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被资本追着写作？我不愿意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海外华人作家之一，严歌苓的很多作品都被改编成了电影或电视剧。虽然12岁那年就被抛入“社会”这所大学，但早期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熏陶，以及军人生涯形成的自律、严谨与韧性，都一部部细腻丰富，又交织着厚重历史感的“严氏作品”的“生产密码”。但与此同时，她也拒绝被定义，拒绝被标签；她也坦言不喜欢被资本追逐而写作的感觉，“我只想保持一种纯粹的写作心态”。
记者｜李菁
李菁采访严歌苓
我的“社会大学”
三联生活周刊：你12岁就离开学校进入文工团，等于一下子被抛到社会，并没有受过相对完整的、系统的正规教育。那正规教育的这一段是怎么补上的？
严歌苓：12岁当兵实际上是一个早上学的经历。了解人性的东西，越早越好，特别小孩子，因为他们的直觉特别好：要想在成人的环境里活下来，得把你身上所有的“雷达”都打开。我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我总是在暗暗地观察人、琢磨人。我得琢磨那些“大人”——虽然今天想起来，他们当年也才20出头，要不琢磨他们，我就要倒霉、就要挨批评。
我的正规教育是中断了，但对我来说其实也没什么。我们上学时都是“文革”开始，后来学校都关门了，也没什么书可读。我爸爸（注：严敦勋，作家萧马）有一个很好的、非常全的图书馆。我爷爷给他留下了很多线装书，比如说《水浒》《西厢记》《红楼梦》等等。我记得家里那套线装的《西厢记》特别大，一个大盒子打开以后，一边是图，一边是文字，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图有点色情，我就津津有味地看，所以很早就对情感、爱情、对性有了了解。我妈妈上班，我爸爸靠边站，他也不管我。后来我妈发现我在看德莱塞的《嘉莉妹妹》，还看《珍妮姑娘》，就说：“小姑娘看这些书很不好。”我爸说，“让她随便看吧，反正也没事干”。
三联生活周刊：家庭环境对你的作家之路有什么样的影响？严歌苓：我妈妈年轻时是一位话剧演员。我从小的记忆就是她抱着我，朗诵大段大段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台词。长大后，她又有意识地跟我讲那些罗马神话、希腊神话，所以我很早就知道宙斯、雅典娜等等。虽然听她读的时候，我也似懂非懂，但那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让我进入了很早期的教育。我爸爸则在那时候特别有意识地培养我读唐诗宋词。我刚会说话的时候就开始读唐诗，像《琵琶行》《长恨歌》，我后来都统统都背下来，还自个儿画连环画。我爸把我过去画的很多连环画都保存起来，他特别欣赏我画的“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一个女的夜里醒来了，有个黄鹂在那，然后她拿起一只鞋子去打……4句话我画了4幅图。我爸爸就觉得我懂了那故事，说我从小就是一个很有画面感的孩子，很有形象思维。但是阴差阳错，不晓得怎么到“文革”当中就去跳舞了，我爸很痛心。
《芳华》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那后来又是怎么回到父亲期待的写作之路上的？严歌苓：在文工团待了几年之后，我强烈感觉到：作为一个想表达的人，跳舞真的是不能让我感觉满足、表达不出来我的感受，所以我就开始写。起初是写歌词、写墙报、舞蹈大纲……大家觉得我是能写的人。20岁那年我报名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虽然没有到前线，但是在后方野战医院里，看到很多受伤的战士……我内心非常难过，也非常受触动，战争对他们来说，真是一个个青春生命的付出，所以我写了很多文章。后来发现不仅是能写，而且能拿笔来做职业。我爸爸后来还挺高兴：这跳舞的8年，原来并没有中断我的读书之路，相反，把我以前的经历都连起来了。
《芳华》剧照
写作，也把我舞蹈生涯中上西藏、上彝族大凉山演出的经历，早期对不同文化语言的兴趣和敏感都激发出来了。我中断了“读万卷书”之后，走了“万里路”。上帝冥冥之中把我培养成了一个作家，战争的经历使我一下子从跳舞当中彻底出来，成了一个年轻的作家，然后就写了电影剧本。
那个年代，在《收获》上发作品是非常难的。而我22岁就把作品发表在《收获》上、当年电影就进入拍摄，很多人都认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所以那一年我连获了成都军区两个三等功——第一个是因为上前线，第二个是回来之后写了那么多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虽然8年跳舞的经历使你的文学路好像暂时中断了，但回过头来，这段像运动员的训练，给您的意志力和韧性是特别好的锻炼。严歌苓：这8年经历给我很好的纪律的养成，而这种自律让我受益一辈子。军队里面从早到晚都是节目排得满满的，所以即便是我自己一个人生活，我也非常有规划，每天安排好几点到几点做什么。我写作不是说写多少个字，我写作是到几点我就停了，然后去锻炼，读一两个小时的书，虽然每天都好像非常呆板，但也非常充实。能吃了跳舞这种苦的话，没什么苦算苦了。
严歌苓谈《芳华》
