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在历史的边缘镶嵌想象
距离去年那轮首播已半年有余，《长安十二时辰》在这个春季依然高居各大视频网站热播前列。长安城的光彩与富丽在影像中重生，紧张激烈的剧情使观众目不暇接，演员火了，台词红了，连“水盆羊肉”“火晶柿子”也成了全网搜索的美食。这个盛唐版本的“反恐二十四小时”原著小说出自作家马伯庸之手，他原名马力，目前共出版长篇小说九部，历史纪实一部，短篇集四部，十余部著作授权改编成影视游戏作品，长篇系列小说《古董局中局》的电影版也已开机。
马伯庸素有“文学鬼才”之名，他的作品既有天马行空的脑洞大开，也不乏严谨厚重的史料佐证。
他将自己的写作风格形容为“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在历史边缘的空隙间，马伯庸细致镶嵌了超逸的想象，笔如游龙，旁征博引，沟通雅俗。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去年底，在望京的一家咖啡馆里见到马伯庸的时候，他正眼盯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在键盘上奋力打字，指速飞快。挑个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写作，是他多年的习惯。
《长安十二时辰》的灵感发源于知乎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来给《刺客信条》写剧情，你会把背景设定在哪里？”马伯庸的回答收获应者云集的点赞数，他用洋洋洒洒的几千字勾画出大唐长安的光华、望楼林立的威严、突厥狼卫的潜行……
“盛唐长安是中国人遥想的永恒之城，历代文人墨客接力描摹，上千年来，我们为什么不断传颂它？因为这座都城的开放与包容突破了时代的局限。”马伯庸说。他将故事时间定在了天宝三年，这一年看似无大事发生，但帝国的权力中枢，裂纹蔓延：当了29年太平天子的唐玄宗李隆基纳了前寿王妃杨太真，沉迷后宫。宰相李林甫操控朝政，罗织罪名构陷太子李亨。同年，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恩宠日隆。
风平浪静又危机四伏，适合排演惊心动魄的大戏。马伯庸想请李白担纲，但一翻史料，诗仙此时正在山东地区游历。
“我写小说的原则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让李白回到长安，与事实相悖。况且李白一生行迹，相当完整，穿插进虚构的情节，生硬勉强。我希望找一个人物，此人在历史上需有根基，但留下的记录不必太多，阶层不必太高，这样发挥的空间大。”马伯庸说。
独眼死囚张小敬扛起粉碎阴谋的重任。关于张小敬其人，仅在唐朝小吏姚汝能所著笔记《开元天宝遗事安禄山事迹》中，有草草一行记述：“骑士张小敬先射国忠落马”，至于出身、相貌、生卒一概不详。《长安十二时辰》中，天宝三年元月十四，长安百姓正在渴盼着上元节的璀璨灯火，毁灭与破坏的计划在坊间吐着毒信，前“不良帅”张小敬与天才少年李泌通力合作，开启了大唐版“反恐二十四小时”。
最关键的部分在于设计人物动机，张小敬即将性命不保，为何还要为调查奔波？马伯庸说，他不是为了炫耀能力，更不是为了官爵恩赏，而是为了守护这些营营役役的平民，守护这座繁荣安详的城市。书中的张小敬告诉姚汝能，“对达官贵人来说，这些人根本微不足道，这些事更是习以为常，但对我来说，这才是鲜活的、没有被怪物所吞噬的长安城。在他们身边，我才会感觉自己活着。”
