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短篇小说，简洁而浩瀚的“商州美学”
一无疑，贾平凹是当代长篇小说写作的圣手，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勉写作，笔耕不辍。他的十六部长篇小说仿佛“扛千斤之鼎”，力大势沉，气象不凡，已经赫然矗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崇山峻岭之巅。他在“可持续性的写作”的漫长岁月里实现了他对商州、对秦岭、对当代中国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和现实的书写。他的内心充满对乡土、对人性、对人的命运的深度思考和焦虑，表现出一位杰出作家的情怀和担当。贾平凹渴望以“有历史和现实长度”的文本呈现历史、现实的宽广和深厚，真切地表达出当代的“中国经验”，彰显出中国当代文学叙事的阔大境界。而在长篇小说写作的间隙里，贾平凹偶尔也写作短篇小说、散文、随笔，研习书法、作画，这也许是一种写作节奏和情绪的调整，也是对某一个有叙事长度的文本的补充。因为他坚信，短篇小说对现实和灵魂、对存在世界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它是对生活简洁而浩瀚的聚焦和呈现。
地域环境与相应的人文状况，构成了作家挥之不去的独特气息，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文字里，与作家的写作冲动、情怀和志趣浑然一体，铸就其文本的独特个性和叙事风貌。早逝的评论家胡河清曾以“全息论”的思维，审视不同作家的写作和对具体叙事性文本的阐释。他所倡导的以“全息主义”视角，阐释了作家文本的文化学密码，现在看来颇有道理。“从全息的角度感知生命，可以扫除某些附丽于生命本体之外的虚假表象，而直接接近人性、人的灵魂的核心层次。”特定的写作发生的场域，或者作家长时期的叙述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作家进入、深化文学对人类生命景观的描述能力。我们这样来揣度贾平凹小说的写作发生，并不是要将作家的写作局限在“地域决定论”的樊篱之中，而是强调其因地域性因素而生成的作家感悟生活、透视生命、勘察人性和心灵秘史的能力。中国作家的这种感悟力，具有着东方神秘主义的“通灵”性质。他一定是以一颗少有世故、没有功利和没有算计的心灵，体验、辑录并呈现生活及其存在世界的种种可能性。说到底，作家在文本里面所呈现的世界，也许就是在生活中与他的“貌离神合”之处。其实，作家的叙事美学主要是源于作家的才情和天分，还有与天分和才情相关的衔接能力，以及对往事和记忆的“再生”能力，而贾平凹写作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他的“再生”能力。因此，他的作品“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憨厚朴拙的表情下藏着的往往是波澜万丈的心。他在灵魂的伤怀中寻求安妥，在生命的喟叹里审视记忆。”
仔细地感受、感悟贾平凹的这些“短叙述”，用心去体会他的短篇小说结构、语言句式、语言色彩，体味他如何掌控叙述节奏的变化，探索他叙述方式和叙事姿态的变化以及体式的不断调整，尤其是，比较其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之间的“间距”及叙述的浓密度、强度的细微差别，就会发现贾平凹沉实、踏实和叙述的劲道。看得出来，无论叙述的长或短，他的故事内核、人物、细节虚实相生，能够在文本中获得新的隐喻、象征以及“陌生化”语义，构成贾平凹短篇小说叙事的“商州美学”。