三联生活周刊：看《芳华》小说能感觉出来，一群年轻的女孩子，大家都是吃青春饭的，彼此之间也有那种明争暗斗。你在那个群体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严歌苓：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我爸爸当时工资停发，去农村劳动，修水库，好像总是修不完。在群体里我给大家的感觉很聪明，也很刻苦，不怎么声响，说话慢条斯理的。但同时又觉得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一个小孩读过那么多书，有时候讲话，跟他们开玩笑，他们觉得受伤害。记得我讲我们的副班长是“耐寒作物”，我们的提琴手牙齿有牙缝，一唱歌就露出来，我说“西班牙女歌手”，把他们给气的……还有一个人，我说他长得像长筒袜子，还有谁脸上有几个浅的麻子，我说，在你脸上像“下弹子跳棋”……小孩子形象思维特别活跃，有时候一张嘴就把人给气坏了，说这小东西怎么那么损，那时我就这样子。三联生活周刊：那你学会了什么样的生存哲学？严歌苓：少开口，少说。我就写日记，记很多日记，后来发现日记老被人偷看，就开始记那种让人读的日记，就是假的日记。反正我的结论是，你本质再好没有用，舞跳得再好也没有用。你就是多做份外的事，比如帮炊事班切土豆丝什么的，证明你特别重视思想改造。
《芳华》剧照
我们每天早上6:00出操，之后大家就要打扫院子，打扫厕所。笤帚肯定比人少，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一把的，所以大家前一天晚上都把笤帚藏好，不能让别人拿走，不然自己就没法表现了。厕所一天到晚冲，冲得溜光，还帮炊事班喂猪。我每天4:30起来练功，你跳领舞，练功特积极，那都不会特别受表扬，但是你要干很多脏的、臭的活，就会被表扬，表扬积累多了，那就是政治资本。这段经历，像《芳华》里面都写了不少，《灰舞鞋》里也写了很多。
写作是一种享受
三联生活周刊：当年很多人带着梦想闯荡美国，无论是学文学、学艺术还是学绘画，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坚持下来的人并不多。取得世俗意义上“成功”的人更寥寥无几。对你来说，你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文学才能以及写作这条路？
严歌苓：因为我在1992年就得了奖——当时在海外得奖的奖金相当高，一个短篇小说是3000美金。一得奖，各种宣传都来了，出书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1992年得了《少女小渔》的奖，李安来买版权；紧接着1993年我一年得了三个文学奖，1994年得了一个奖，1995年的《扶桑》得了长篇小说奖。一个长篇小说奖是2万美金，所以基本上那个时候在美国跟一个会计的薪水差不多。所以我先生建议说：你为什么想去教书之类的？你就好好写，反正我可以养家。我就专心专意地写了那么多年，也有不少书拿了奖。
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大陆一些杂志在“偷”我的作品发表，不联系我，不跟我签版权协议，也不给我稿费。我后来想既然总被盗发，还不如我自己来主动投稿，后来我就开始主动在大陆投稿。2005年我写的《第九个寡妇》是我第一次在大陆主动投稿，一出版就卖掉了20万册。这个时候我开始重视大陆的市场。陈凯歌导演看完《第九个寡妇》在纽约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我想约你写，编剧来编，我们共同合作一个作品。然后我就合写了《梅兰芳》这个剧本。
三联生活周刊：之前看报道说，为了写《陆犯焉识》，你会到青海实地去看。现场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因为有很多作家就等于待在书斋里，靠着自己想象的场景在推进。严歌苓：很多人现在写作靠百度，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很感性，要在那泡，泡到有一个感觉了，才能开始写。比如小姨多鹤，我一直不敢写日本人，跟日本人太隔膜了。我们似乎是一种同宗的文化，但这是一个误区。你跟他们一接触，你就发现他们比西方人还难懂，还不同。所以我就去日本冲绳岛一次，去了日本的山区小村子里住两次，你不花这个功夫不会有那种感觉。有一天，突然多鹤在我脑子里似乎有了一点气息，活了。它是一个好故事。但是有了好故事不行，你写不出神韵来的。
《小姨多鹤》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我当年也去过黑龙江方正县采访过开拓团的历史，他们也讲了很多遗孤的故事。我就想你怎么会关注到这段历史，其实是挺偏的一个点。严歌苓：我听了真实的故事说这个人被土匪抢了，日本女孩被拍卖，用很便宜的价钱让村民买回去。我听了这个故事就觉得有战后的伤痛。这样的故事属于两国的人，属于全世界的女人。这是一个长期的治愈过程，我觉得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个故事。
我找到一个生活在日本多年的朋友，问他能不能帮我去看这个故事，能不能找到一些背景。他帮我做了一些功课，然后才发现另一半的故事。他们怎么来中国的，怎么逃亡的，怎么会被分别卖给中国人或者被中国人领养的……很多故事，所以我觉得全啦，故事的这一半和那一半我都有了，但是还不够，你没有办法写日本人。那就到日本去生活！