马伯庸认为，这种众生平等的理念和对个体生命的珍惜，能引发现代人的共情。大家爱看过去的人与事，归根结底就是希望投过辽远的一瞥，在同高度的芸芸众生里，搜索到自己的影子。
故事的内核发人深省，器物的还原细致入微，为了重现唐朝的日常生活和市井百态，马伯庸广泛涉猎了大量专题论文与考古报告，将典章礼仪、食货物价烂熟于心。《长安十二时辰》有一处描写，可见功力：野心勃勃的元载看到被绑架的王家姑娘头上戴着金丝楠木簪，凭借对材质的熟稔，判断她定是个官宦千金，曲意奉迎，收获好感，攀上高门。这个细节，透露出马伯庸对于唐代女性饰品的扎实考证。
《长安十二时辰》的电视剧效果远超预期，提供了文字不能企及的视觉效应。除了关心剧情外，观众里有研究盔甲造型的，有醉心建筑样式的，有爱上胡舞的，还有考据音乐的。
他说，作品能充当索引，激发多维度的讨论，是写作者最期待的反响。
在喧闹中匀速行进
2015年对于马伯庸而言是个特殊的年份，他从工作十年的施耐德电气公司离开，转型成专职作家。
做出这一决定，马伯庸很理性，“稿费收入超过了主业，当时当上了小主管，感觉发展到天花板了，从性价比来说，还是专心创作更划算。”
自由职业最常见的危险就是失序，摆脱打卡的约束，很容易放纵拖沓。为了保证效率，马伯庸清晰切割了日程：每天七点起床，把儿子送到学校后，找地方写上一天，下午五点半准时收工，回家关上房门，放空大脑，陪伴家人。
挑拣具体的写作环境，他有个异于同行的怪癖：必要嘈杂。
马伯庸说，这是个后遗症。小时候，因为父母频繁调动，他转学13次，在哪里都待不长，自然难交朋友，缺少小伙伴，只能用读书排遣寂寞，看得多了，便也技痒，上初中的时候，常开小差，在本子上划拉着武侠、科幻，耳朵还要竖起来，聆听周围的动静，如果四下喧哗，放心极了，老师在讲题，同学在讨论，没人注意。就怕空气突然安静——老师正站在身后或者对面，脸色阴沉。整治马伯庸，老师不罚不骂不请家长，“你写的什么，站起来给大家读读。”多次示众，落下阴影，当马伯庸成为知名通俗作家后，周边无声，便会莫名紧张，心弦紧绷。
羞涩敏感的男生马力会时不时地造访39岁的马伯庸。采访前，笔者在心中描绘了一个开朗健谈的形象，却没有想到，见到陌生人——那个微博机灵、文字飘逸的“马亲王”，既拘谨，又温文，直到聊至酣处，急智诙谐的特质才渐渐释放。
辞职后，马伯庸的创作进入井喷期：《古董局中局3》《古董局中局4》《马伯庸笑翻中国简史》《文化不苦旅》《长安十二时辰》《草原动物园》《显微镜下的大明》，在这五年相继出版。不久后，又会有本40万字的新书问世。
谈及出书的迅捷与读者的赞誉，马伯庸自谦：“没天赋，只是坚持。”每天，他会写出大约4000字，如果状态好，能到8000字。思路枯竭的时候，关上电脑，开始跑步。运动将马伯庸的体重削掉了13公斤，较之网络流传的旧照片，他的脸庞添了分清俊，天蓝衬衫，白皙肤色，配上趣味盎然的语言，恍惚间，这个6岁孩子的父亲，依稀还有少年模样。现在回望1999年左右的作品，他恨不能“踢自己”，觉得“特幼稚”“没文采”，比照同在网络论坛上开启文学尝试的同辈人，他常有惊艳之感，自愧不如。
那些名噪一时的ID头像灰暗，笔墨飞扬过的年轻人碌碌生计，隐没人海。
“毕业工作，结婚生子，他们先后放弃了写作，而我一直不间断产出，如果说我有什么长项，那就是勤劳，任何行业，只要持续练习，水平就能稳步上涨。”马伯庸说。相比早期作品的随性，以杂糅、恶搞的形式颠覆正典，他2005年的第一部长篇《风起陇西》被视为风格转换的界碑，“历史可能性小说”成为主攻方向。
现在再看，《风起陇西》文字磕绊，翻译腔浓重，把冷战间谍类型小说写法融进三国框架中，属于拉郎配式的嫁接。但马伯庸说，这本书是探索的起点，集合了他成熟期主要的创作特征：一是注重古代生活细节的精确；二是植根现有史实，注入现代思维，渲染涂色，寻隙补白，做出全新的解读。