二
三年前，在陕西几十年来最冷的一天里，我们穿越秦岭，去了丹凤，到了棣花镇。面对秦岭和丹江，远望“笔架山”，拜谒了棣花镇中的两座古庙、魁星楼和贾氏老宅。我们立刻就连通起眼前的实物与贾平凹的文本世界，两者之间的如影随形，若即若离，让人感受到文学叙述的美妙。贾平凹虚构世界中的山川草木、风俗人物，在眼前晃动起来。在“现实”和虚构之间，究竟存在怎样一种“玄机”和“众妙之门”？小说之法，或文字般若，对一个作家的经历和经验来说，两者间的作用力、“对峙能力”到底有多大？我们不能不考量贾平凹小说中诸多“原型”可能给予他创作的“原动力”。我认为，一个真正小说家的写作，骨子里完全是由某种自我命运的神奇驱使。他对历史、现实、人性的叙述之所以充满了张力，是因为小说的逻辑与无序、悖论与诡谲、简洁与浩瀚、偶然与必然，都从他小说的结构和故事里丝丝缕缕地发散出来。而商洛、丹凤和棣花，就像是贾平凹写作的母体，他一刻也不曾离开的母体。在这个巨大的母体里，他自己也像一个孕妇，不断地孕育出孩子般的作品。“人和物进入作品都是符号化的，通过象，阐述一种非人物的东西。但具体的物象是毫无意义的，现实生活中琐琐碎碎的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切都成了符号，只有经过符号化才能象征，才能变成象。”如此说来，在贾平凹的记忆深处，已经有许多符号般的物存在着，但都处于一种没有“场”的静物存在状态，这些“人和物”，一旦进入贾平凹的审视之域，一切就都变得富有生命力了。所谓“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对于写作而言，就是一个作家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角度，重新看待生命、生活和存在世界的意思。“整合”生活和记忆，重新注解生活世界和人心世界的隐秘而复杂的关系，是作家创造新的世界结构的途径和方式。贾平凹执着地写了四十多年，我坚信，像《商州》《秦腔》《古炉》以及《黑氏》《人极》《油月亮》这类作品，如果不是他这种对生活有过切身体验的作家，是无法写出来的。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许许多多有过这种体验的人，因为缺乏这种特别的想象力，也无法将这种体验转换到陌生的文本领域，重新构建丰富的细节和生活的结构。这个结构是文本的结构，也是叙述所产生的新世界的存在秩序。贾平凹的写作，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长盛不衰的状态，主要是因为他在构建一种人伦关系的时候，既不背离生活本身的逻辑，不随波逐流，同时又不忘记在写作中反思人的处境、人性的变化。尤其是他对于人性、欲望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其间发生的裂变和错位所做出的超越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的思索，更有其审视灵魂的力度和力量。
《黑氏》和《人极》是贾平凹写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两篇小说，我很想通过这两个短篇所蕴藉的自然之力和结构形态，揣度和解析贾平凹短篇小说中最具磁力、最敏感、最活跃的生命气息，在苍凉的生存图像里，捕捉到人性中最渺小、最无助、最惶惑、最脆弱的神经。早在1980年代，贾平凹就曾经与一些搞创作的朋友聊：“几十年都叫嚷深入生活，但真正深入进去了，却常常叫生活把人吓住了。如果你敢于睁大眼睛，那么遍地都是小说。”可见，贾平凹以往许多的经历或者“经验”都成了他写作的“原始积累”，难以穷尽，他所需要的只是在叙事中，建立一种贴己而独特的叙事结构。
