，即使我不是每本小说都是以爱情为叙事主体的，但是当我写到它，我都是把它当做给主人公特别好的礼物，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本质上是一件能令人高兴的事。
文学撕开精神缝隙，故事共享人类秘密
中国作家网记者：就像你小说里面写的那样，互联网也好，各种各样的APP也好，我们的外部环境在深刻地改变我们的内心，包括情感的、伦理的，当然更不用说家庭的、社会的种种关系，我们会感觉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慌乱和碎片化，所以这些年我们会特别强调文学阅读和精神生活。你怎么看当下的文学阅读状况？
笛安：其实我个人觉得，从业者眼里的文学跟读者眼里的肯定是两个事，那二者有没有交集的时候？有。但是你去跟读者解释清楚文学这个事，还得靠故事，这个很玄妙，如果今天的读者觉得你没有一个能吸引他的故事，他就是不会看。
有一次我被一个小学邀请给一群四年级的小朋友做讲座，我当时挺发愁，从来没有给这么小的孩子做过讲座。跟他们聊什么呢？最后我打算说故事，因为是面对小朋友。
在我眼里，好故事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现在一起想象一件事：假设你自己就是主人公，你和一群勇敢乐观的小伙伴坐着一艘船去找宝藏，途中有坏人，要抢走你们的宝藏，你们齐心协力把坏人打跑了，最后胜利凯旋而归，这是一个故事。我跟他们说，这个故事讲得很好，从头到尾的每一步，起承转合都讲得很好，这就是“迪士尼”，而且可能是老一点的“迪士尼”。这是我认为的第一种故事，就是会很好听的故事的一种模型，小朋友们听到这一层面他们都同意。
我说现在开始第二个模型：还是一样的，你是主人公，你和小伙伴们坐着一艘船，团结勇敢，去找宝藏，坏人来抢了，但是你发现，坏人有坏人的理由，所谓的坏人，他有必须拿走这个宝藏的理由。我说你们这个时候能不能跟我一起想一想，会有什么理由，让他们必须把这个宝藏拿走？
这个会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这个时候你作为主人公需要想办法。有一个小朋友就说，也许你们把这个宝藏带走了，他们住的岛就会沉没，他们所有的人都会死。我说你提的这个情节就非常好，因为这就是给主人公设置困境。我说那好，现在你要怎么办？你是把宝藏拿走，让他们死，还是想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Happy ending”之后，我说这其实就是绝大部分成功的商业片的故事，我们绝大部分的读者也好，观众也好，接受度到此为止。
大家还都在想着怎么能不让他们死。只有一个小孩，说我不管怎么样，我要把这个宝藏带走，因为这是我的任务。我说也行，这个我不做任何道德评判，这也是一种选择。当时有一个小姑娘，她说，可是如果我真的不管他们的死活，把这个宝藏带走，我不就成了反派吗？我说这就是第三个故事的模型。
第三个故事还是照样，你们一起去找宝藏，你们到了这个岛上，有人来抢，然后你听说了这帮来抢的坏人抢宝藏的理由之后发现，你从小知道的都是错的，你从一开始来找宝藏的时候就是错的，你终于知道了这件事，而且你发现你的朋友都知道，只有你一个人不知道，我说这个时候你怎么办？我说这样的困境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文学。我给9岁、10岁的孩子，我只能这样讲，我就告诉他们说，这就是文学，我们大部分文学作品里就在讨论这件事，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一个人开始发现自己的处境不再像以前自己坚信的那样，这个时候那怎么办？这就是开放式的东西。其实大部分读者和观众在看一部小说或者电影的时候，他是不愿意面对这个的，而这就是我们的商业片为什么面对这样的故事会特别小心。商业片不能这么做，但是文学可以。
有时候很难用通俗的概括性的语言去阐释文学是什么，可能是你探寻自己精神内部时，你开始觉得不安时，你开始不太相信以前固有的一些东西时，文学就是制造那个小小的缝隙，有可能慢慢、慢慢裂开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给了你一种非常好的体验。这个非常好的体验，是指你观察它的时候，可能精神上有获得。
跟那几个小朋友，我还说，假设你在你们班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的生日快要到了，你给他亲手做了一个礼物，你特别高兴，对吧？结果他生日那天开派对请了全班的小朋友，就是没有请你，你是不是很生气？你很愤怒？你觉得你自己被背叛了，对不对？那么好，我现在要求你写下来，把这个表达出来，但是你要知道有可能看你这个故事的人早就是个大人了，他早就忘了小时候过生日是怎么回事；或者他有可能来自贫困山区，从来就没有过生日派对。这都是有可能的，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在看你的故事、在分享这个经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说也许有的人就会写一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第三个找宝藏的故事，他在冒险途中，他发现他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一件事，就他不知道，原来他们是坏人。我说如果你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我保证所有的人都能理解那种被背叛的感觉，这就是故事的力量。故事就是我们人类千百年来在人生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最大公约数，可以保证尽可能多的人分享一样的经验。
