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吕铮:三叉戟的“老骥伏枥”与“志在千里”
在近两年荧屏上，电视剧《三叉戟》的确算是“特殊”的存在。一方面，倚重文学精神的《三叉戟》本身，与采用一案到底或多案并举、以案件为中心结构故事的诸多公安题材影视作品所不同，该剧选择以人物带案件，用人物推进叙事发展；另一方面，没有流量小生加持的《三叉戟》，转而启用陈建斌、董勇、郝平三位中年戏骨，他们分别饰演的“大背头”崔铁军、 “大棍子”徐国柱和“大喷子”潘江海在“五十岁知天命”的年纪重返一线，主要人物年龄偏大、缺少爱情甜宠、没有激烈枪战等惊险奇特，这种与“年轻化” “商业化”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曾经并不被人看好，不过从现有成绩来看，吕铮更加庆幸当初选择了坚守。谈人物：感性在先、理性在后的过程
谈到《三叉戟》的创作缘起，还要归于吕铮和天津同行2014年一次漫不经心的闲聊。“我跟他吹牛，说上世纪90年代末的朝阳刑警留个板寸，底下穿绿警裤，三接头的皮鞋，上衣是黑皮搂儿，腋下夹个手包，里边儿是笔录纸、钢笔、印油、香烟和手铐。同行笑说，天津南开刑警个个都是大背头，穿立领风衣，走起路来虎虎生风。我好奇，问现在这些大背头啥样呢？他说嘛大背头啊，现在连头发都没剩几根了……”吕铮心头一紧，《三叉戟》人物形象的种子自此埋下。
小说《三叉戟》是吕铮写老警察系列的第四部了。《赎罪无门》《名提》《狂探》都是以老警察为独立主人公，写完前三部之后他觉得还差点劲儿，所以就把刑侦、经侦、预审3个有代表性的警种的老警察放在了一起。回望自己12年12部小说的创作历程，吕铮发现自己写老警察的小说比写年轻警察的小说更容易获奖、上传统杂志，究竟缘何如此？吕铮告诉记者，“我觉得作者在写作中不能投机取巧，让自己太舒服。事实上，我所有写的比我年龄小的小说，看起来都不太过瘾，因为你在写作中就没有挑战性，你很容易就能诠释年轻警察的世界观，其实就是在回望自己。但是写老警察并非易事，需要更多反思与沉淀。”
31岁时吕铮写就了小说《赎罪无门》，后来也曾被改编成由张国立和闫妮主演的电视剧《爱的追踪》。在小说《赎罪无门》中，吕铮写了两个60多岁的人，一个是商人张文浩，一个是警察马庆，讲述了他们生活中最后6个月的故事。那是吕铮作品第一次上《当代》主刊，尽管现在回过头来看文笔还是有些稚嫩。吕铮后来也问过杂志编辑，为什么当时会考虑刊发这篇小说？编辑认为，过去对警察的叙述多是围绕黑白善恶，而这部小说牵扯到了生死，这是其作品的一个提高。
“2014年有了人物形象的种子，我又养了2年多。这期间公安部借调我去参与猎狐行动，纪实文学《猎狐行动》写完两本之后我便马上开始着手《三叉戟》的写作。”两年多的时间里，吕铮脑中一直绷着一根弦儿，他将这段过程看作是“养”人物的过程。“现在我写小说的习惯也是这样，想写一个素材的时候你就把它养着，并不着急动笔，而是围绕它去积累素材、采访人物、深入生活。”在吕铮现在的手机里、电脑上、U盘里，同时有5个文件夹，等哪个人物趋于饱满了就可以拿出来列入下半年的写作计划中。“可能有的作家会选择先拉一个框架，再往框架里填充。我还真不是这样，我会养着人物，《三叉戟》中没有绝对的主人公，三个人是浓淡相宜的占比，我会往这三位人物身上积累细节，比如说什么话、抽什么烟、什么样的性格导致怎样的行为、谁和谁之间有什么矛盾……当你把这些人物都养得非常成熟的时候，拿过来再进行理性分析，哪个人物应该走一条主线，哪个人物应当承担什么功能作用，《三叉戟》人物的诞生，实际上是一个感性在先、理性在后的过程。”
谈改编：《三叉戟》是对我个人的反思
着笔写《三叉戟》的那年，吕铮36岁，他对小说中的人物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同身受，到了改编剧本时，他已经38岁了。“您可别小看这短短两年，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一下从三十而立就奔向不惑了，这种微妙的感觉也成就了我第一次对年龄的反思：36岁，3个12年过去了，我后面该怎么办？要有什么改变？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了他们，我会不会对自己的从警生涯留有遗憾？与其最后找一个机会去搏命，我是不是应该把现在还正在行进的时光都充分利用好？我从现在的自己看未来的自己，多了几分自省和自律，电视剧《三叉戟》看似呈现给观众的是中年危机，其实是想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千万不要辜负了现在，而让未来的某天追悔莫及。”
相较于原著，电视剧《三叉戟》的整体基调从笔锋冷峻转向温暖表达，人物的年龄也从将近60岁降到了50岁左右。在吕铮看来，人物年龄在影视改编时有所下降带来了更多“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的余地，他们既可以向前看去怀旧，也可以向后听取退休老警察的经验。
在电视剧《三叉戟》中，“吕征”这一年轻警察的角色被很多观众揣测，这是不是就是吕铮自己，而“三叉戟”则是带过他的师傅？吕铮告诉记者，他是小吕，也是大背头、大棍子、大喷子。“我从警20余年，有无数个师傅。警察这份职业就是要用最简单的方法处理最复杂的事情。”