《黑氏》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在婚姻、家庭和感情中的种种纠葛。在这里，贾平凹似乎在表达乡村生活的苦难和艰辛，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生活在一个无法实现和满足自身基本存在的环境里。其实，这里最重要的是，人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和状态里才可以获得最基本的存在价值，才有尊严，才是真正自由的。贾平凹笔下的黑氏，也许是封闭、落后乡村很丑又极素朴的一个普通女性，但她丑陋而不粗鄙，有乡村女性特有的善良和细腻。她的倔强与软弱，她的纯粹和宽容，她的怯弱和困窘，她的智慧和风情，在一个两万多字的短篇里被呈现得无比丰沛、充盈。我们以为，黑氏这个女性形象，是上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中少有的乡村女性形象，在她身上，多元的、异常丰富的元素尽显无遗。
应该说，贾平凹是当代文坛中最早表现乡村女性情感丰富性、复杂性的作家。当破败的乡村正日益复苏、生活不断地发生变奏的时候，贾平凹敏锐地洞悉到，沉睡的古老乡土的生存方式，尤其是人的内在精神秩序，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确确实实地在急遽发生变化。人的觉醒，或者说人的生命主体的自觉、自由，特别是女性生存意识的苏醒，才真正代表了乡村的苏醒。黑氏由无奈而压抑地接受传统、接受现实的隐忍，到自主地听凭情感的召唤与木犊结合，最后与来顺私奔，对于这样一个乡村女性，贾平凹在有限的篇幅里将其写得一唱三叹，令我们想起沈从文有关湘西生活的许多作品。在这里，黑氏的命运彰显出1980年代初期人生存状态的贫瘠与荒诞。一个人在社会格局和世风发生转换的缝隙里，如风中芦苇，在一切都匆忙突兀中显现出尴尬和无助。但是，这个小说最有力的结构和布局就在于，一个女人的命运支撑或影响着三个男人的命运，社会和时代之变，通过一个女人的命运起伏，让我们感知它内在的沉郁和苍凉。同时，叙述还表现出有关生命、生存的一种无尽的苦涩和可怖的真实，道出命运中遇到的各种偶然性而堆砌起来的荒谬场景，但是，它又符合存在逻辑和人性发展变化的结果。这也正是恰恰能够震撼人心的地方。
看得出来，《黑氏》表现出强烈的文体感和美感色调。叙述的语调始终是向下压的，乐观的性情愈来愈寡淡，而清冷、玄黑的色调充斥在字里行间。整个叙述，悲苦的况味在不断地加剧，黑氏的命运遭际越是明朗妥帖，人物的心理却愈发复杂和躁乱，人性始终处于一种被驱使的忧心忡忡的状态。黑氏的性情渐渐由卑怯、“中和”，偏移向乖戾和张扬，直至一种只可意会的孤独境地。“先抑后扬”或者“欲擒故纵”，这种叙事的路径作为一种笔法，使人物和故事都充满了张力，体现出独特的中国叙事美学精神，这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贾平凹叙述的“法道”。孙郁在谈到贾平凹创作时，认为贾氏文脉的源头不在我们今天的传统里，在其文字后面有古朴的东西。也许，这时的贾平凹与沈从文、废名这些前辈作家相比较，除了气势上的优势，他体味世界的目光、审视人性的根本层面，还没有彻底颠覆泛道德化的思想。只有在进入《废都》的写作时，他才逐渐从拘谨的思维状态中真正走出来。贾平凹在写作《鸡窝洼的人家》《小月前本》《天狗》和这两个短篇《黑氏》《人极》的时候，明显具备了现代知识分子对旧式文人的自我冲撞之气。而不同于前辈作家及同代其他作家的是，贾平凹的精神气质和心理走势比他们更富于担当的情怀，更加沉郁感伤，更加“向内转”，更能够在内心承受无边的苦涩和黑暗。这些也决定了贾平凹小说叙事结构和语感、叙事情景的“个性化”趋势，文本里也呈现出一种灵魂的担当和忘我的情怀。