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能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重要的，其实也是因为这是一个在延续人类共同经验的手段，这是写故事的人的使命。
写作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幸福
中国作家网记者：你小时候，蒋韵老师和李锐老师他们带给你的这种文学的氛围，包括你自己很早就斩露的文学才华，会让你和周围的同学不一样吗？
笛安：我小时候没什么才华，当然了，在我上小学之前，我识字是比较早的，就是这一点。
中国作家网记者：那从什么时候你开始觉得自己有一种写作的才华？
笛安：应该是十六七岁以后，但是那个时候也不太确定，就是觉得好像我在写作的时候能够特别自由。
中国作家网记者：你发现你和写作、文学之间这种呼应的时候感觉到欣喜吗？或者当时觉得这件事情特别美好？
笛安：有美好的瞬间，但是真正开始写一部处女作的时候，就会觉得把一个作品写完真的不能靠瞬间的快乐撑着，大部分时间都是苦的。当然你有那种特别得意的时候，可是那些都是瞬间，剩下的时间里面都会觉得特别艰难。
中国作家网记者：你一般是怎么去克服这种焦虑或者艰难，继续推动这个故事？
笛安：没办法，就是熬过去，熬不过去，你自己就先停一段时间，但是最终还是必须要熬过去。
中国作家网记者：父母的作品对你的影响大吗？
笛安：谈到我爸妈，很多人真的都有非常深刻的误解，他们觉得我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孩子，其实不是的，我真的觉得我其实是两个“文青”养大的孩子，那是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
中国作家网记者：我第一次听人把李老师和蒋老师定义为“文青”。
笛安：他们有一个三四岁大的女儿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们的状态……你要知道，不是现在的他们，而是我三四岁的那个时候。因为我妈妈刚刚从大学里出来，她也是刚刚开始写作，而且也是她又青春、又意气风发的那一段时间。她跟我说，80年代，家里有电话的人非常少，又是中国整个文学非常繁荣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特别会写小说的人，然后隔壁城市有另外一个比较会写小说的人，大家都听说过，两个大学的文学社就可以完全在没有通知人家的情况下，一堆人骑自行车骑几十公里跑到隔壁城市的大学，去找这个人，只要自报家门，马上亲如一家，去喝酒……那是我妈妈记忆里一个特别美好的时刻。
但是你要想象，如果这样一个人，有一个小孩的话，那个会大打折扣，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父母他们让我知道一个人去从事创作工作是很有意义的，至少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很有意思。父母教你读什么书，或者告诉你什么东西是好作品都在其次，真正的、最大的影响，其实是在他们自己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那种投入和乐趣感染了我。
包括他们的朋友。我记得当时我爸妈的文友一起来家里，我喜欢听他们说话，我觉得他们讲别人坏话的时候都很好玩，能讲得特别生动，创作这个事情能让你的人生变得有意思。在我很懵懂的时候，就植入了这么一个很模糊的想法。
中国作家网记者：那对你来说，你的创作，比如去处理一个题材的时候，你的文学经验、你的借鉴更多的来自哪里？
笛安：95%来自于阅读。
中国作家网记者：阅读的趣味和倾向是什么样的？
笛安：是这样的，我觉得在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读过的作家特别容易给你影响，而且我说的这个影响就是最具体的层面上、技法上面的影响。其实在写作的技巧上给我影响特别大的有这么几个人——我觉得说出来这个组合有点奇怪——张爱玲肯定算一个，因为我看她的书太早，我十二三岁，还完全不知道她在写什么的时候，我就已经是她的读者了，但是这个直接导致后来到二十几岁写长篇、写场景的时候，我发现我非常执着于在两个人对话的那种小细节里面去推情节。二十多岁以后，我再重新去看张爱玲的小说，比如《红玫瑰白玫瑰》《第一炉香》，我才知道，这个东西是我小的时候，在完全懵懂的、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跟张爱玲学的，这个时候你能意识到，你会感激她。