马伯庸算是网络的尝鲜人，如今，资本强势介入，网络文学大IP增值成了钱袋叮当的生意，他却退回到书籍和杂志的传统载体。对于这个名利高悬的江湖，马伯庸的评价兼具了两面性——一方面，他感到庆幸，“纵览整个中国史，这是文人的黄金年代，不必行卷干谒，不用阿附权贵，也无需得到主流文学界的认可，只要能写，在网站上聚拢起几十万上百万的读者，便能卖文为生，丰衣足食。”但他同时忧虑，“网文需要以‘爽点’来留住老读者，吸引新读者，俯就与讨好会让质量下滑，‘玛丽苏’‘杰克苏’不够，又一窝蜂写起‘甜宠’，未来还将降级到什么地步？”
马伯庸说，自己写不了时下流行的网络文学，因为创作模式与平台不合拍，没法保持每天更新的高强度输出，还是更喜欢写完一本再出版的方式。
他选择自控节奏，沉浸在感兴趣的内容中。
《古董局中局》系列问世后，每次签售会上，马伯庸都会迎来一类特殊访客，来人将红布裹着的瓶瓶罐罐放在桌子上，郑重打开：“您是行家，给估个价？”见得多了，马伯庸应对得很程序化：“请您找马未都老师，我是写小说的，真不懂鉴定。”作品的感染力，可见一斑。
间隙时，马伯庸还是会以阅读自娱，自2014年起，每至岁末，他都会发布一份书单，不是简单的罗列书名，也不照抄推介营销的词句，而是真诚地分享所读所思所悟，千言起步，近两年长达万字。12月21日，2019年度书单发布，导语中有句感慨:“与其问道于浮云，不如躬耕于山根。”
躬耕山根，匀速行进，应是成就“文学鬼才”的秘诀。
乘梦境之舟漂流草原
在马伯庸的作品里，《草原动物园》的调子最轻盈，它一唱三叹，优美诗意，简淡神秘。
小说脱胎于马伯庸2013年的一个梦，草原上月光缥缈，他开着一辆解放牌卡车，边上坐着位传教士，后者喋喋不休着异域的语言，车后一群动物排列跟随。
马伯庸的故乡是内蒙古赤峰，对于草原的记载，他一度痴迷，偶然读到《绥远志略》，书中提到一位叫华国祥的传教士，去归化城传教时，带了部电影机。马伯庸觉得有意思，但一直想不到落在哪里。
另一个毫不相关的事件给了他启迪：晚清时北京有个万牲园，因为入不敷出，被迫拍卖了所有动物。传教、动物、草原交缠出了《草原动物园》：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柯罗威带着万牲园的动物们，历经磨难，到达赤峰，建起动物园。这座城里，萨满、喇嘛、和尚平和相处，通兽语的男孩与化马形的守园人命运交汇。
即使在这个魔幻的空间中，作者也不敢信马由缰，传教士的教堂在哪里、组织架构如何、怎样办理去草原的手续……马伯庸特地回了趟老家，实地考察，专门搜罗了这些琐碎，比对记录。
初稿中，柯罗威搭乘胶轮马车，经马伯庸核实，第一辆胶轮马车在宣统年间才进入中国，定稿里，这辆车被改成了榆木的花轱辘马车。马伯庸一如既往，将逻辑自洽的想象镶嵌在凝固的历史边缘，不干扰走向，不混杂年代，带镣起舞。他曾在一封写给教廷的书信里看到这样的抱怨：“我们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进行得艰难，因为这片土地的人民有种错误的观念，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信仰中找到天堂与救赎。”
马伯庸说，他想在这本小书中探索信仰的问题，中国是个多元社会，海纳百川，信仰共存。《红楼梦》中，一僧一道结伴的和谐图景便是这种态度的体现，不给出结论，让读者思考，目的就达到了。
柯罗威的诺亚动物园毁于大火，但大象欢腾、长蟒盘结、狒狒嬉闹的景观印刻在赤峰人的梦中，吟唱流传。梦是人类想象抵达的终极自由。意义大于结局。
马伯庸的儿子到了上学的年纪，当被问起如果孩子索要父亲的著作来看，他会挑出哪一本时，答案脱口而出：《草原动物园》。
书中对柯罗威做出了如下评价：“一个人可以固执，也可以异想天开，当这两种特质合并在一起时，他就会变成一团跳跃的火，一台上足了气的蒸汽机。”