短篇小说的力量，就在于看似讲述的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它往往依靠人物一味地推进情节，但在关键处，好的小说一定是要停下来延宕情节。这种“延宕”是作家试图在“扭转”生活。这种“扭转”，就是让叙述的方向背离某种惯性思维的轨道。人物和故事，甚至细节，开始被作家的激情或冲动所覆盖，这恰恰是需要想象力的地方，在人物和故事之外，作家就是想要在这里格外地告诉你别的东西。
小说《人极》选择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乡村背景。在这里，贾平凹写西北乡村的饥馑、荒凉和粗鄙的原态，却写出了世道人心和生活暗流，写出人的善良、朴拙、倔强的性格。在一个“商州大旱，田地龟裂，庄稼欠收，出门讨要的人甚多”的乱世光景中，主人公光子先后与白水和亮亮的婚姻故事，既富于传奇性，又带有神秘感。尽管小说涉及那个年代浓厚的政治背景，但是，强大的乡村和乡土原生态的生存状况，人伦关系，人性的粗暴和刁蛮、温暖与敦厚，都杂糅在乡村的复杂浑浊的民间荒漠之中。在《人极》这个单纯、简洁的叙事结构里，可怜、困苦、孤独的乡民，他们羸弱、无奈、哀哭，清寂、灰色的人生和命运，盘根错节般在乡土虬龙状的历史根须中交织着。光子、亮亮和白水三个人的命运、身世，在大的时代和历史烟云中，像浮萍，像秋叶，随波逐流，或随风而去。亮亮欲逃离“政治斗争”的漩涡，结果自己却撞进了生活的险滩；白水想要逃离不幸婚姻的牢狱，而人性却在乡村的封闭性、世俗性和愚昧中遭遇深度窒息。在那样一个时代，就连“苟活”也成为一种巨大的奢求和幻想。乡土也好，乡村也罢，尘埃中都裹挟着生命无尽的苦涩。在当代，很少有作家能像贾平凹这样，自觉地在文字里透视出现实生命存在的无限苍凉。他在叙述中竭力让苦难风干，让恐惧和无奈在风中瑟缩，让人的内心不失血色，以宽广的胸怀让狭隘和逼仄走向开阔。现在，我们在贾平凹三十年前的叙事里看到了作家的主体自觉尤其是生命和个人，如何进入庞大的历史旋流，“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叙事伦理，已构成那时贾平凹现实主义的精神坐标和现实语境。因此，与《黑氏》的叙事色调相同，《人极》所显示出的黑色、清冷、寂寥的“商州美学”，已经在这类短篇小说里渐显微芒。
三
我们选择贾平凹写于二三十年以前的“旧作”，来考量他短篇小说的结构、叙事和人物的生命力，一是想印证贾平凹小说被“重读”“耐读”的可能性和价值所在；二是想进一步发掘贾平凹小说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的“原生”力量。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造就他持续写作四十余年且经久不衰？即使是在这种二三万字的短篇结构里，他也能够显示出整饬生活“碎片”，把握人性纠结，处置荒诞的艺术能力、美学追求，以及超越历史、现实和叙述对象本身的智慧。由此推断，一个作家在处理短篇结构和长篇结构时，他是如何仰仗生活的底蕴、精神的定力，在有限的篇幅里，感应、整合、深化经验等诸多元素，完成对生活世界的认识与重构的。还有一点，也是一直深深缠绕我的刻骨铭心的问题，现在，我们在贾平凹早期的小说中所看到的现实，如今，已经被证实是一个强大的存在或者可能：中国乡村的未来并不乐观，或者说，中国的乡村正在失去未来。任何一种未来，都需要一个精神的、心理的、灵魂的纵深度，而中国的乡村却愈发失去自己的纵深。作家阿来颇具理性地阐释了乡土或乡村的悲剧性存在：“中国大多数乡村没有这样的空间。在那些地方，封建时代那些构筑了乡村基本伦理的耕读世家已经破败消失，文化已经出走，乡村剩下的只是简单的物质生产，精神上早已荒芜不堪。精神的乡村，伦理的乡村早就破碎不堪，成为了一片精神荒野。”在这个荒野之上，可能会继续产生许多苦涩的黑氏、白水和亮亮。可见，三十年前，贾平凹就已经预见了乡村如此哀婉的景像。