还有一个是纳博科夫，他绝对是一个我要感谢一辈子的作家，因为我在开始写小说之前，我看了他的《洛丽塔》，抛开这个小说的内容，单纯在写作的技巧上，真的是给予我特别大的影响。他直接教会了我怎么去切换场景，在单位字数里，你要说一件事的时候，用什么办法去营造一种张力，包括叙事的节奏也好、紧张的触感，等等。要尽可能的在一段话里交代足够多的信息量，而且是巧妙地交代，这些全部都是纳博科夫教我的，是《洛丽塔》教我的。
有的时候有一些大师级的作家，他在那儿是用来仰望的，但是你不太容易直接能跟他学到什么，我觉得加缪就是这样的作家。
中国作家网记者：那中国的当代文学里面，有没有您欣赏的作家？
笛安：我想想。其实我挺喜欢我爸爸的作品的。
中国作家网记者：那我有一个问题了，你更喜欢李锐老师的作品还是蒋韵老师的作品？
笛安：不太一样，这个没什么难回答的。因为我觉得我妈妈的小说，可能在情感上给你提供的东西更多一点，她的小说属于那种让你愿意在情感上去接近的。我觉得蒋老师的小说里面，有一种特别妙的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明明知道他活该，但是你又会同情他，因为她把那个活该的东西真的做到了极致，捧上了神坛，你又开始同情他，就是这样的。我这个话都跟她本人说过。
但是我觉得我爸爸的作品里面，尤其是长篇作品中，他要写一个历史年代。我爸觉得一个文人必须去讲国家的命运，去书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命运。我觉得这个是他对自己职业生命的理解，我并不完全赞同，但是我很尊重。他在这个动因的驱使之下，我认为他也确实做到了。而且我用大白话来说，我觉得李锐老师的东西写得真的不脏，这个是我觉得特别棒的一件事，特别干净。
中国作家网记者：你觉得自己的写作跟你父母那代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笛安：与我同龄的作者不总是想着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样的；我外婆外公那一代，他们也不天天想着他们这一代人，他们从更久远的一个时代过来，那个时候的中国很动荡，每个人的个体经验差别就更大，谁在表达“我们”这一代人？但是我爸妈他们那一代人的境遇太特别了。
中国作家网记者：你觉得他们写作的时候有“时代代言人”的自觉意识？
笛安：对，我觉得有。就是“我”在讲我们这一代人，因为那代人境遇特别特殊。
中国作家网记者：那和“90后”作家相比呢，你觉得整体上有很大的不同吗？
笛安：我觉得没有。没有和父辈的差异这种层面上的不同。我们关注的东西肯定会有不一样，因为写小说这个工作本身对个性的要求是很高的，我觉得有这些不同是很正常的。但以我现在的阅读经验而言，还没有那种让我觉得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中国作家网记者：你会在家里跟父母经常交流彼此的作品吗？
笛安：其实大多数父母跟孩子的交流机会没有那么的多。交流肯定会有。比如说，我爸看完《景恒街》跟我说，能不能让这个男主角死掉？是不是他上了点年纪的缘故，我不确定，他以前不会这样的。我说这就过了，为什么要让他死掉？他说：“我觉得应该死掉，我其实挺喜欢这个的人物，我对他个人没有偏见，但是我觉得好像让他死掉更合适。”
我们会有这种讨论，但是大多数时候，肯定都是父母跟孩子之间那种生活的交流比较多。我现在又有小孩了，那就是外公外婆跟小孩妈妈之间的那种常见的讨论与争执，都会发生。
中国作家网记者：你会羡慕他们所经历过的文学年代吗？
笛安：我以前不羡慕，觉得没什么好羡慕的。因为我印象里，小的时候，在我们太原，在我的童年时代，整个当时的生活，它是一种普遍的匮乏，商店里的东西就是那几样，你隔几个月再看，还是那几样，有什么好羡慕的呢？
不过现在我是挺羡慕的，80年代是值得羡慕的。尤其你想一想，你看过这个人的小说，那个人其实也看过你的小说，但你们从来没有谋过面，两个人一见面就可以去喝酒，这个事情其实很浪漫。
中国作家网记者：确实，是写作者的那种幸福。
笛安：对，但我觉得现在它很难重现了。
中国作家网记者：那你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笛安：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挺自卑的人，每个人的青春期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不奇怪，我觉得人群里可能只有极少数的人，能非常愉快地度过青春期。后来当我发现可以写小说，又逐渐变成了一个职业作家，在这条路上，开始一步一步向前走，然后慢慢的开始拥有读者，开始有人在期待我的作品，我觉得这个事情从内心深处让我感到幸福，它也改变了我这个人。它让我觉得，至少有一个让我能够非常骄傲的东西在，而这个骄傲其实难以复制。到今天为止，我甚至没那么在乎看我的小说的人有多少，我甚至不太在乎他觉得我有没有才华，你说有就有，你说没有就没有，你说了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内心坚定的东西会越来越加固。
