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角落》：一份非正规社会学调查
相比于紫金陈原著的名字《坏小孩》，电视剧对名字修改的目的或许既是为了防止观众早早猜到故事的大概，也可能是和对小说结局修改的原因一样，以一种更加隐晦的手段来展现这个故事中颇为耸人听闻的现实。就像贯穿整个故事且起到点睛之笔的“笛卡尔故事”的两个版本（如李安导演《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最后的两个版本结局），你选择相信哪一个——童话或现实——其实已经透露了最终的真相。如果我们循着紫金陈的“坏小孩”这条线索在故事中寻找相关的人物，其实这里完全可以有多种解释而可能包含故事中几个主要人物。首先是严良和普普这对“坏小孩”，从福利院中逃跑，一路上通过搭顺便车和在商店里偷盗来到小城；而朱朝阳，这个看似品学兼优的男孩，虽然在整个故事中都似乎不动声色且无可奈何，但我们或许很早前就能猜到他或许才是整个故事中最核心的“坏小孩”，并且他的“坏”与严良和普普的截然不同，并且也正是通过对他的故事的讲述才构成了这个发生在阴暗且破败的海边小城中的谋杀案里最黑暗的一章。
其实除此之外，“坏小孩”还可以指代故事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即张东升。作为引起整个案件的始作俑者，这个算不上“小孩”的成年人更“坏”，而他的“坏”一方面与朱朝阳的形成某种隐秘的联系；另一方面相比于朱朝阳，他似乎更像是个“小孩”，因为我们会发现虽然他是几起谋杀案的真正凶手，但与此同时他却又似乎是一个颇为“单纯”之人，并主要体现在他的偏执上。
《隐秘的角落》整个故事，一方面讲述着发生在暑假中的一起谋杀案引起的蝴蝶效应，另一方面也在整个过程中展现着或说是在尝试挖掘这些“坏小孩”都是从何而来的？也正因此，使得《隐秘的角落》没有仅仅成为一个探案推理故事，而是围绕着凶案展现了牵涉其中的各个家庭中成人们之间的勾心斗角、痛苦和无奈以及各种幸与不幸，以及在这些环境中成长的小孩们所受到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可以看作是一个较为松散的非正规社会学调查，而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坏小孩”是如何炼成的。
在探案推理故事中，“坏小孩”模式其实并不少见，从日本凑佳苗的《告白》（也被中岛哲也改编为同名电影），到丹麦2012年的《狩猎》，以及国内著名网络作家priest的《默读》中“亨伯特·亨伯特”篇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即原本被看作或被认为是小天使的小孩，却往往是这些令人悚然的各种意外或凶案背后的主要导演。而此类故事也往往因其极端，而总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不安。但也恰恰正是这些看似不常见的故事类型，揭露了我们——成人们——在关于儿童的认识、想象和建构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与局限。
法国学者菲利浦·阿里埃斯在其《儿童的世纪》中指出，“儿童”这一人生阶段和概念的出现本身和社会中对家庭生活的重视息息相关，并且在西方它也是自中世纪末期开始才渐渐为人们所发掘，而在此之前，儿童都被当做“小大人”对待。就如福柯在其《性经验史》所发现的，“儿童的性”的出现也是18、19世纪之事，而也由此导致“儿童”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重点。在李弘祺的《宋代教育散论》中，他也发现直到宋代，中国人才有了“儿童”的观念，并且由此建构出一套关于儿童的学前教育。
虽然个体会经历一段生物学意义上的幼时阶段，但“儿童”这一观念却并非自然的，这一点也可以从各种传统的或现代的关于“儿童”的谈论中窥见。而在这其中最核心的意识形态便是关于“儿童”以及“儿童时代”的某种纯洁性。在这其中掺杂着强烈的进化论以及有机论，即认为那些还没有进入社会、处于人生刚开始阶段的小孩们必然与那个原初的、纯净美好的自然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纯洁被认为是某种未经社会化的自然状态，甚至由此产生的情感也往往被赋予颇为正面的意义。在明代李贽的“童心说”中，我们便能发现一二。但就如欧丽娟教授在其《大观红楼》中论及传统对《红楼梦》中“少女崇拜”的过分执迷时所指出的，这一看似推崇的观念和行为背后，一方面是对“少女”的错误想象和建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想象者们自身的诸多意识形态，而其中往往充满了不易察觉的偏见甚至歧视。欧教授对“少女崇拜”背后问题的分析和批评，其实也能借用到我们这里对“儿童”的讨论上，因为它们大都分享着相似的逻辑认知，即错把人生必然存在的幼时阶段和“未经世事”以及更多的社会情感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如少女/妇人、男性/女性、儿童/成人等等。而也正是在这样过分简化的分类中，才会造成我们一方面忽略了个体之间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其实也在维系着这一二元结构中处于上层的各种利益，及其意识形态。