从《秦腔》日渐溃败的乡土文明奏响的挽歌，到《老生》面对百年乡土中国的兴衰缩影唱起的阴歌，贾平凹的文字间始终有声音在律动。以商州土地为写作原点，传唱或哀叹出百年乡土中国视阈下的人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困境。这种“有声的叙述”到了短篇小说中则是更见力道，极大地增强了捕捉人性和生活细部的敏感度和力度。《火纸》《饺子馆》《猎人》这三篇创作于不同时期的短篇小说，通过一曲山歌、一部字典、几段对话呈现了乡村与城市、文明与物欲、自然与人之间的错位，体现出贾平凹宽广的写作格局、悲悯的精神情怀和崇高的美学追求。
短篇小说《火纸》是1986年写就的短篇小说。贾平凹以雄浑的气魄勾勒出山的陡壁悬崖和羊肠鸟道，流淌出江的浩渺不息与沉默不语，也用残酷的笔触揭示了山水间淳朴、葆有人性之良善的“乡里人”在商业化和城市化等社会剧变面前的精神觉醒、阵痛。整篇小说以山歌始，也以山歌作结，一唱三叹之中，诉说了少年子阿季和拔竹绒少女丑丑二人无可奈何、无法挽回的爱情和生存悲剧。这对少男少女怀揣着对爱情的渴盼，满心存着对未来生活的倾心向往。然而，命运却仿佛早有预谋般地将二人拉向深渊。阿季的干娘孙二娘在进货时命丧江中，一生的积蓄也都葬送殆尽。阿季为了尽忠孝之义留下料理后事，回到山中却不想丑丑早已因怀孕而羞愧绝望自尽。至此，一对真挚相恋的爱人生死两隔。阿季和丑丑的老父燃起作坊所有的火纸为丑丑送行。这时，“汉江的水面上，正过着一排竹筏，竹筏上垒的还是竹捆，撑筏的又是一帮一伙少年子，他们看见了七里坪的黑烟明火，唱起来一首古老的汉江号子。”少年们的一声声号子，诉说着说不尽的悲伤与凄惶，也生发出觉醒后无处遁逃的窒息与迷茫。《火纸》让我们想起1930年代沈从文创作的《萧萧》《边城》等作品，与沈从文笔下封建专制给国民造成的愚昧悲剧相比，贾平凹的《火纸》中则更多地书写了现代文明给乡村里的人们的生存方式、精神秩序等方面带来的挤压。但是这两位有些旧式文人气脉作家的作品中充满着对乡土本真的向往却是相通的。贾平凹的《火纸》等一批创作于1980年代的短篇小说中所笼罩的这种淡淡的忧愁和复旧的色调，构成了新时期以来乡土写作美学精神的重要支脉。
孙郁说，贾平凹的小说“有散文的味道，旧式文人的气脉在此延伸着”。但自长篇小说《废都》之后，贾平凹似乎一转之前的清淡古朴，开始直面人性中的丑陋和灰暗。朴拙大雅仍在，且平添了黑色和讽刺的气息。贾平凹创作于新世纪之初的短篇小说《饺子馆》，用一部字典串联起一场商人和文人的“富贵梦”，勾连起文化与经济、文明与欲望之间的对冲。小说中，饺子馆老板贾德旺虽是个“没文化的乡下人”，却因为熟读字典指出了来吃饺子的文联外联部主任胡子文这个“文化人”的错误读音。在贾德旺极力攀附和胡子文有意默许之下，二人结为了“打造儒商”的同盟。胡子文帮贾德旺想的第一个点子就是靠生僻字吸引顾客眼球，每天在饺子馆门口的广告牌上写上一个生僻字，只要认识此字的人来吃饭就可以免费享受所用饭菜酒水。这就引得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认字，饺子馆的生意陡然火爆，且传开了“南大街那个开饺子馆的河南人是个儒商”。尝到甜头之后，贾德旺便开始陆续自己造生僻字出来，并借此扩大了饺子馆的门面。由于发家致富带来的急剧膨胀，贾德旺与胡子文二人的关系也变得若即若离。