这是对于孩子性情的默默期许，也是对《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张小敬、《古董局中局》中的许愿等角色的集中概括，更是马伯庸自身的镜像。
拆除学术与大众间的藩篱
2019年，畅销书作家马伯庸出版了一本体裁冷门的非虚构作品——《显微镜下的大明》，目前虽已卖出25万册，在同类图书里遥遥领先，但与印数上百万的前作们比，销量微薄。从花费的精力与时间来看，这是个赔本买卖，仅开篇《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一文，马伯庸便准备了两年多。
马伯庸却说，用七百天完成沉寂事件的“起死”，他大赚了一笔经验值，对于自我的提升，影响深远。
《显微镜下的大明》将一根探针插进了明朝政治的肌理，望闻问切：《学霸必须死》中，基层和中层在政策管理方面多回合博弈；《谁动了我的祖庙》通过平民视角，揭示了司法体系的微妙；《笔与灰的抉择》里，县级官员权衡利害，在重大议题上惊险走过跷跷板；《天下透明》里，黄册库的建立和倒掉被逐步解析，烛照着王朝的兴盛与崩溃。
2014年，一位喜欢明史的朋友给马伯庸讲了万历年间的税案骚乱，引起了他的关注。这就是“徽州丝绢案”，过程跌宕，牵连众多，在《明实录》里却只有十余个字的记载。
史书的重心在于庙堂精英，小民的喜怒哀乐往往会被忽略。马伯庸抽丝剥茧，参考论著，硬啃繁体竖排的原始档案，谦逊地向学术圈求助。顺藤摸瓜，获知了其他几桩案件。
资料的收集一波三折。写《谁动了我的祖庙》时，马伯庸在知网看到一篇论文，里面有个注释，说某份文档收藏在社科院的图书馆中，他直奔过去，吃了闭门羹，原来这个图书馆需要证件和介绍信才能进。峰回路转，接待处的小姑娘正好是马伯庸的书迷，指点他找一位老师求助，马伯庸获得此人引荐，结识另一位该领域的专家。他买回刊载有这位专家学术观点的杂志，整个春节都在研读中度过。
这些案件长期钉在研究者的封闭世界里，学术的枯燥深奥在大众前竖起了道道藩篱。在浩瀚如烟的故纸堆里一潜到底，马伯庸却以精炼幽默的表达，提取出接地气、有内涵的故事，深入浅出，拨云见日。
《显微镜下的大明》出版前，浙江师范大学的李义琼老师帮忙推敲了书中的粗疏漏洞，她寄语马伯庸：“希望你用妙笔，让史学研究走向大众，这也是我的心愿。”
马伯庸看来，非虚构这座大厦，是由“事实”的混凝土预制板搭建而成，但在坚硬的混凝土深处，还有一根根文学的钢筋在支撑。“我只是一个转述的翻译，这本书的诞生，应归功于这些默默无闻的可敬学者。”在写作过程中，徽州丝绢案里的帅嘉谟带给马伯庸强烈的心灵震撼，此人一介草根，在法制不健全的威权社会中，抗争八年，为民请命，愿望达成，惨遭发配，虽为蝼蚁之躯，却坚如磐石，他说，这位悲剧英雄凝结了永不黯淡的人格魅力。
写完《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自认“将历史看得更清楚”，他的视角开始下沉，倾向从底层发力向上发扬的研究方法。他透露，新小说主角是一位南京小捕快，将借由他的际遇，折射出永乐年间疏浚京杭大运河、迁都北京的宏大背景。他希望搭乘《长安十二时辰》热播的东风，攥紧谈判权，用徽州丝绢案试水，做成一部八至十集的短剧，完成受众规模更大的传播。
等待素材攒足，马伯庸还想续写《显微镜下的大明》，在他看来，明朝作为古典中国的尾声，萌生出现代中国的雏形，这个理想样本的曲折幽微，一部纪实远没有拆解完毕。“不进到最深处去弄清楚原初的驱动力，永远只能欣赏到表面的浪花。”来源：北京日报 | 崔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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