在吕铮看来，警察和军队一样忠诚、一样听从指挥服从命令，但是二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军队是整齐划一的，趋向于集中力量干一件事，但是好的警察都是单兵作战，随时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扑面而来纷繁复杂的案事件。“其实很多人会去写案件，但是警察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接触到的大部分是线索、是事件，而不是案件。许多线索的查实和事件的处理也很有意思。”对于案事件的关注，电视剧《三叉戟》让观众看到了中国警察最真实的一面。
谈及年轻警察小吕，吕铮坦言小吕更多发挥了功能性人物的作用。“很多我想要在剧中传达的理念，都是通过小吕实现的。我通过小吕和师傅大量的对话去传达，如果只有三叉戟而没有了小吕这个参照物，他们彼此之间去说一些事，观众就会觉得既做作又说教，有了小吕就成了师傅带徒弟，同时，往后写续篇，小吕也会慢慢踏上英雄成长之旅，以后他就是又会预审、又会抓捕、又懂经侦的警界精英，这也算是我自己的一点私心。”
身体力行在一线的警察，基本到了三十五六岁，就要开始物色把手艺传给谁了。“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恐惧的正是后浪，因为警察比其他行业青春逝去要快得多，尽管你有丰富的经验，但是拼精力、拼身体有时候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吕铮看来，创作初期小吕可能是工具，但是越到剧本创作后期，小吕已经变成了三叉戟精神的浓缩，小吕本身就是烈士子女，他有着中国警察的血脉和DNA，他身上肩负着三叉戟交给他的使命责任与担当，他是三叉戟精神的延续。
谈跨界：破除不自信的最好方法就是学习
在电视剧《三叉戟》之前，已有两部电视剧改编自吕铮的小说，但是他都没有参与到编剧的工作中去。这曾让吕铮非常困惑，因为改编出来的作品其实和他的创作初衷是不一样的。“当时我迷信编剧，以为有可能是编剧能力高于我，作品呈现实际上较文本是提升了，只不过我没有看明白。可是后来我从观众反馈中否定了此前的想法。”
吕铮坦言，原来觉得编剧属于神秘地带，在面对某种神秘地带时，你可能会不自信，但是破除不自信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学习。写完《三叉戟》之后，吕铮利用两年半的业余时间去中传、中戏学习上课，翻阅了大量剧本写作书籍，坚持每天有时间就拉片子，做足了编剧的“必修课”。他认识到，从小说到影视作品，看似是一层窗户纸，实际上需要跨越一条从文学语言向视听语言转化的巨大鸿沟。“文学作品中有大量情绪的、心理的、环境的描写，但是到了剧本当中多数是无效的，因为情绪、心理都要通过人物的眼神、动作等去呈现。”
吕铮分析，许多专业编剧改不好自己文学作品的原因是多元的，他们并不那么用心，有时只是全权把影视改编当“行活儿”，或者并不真正了解警察，很难写出一个警察的真谛。种种原因让他意识到，“对于自己作品的改编模式必须要发生改变。”
从《三叉戟》开始，吕铮开始深度参与自己作品的改编。而此次与编剧沈嵘的密切合作，达成了他们最初期盼互为增益的创作初衷。“从一开始拉整体大纲到日后人物的确立、分集，前期所有阶段都是我们共同完成的。沈嵘负责主笔拉第一稿，我负责改第二稿，在共同修正的情况下交给导演，导演再进行修正。我和沈嵘非常有默契，他负责‘飞’，我负责‘向下拽’，一些惊险奇特、脑洞大开的故事，他都可以去写，超出编剧驾驭、让我感觉架空现实的部分，我们就共同商讨它的现实逻辑。有一次周末他来我们家谈戏，我们从上午10点一直谈到晚上10点，录音笔开着，我和沈嵘说好了，我扮演审讯者，他扮演犯罪嫌疑人，咱俩就开始博弈，在小说的基础上完成从书面语言到视听语言的转化过程。这12个小时里，我们一起完成了6场重点预审戏。”
二人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吕铮告诉记者，“如果说剧本的功劳，我认为大部分都是沈嵘的，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编剧，也是一个投脾气的好朋友。我们达到了‘1+1大于1.5’的过程，让剧本较原著有了很大提升。”
相较于职业作家或编剧，吕铮需要把每天的日程安排精确到小时。每天夜里8点到凌晨2点，是他工作之余文学创作的自由时间。谈到未来的写作计划与打算，吕铮告诉记者，由高群书执导，黄志忠、姜武、郭涛主演的电影版《三叉戟》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自己也参与了此次电影编剧的工作，“加上电视剧版《三叉戟》，相当于6位老戏骨的同台飙戏，还是有很多可以去比较的有意思的地方”。除此之外，继续《三叉戟》之后的《无所遁形》《谜探》和《三叉戟2之纵横四海》已陆续进入出版流程，《藏锋》已经写完，正在文学杂志的发表中，今年下半年至明年中旬，《名提2》的写作也将会提上日程，手中同时还有大约5部小说素材在积累。吕铮笑谈，“这一阶段任务完成估计就要到两三年之后了，我会一直写下去，等到了跟‘三叉戟’一样的年纪，相信今时的努力，应该能换彼时的一句不虚此行，无怨无悔”。来源：文艺报 | 许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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