文学经典：理解人性，看见世界
中国作家网记者：现在很多家长和学习都特别注重孩子的“经典阅读”，你的阅读和写作都比较早，有什么能跟大家分享的经验吗？
笛安：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每个人被一部文学作品触动的点是不一样的。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了一句让我特别感动的话，他说第一次看《悲惨世界》，是在小学五六年级，看完以后，他决定还是应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我多说两句，我其实觉得《悲惨世界》适合比较低龄的读者看，我不是说雨果幼稚，我的意思是说它确实能够感动年轻人。而我，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真正觉得整个世界观被一部文学作品动摇的是《双城记》。它真的是直接把你以前建立的那种东西，用一种非常剧烈的方式改变了，就像地壳运动一样。
中国作家网记者：能展开说一下吗，《双城记》对你的影响。
笛安：男主角最后替那个长得特别像他的人去死，他说我所做的是我做过的最好、最最好的事情，我即将得到的也是最安详、最最安详的休息。因为在小时候，你看任何一个作品，你还是想去判断好人、坏人是谁，因为这个比较容易，对于儿童来讲需要这个。对于我来说，真正把这个好人坏人的标准掀翻了的就是《双城记》。那本小说里，当然有从头好到尾的人，也有从头坏到尾的人，但是很少，那个小说里大部分的人物都挺难简单评判的，一直好的人，为什么突然间那么残忍；一个一直坏的人，在某些时候，你好像觉得他有光辉在，他也不是完全的坏，就是特别的复杂。《双城记》给我展示了人性的复杂，而这个是我认为可能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从文学作品里去获取的。
像我那个热爱《悲惨世界》的朋友，他就跟我完全不一样，但是他那句话我印象深刻——“我决定我还是应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我觉得这就是经典文学作品的力量所在，它会给你展现一种精神层面上特别美的东西，它带着你爬山一样，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再去看人的精神层面，能看到非常美的东西。我们被不同的人带着爬山，他被雨果带着爬山，他看到的东西和狄更斯带着我爬山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经典文学作品给人的影响应该一直存在，就是去理解人性的复杂。我们不用说的那么高深，就是你、你爸、你妈、你的朋友，这些亲近的人，绝对是有你没有见过的那一面，好的文学作品是可以带着人去理解这种多重性的。
中国作家网记者：因为你有留学法国的经历，受法国文学影响大吗？
笛安：这个问题好多人问过我。其实我个人对法国文学的观感挺一般的，我觉得有，有过一两个可能挺重大的法国的作家，但都是20世纪后的，19世纪的法国文学，虽然我也看过一些，但总体来说，19世纪文学我更喜欢俄罗斯。加缪对我来说有影响，但是他对我的影响不在写作这个层面，而是在人生这个层面。
中国作家网记者：像是人生的一种启悟？不是那种特别显在的？怎么和写作的影响分得清呢？
笛安：就是你觉得远处有一个理解你的人，这是当时看《局外人》的时候，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我当时19岁，《局外人》这本书是老师让我们看的，而且要分析《局外人》最后一段。其实整部作品中，加缪的语言特别粗砺，前面用的是非常短的句子，而且是非常口语化的语态，突然在男主角第二天要上绞刑架的时候，就是最后那一段，语言变得柔情似水，整个语态都不一样了，终于特别像一个文学作品的那种记叙。那个时候你会特别的感动，只把它念出来，都不用去想它的内容，你就只听他那个声音就觉得特别的感动。
那个时候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作品？我会觉得，那个被当成是一个冷血动物推上绞刑架的人就是我。你看，即使是这样，写作的这个作者他是理解你的，你会觉得在远处有一个人他能理解你。
中国作家网记者：这就好比罗伯特•麦基在谈论剧本时候说的，写作者要爱你创作出来的人物，包括反面人物。共鸣，移情，仍旧是我们亲近经典的重要原因。
笛安：少年时代读过的经典，在十几岁、在青春期这种关键的年龄，会给你提供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世界的视角。对我的影响蛮深远的作家，他们其实有一个共性，就是我读完他们的书之后，就开始相信我以前相信的一些事情是对的，也许我在周围的人群里找不到共鸣，但是这些大师的作品，给了我一个特别直接的鼓励。
（采访:中国作家网记者刘秀娟 整理:马媛慧 采访时间:2019年8月13日 地点:国贸商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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