贾平凹的文本始终注重通过人物话语的细部修辞来对人物性格和形象进行塑造。《饺子馆》中穿插了大量的土话、俗语和歇后语。“日巴耍”“副处”等词本是河南或西安乡间的玩笑话，或者是文人之间“咬文嚼字”的游戏，在贾平凹的笔下却尽显黑色幽默，在诙谐中透露着凝重，折射出人性贪婪、极尽谄媚的嘴脸。在上演了贾德旺投资“饺子文化研讨会”、成为政协委员等一系列闹剧之后，好景不长，贾德旺因为遭人谗言而被“雪藏”。于是，“商人”和“文人”再次握手言和，互诉衷肠，展开了一场酒后的“拆文解字”讨论会。胡子文和贾德旺一个求“富”，一个想“贵”，他们的神经早已异化，内心被商业化、工业化、物质化的侵袭所蚕食。字典曾是胡子文和贾德旺升官发财的法宝，也最终成了使他们二人醉生梦死、命丧黄泉的前奏。
如果说《饺子馆》讲述的是人们极具急遽膨胀的物欲，那么同样创作于新世纪之初的短篇小说《猎人》则是以残酷的想象、富于智性的寓言揭示了大自然给贪婪的人们带来的惩罚。小说讲述了平日在官场上只手遮天、情场中如鱼得水的戚子绍为“猎艳”而决心猎熊引发的一系列闹剧和悲剧。在《猎人》中，贾平凹又一次彰显了“说”的艺术。小说中，贾平凹对胖子所下的笔墨并不多，但对她说的话却句句雕刻入微：为了让戚子绍帮忙，让银行采用她经销的UPS不间断电源器而为其“批发美人”，可谓心思缜密；在车上和男性打俏皮话时提到“啥也没做，只做爱”是为泼辣大胆；在和戚子绍私语时所说“我其实不是胖，是丰满哩”却是柔情似水；而在戚子绍赖在胖子和夏清房间不走时说的“你去睡吧，我可困得不行了”则看出她仗义护友。只言片语，这位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便跃然纸上。与胖子相反，夏清或许才是真正的“蛇蝎美人”，她看似羞赧，却始终在道德底线面前游移不定，在与戚子绍对话过程中始终“以退为进”，引人试险。在这里，贾平凹选取不同的当口重复了夏清三次“不经意”提及熊掌的话。小说伊始，那位从阳光下走来的、穿着蓝底白碎花裙子的瘦削美人，却始终惦记吃熊掌，这本身就极具讽刺意味。夏清表面的清纯、懵懂，在三句“要吃熊掌”中被彻底消解掉了，转而显现为令人毛骨悚然的阴鸷。在夏清的鼓动之下，戚子绍的“英雄情结”被彻底地激发出来。他背起猎枪再度出发猎捕狗熊。最后两声枪响，造成了人与熊的生死空缺，人与自然之间的撕裂感也喷薄全出。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怀念狼》也是同时期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它写商州原本野狼肆虐，后来竟全部被猎人捕杀殆尽，猎人们也因为见不到狼的影子而相继得了怪病死去。这篇《猎人》则通过荒诞化、寓言性的情节呈现了人存兽心，兽作人语，人欲使兽灭，却被兽反噬的一幕。贾平凹以荒诞、讽刺的笔墨，寓言性地书写了人与自然间的“能量守恒”。
可以说，贾平凹通过一篇篇“有声”的文本在写作视阈和审美风格上完成了由“美”至“丑”的转变。有声也更有情，一部部“有情的文本”构成文学叙述简洁而浩瀚的“商州美学”。我们相信，贾平凹持续四十余年之久的短篇小说写作，担负起了作家应有的敏锐和责任，也将他的雄浑悲悯的精神气度和乡土经验弥漫在字里行间，浩荡而来，逶迤而去，令人生发出对他的文本更大的期待。
来源：《当代文坛》 | 张学昕 贺与诤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自觉与新世纪中国文学写作发生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BZW154。原载《当代文坛》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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