仔细想起来这是很不“划算”的。在日本请翻译、生活的费用很高。但是另外一个翻译他是个朋友，他不需要我的钱，这个翻译我永远不会忘他，没有他就没有《小姨多鹤》。所以应该感谢他们。我也忘了在小说前面写上感谢他们的话，等到出日语版的时候会写的。
《小姨多鹤》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一个宏大历史下面被压制、被伤害的女性是你永远关注、牵动的人物吗？您其实一直在写女性，最近女性主义这个话题比较火热，很多人又把您的作品跟女性主义关联起来做研究。有的人认为您一直在坚持一个女性主义的立场，还有的人认为其实您对女性主义的表达还不够彻底，或者对女性主义的理解可能还不够先锋，对这些争论您怎么看？严歌苓：我不是女性主义作家，我不过是写女人故事的一个。我认为《陆犯焉识》是我一辈子写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在中期、早期、晚期都有我的代表作，但是《陆犯焉识》是一个代表，也是我最喜欢的，它是写男性的，主人公是男性，写的是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的困境。
我最近写了两个中篇小说，都是十几万字左右的，都是写男的。一个是在川藏线上的兵站。兵站是我很熟悉的一个地方和场景，我写一群战士和一只熊的故事。我就是想告诉人们，别这么窄的、刻板定义我的任何写作，我的写作千变万化。
《归来》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有一个标题说“被李安改编的女人”，仔细一看其实是说您的故事，指的是李安购买了你小说的版权，改变了你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标题取的也是对的。严歌苓：对，他改变了我的命运。你想在留学初期能得到一大笔版权费，又得到一大笔编剧费，这让我自信。他无意中改变了我的命运。三联生活周刊：陈冲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朋友和事业上的伙伴，对吧？你们俩因为境遇也比较像，都是早期到美国去闯荡。严歌苓：陈冲很早的时候就是在我爸爸这儿做小朋友的。因为都喜欢画画，他的哥哥陈川跟我爸爸很熟悉。我爸爸当时一天晚上住在锦江饭店，跟人家说写剧本你别付给我稿费，付宾馆钱就行了，所以这些朋友都是他的座上客。陈冲那个时候来玩就认识了，所以是少年的朋友。
我们所有的事业和生活、玩耍都混在一起。她很早就是好莱坞的奥斯卡评委，看电影的机会很多，一到10月份她就领着我到处看电影。应该说，我对好莱坞冷僻的电影，例如艺术电影，都是从陈冲那得到了观赏机会。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也还在继续合作吗？严歌苓：跟陈冲正在继续合作，我希望下面一个作品可以让她来拍。三联生活周刊：你以前是被编辑和出版社追着写，后来被导演追着写，现在等于是被资本追着，这种关系会不会影响你的写作心态？严歌苓：会受影响的，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好，所以我常常待在柏林不回来，也因为有这样一个原因，我不愿意被什么东西追着。我觉得我的写作是一个非常个人、非常私密、非常自在的一个状态。被什么东西一追，它就会潜移默化地对你产生影响，你是意识不到，你在被这种东西腐蚀。所以我跟资本签了合同，我又花了很多钱解约，还是想保持一种纯粹，而且是自由的状态。三联生活周刊：你平时的生活是什么节奏？严歌苓：我每天写5个小时。我有很多好题材要写。对我来说，真正挑战我的，是把这个题材吃透，能够真正的理解——你写的这些人物故事，你要活在他们当中，至少你写出来是有神、有韵，能立得住、落地，这些东西很难，不是有个好故事你都能写的。写作对我来说是快乐，是一个high。我现在还很享受这种状态，也并不觉得是一种负担。等到了感觉是负担的那一天我肯定就不写了。我现在出书数量也够了，我的钱也够了。三联生活周刊：所以您更在意您的作品，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么外界有些人，比如说希望你变成一个“大”作家，去争取一些严肃的文学奖之类的……
《归来》剧照
严歌苓：我觉得这都很可笑。比如说诺贝尔文学奖，有多少很棒的作家没得奖？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纳博科夫、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这一大帮好得不得了，他们的作品我们真正在读，真正是我们的里程碑。三联生活周刊：所以您对一些外界声音，比如说文章深度不够、力度不够，你也不太在意？严歌苓：听拉拉蛄叫还不种庄稼吗！我很少去看这些东西的。因为我对自己总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三联生活周刊：希望自己能写到一直写不动那天吗？严歌苓：对，写作对我来说是快乐的，因为现在还很享受这种状态。 （整理：实习记者 胡艺玮 杜昶德）
作者档案
李菁
2001年加入《三联生活周刊》任记者，目前为《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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