在探案推理故事中层出不穷的“坏小孩”故事所动摇和挑战的正是这一由成年人所建构的世界模式以及关于儿童的想象。在《隐秘的角落》中，原著中的一些细节只被匆匆提到而未能完全展开，其中之一便是朱朝阳的日记。这是一本他精心制作的日记，目的便是为了给自己塑造一个符合社会主流对儿童的认识形象，所以当最终一切尘埃落定后，他也得以通过日记来洗清自己的所有嫌疑，而顺利脱身。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无论是像朱朝阳还是《告白》中的小孩，他们都清楚的知道社会主流——即成人世界——对他们——“儿童”——有着一套往往固定的看法（《告白》中的学生因为知道日本刑法不会惩罚14岁以下的犯罪而利用其脱离罪责）。因此当他们熟练地利用这一套形象来掩饰自己的“坏”和罪行时，便往往如鱼得水。在《狩猎》中，小女孩的哭诉和战战兢兢，让整个村子的人们几乎未经任何调查就完全接受了她对老师的控诉，而最终如多米诺骨牌般一发不可收拾。
在《隐秘的角落》中，朱朝阳的内向、木讷和不善言辞，也几乎符合成人们对儿童的想象，再加上他优异的成绩更是令其金光闪闪（这里也再次体现出成人世界对“儿童”想象中的匮乏和局限）。但就如在剧一开始时，老师和朱朝阳母亲谈话中所提及的，所谓“品学兼优”以及学校作为一个集体而需要与其他同学之间的交往等等，都透露出了朱朝阳性格中存在的缺陷，而他母亲也因自身的问题——她和朱朝阳其实有一些相似的性格——而忽略或是不愿正视这一点。
而这些缺陷也往往被看作是各种“不正常”的某种征兆或线索，就如我们会发现，朱朝阳其实和张东升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对数学着迷且成绩优异、都在学校但却也与周围的同学或同事们关系冷淡、家庭中充满各种问题，并且也都曾不知该如何处理，而最终都选择以极端方式解决……伴随着故事的进展我们会发现，相比于朱朝阳和严良、普普之间的关系，他与张东升之间更加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同声相应”的连接，似乎也暗示着张东升不过就是朱朝阳之后的面貌。
在剧版最后的船上一幕，张东升希望朱朝阳亲手杀了他来为自己的父亲报仇。这一情节也曾在韩国电视剧《他人即地狱》的最后出现，即可怕的凶手最终希望男主杀死自己，以完成最后的仪式，即身份与精神的传承。在《隐秘的角落》中这一幕也暗含着相似的逻辑，而就如导演所暗示的，当时在船上其实只有张东升和朱朝阳两人，出现的严良其实只不过是后者内心的一个投射，或许可以看作是朱朝阳最后仅存的善念。虽然童话版结局朱朝阳放弃了报仇，但我们完全还可以推测另一个现实版的结局。
这里我们可以回到上文提及的为什么张东升亦可以算作“坏小孩”的问题。在我看来，相比于朱朝阳的“成熟”，张东升更加停留在对世界与人世黑白二分的理解上。无论是他与其岳父岳母的关系、与妻子的不和以及其后他和三个小孩之间的斗智斗勇，我们发现在这其中都有一个核心环节的出现，即“背叛”（这一点也再次与“笛卡尔故事”中的现实版本呼应）。只有当这些“背叛”出现，他才会失控进而行凶。因此，张东升其实是一个希望相信童话但却总是遭遇现实的“笛卡尔”，而在这背后所体现的偏执和执着本身也透露出其强烈的“天真”和某种“纯洁”感。
他似乎认为，只要我对你好、把我自己的一切都给你，你就应该也全心全意地如此对我，而只要他人无法满足这一要求，便会遭到他的报复和杀害（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想起齐泽克关于爱与被爱者之间危险关系的评论，“被爱者总是处于危险境地，因为爱者一旦发现他与自己的想象不同，爱就会变成恨与暴力”。而这一心理所体现的对于世界和人世的认识便往往是简化之后的二元论与过分的自我中心）。
也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张东升这个“成人”各种心理中的“儿童化”，我们或许才能更好地理解朱朝阳的“坏”。如果说张东升是希望相信童话但遭遇现实的“笛卡尔”，朱朝阳就是那个通过童话来掩盖现实——尤其是自己所创造的现实——的“笛卡尔”。而相比于张东升的偏执，朱朝阳几乎没有过分的偏执，无论是对母亲当初离婚父亲的愤怒，还是对父亲偏爱异母妹妹的恨，他最终所体验到的背叛里缺乏张东升的执着和过分的投入，因此，他的仇恨的爆发也往往更加激烈和可怕。张东升是在面临童话与现实的碰撞后，为了维系前者而越过界线，但朱朝阳似乎却在日积月累中的郁结和忿恨中精心策划……
在这一系列的对比后，我们难道不会发现，相比于张东升，朱朝阳更像个“成人”吗？在相对于天真与单纯的“儿童”的“成人世界”里，充满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和各种背叛与伤害，这不正是朱朝阳所看见和在他看来自己所遭遇的世界吗？而也正是在其中，他长成了“大人”。
这也便是此类“坏小孩”故事中时常在讨论的一个维度，即是什么原因或是环境造成了“坏小孩”的出现？而在这些回答中，人们对环境影响的关注总是占据首位——首先是家庭内部的问题的关注，然后便是小孩另一个主要活动场所学校（诸多涉及校园霸凌的故事，如《少年的你》；在priest《默读》中“韦尔霍文斯基”篇中，便展现了在贵族学校内所形成的制度性霸凌对于“坏小孩”的塑造）。而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最终两者也都牵涉到成人及其世界（观）对于“坏小孩”们的出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小孩变坏，人们首先会寻找家庭责任。因此在《隐秘的角落》中，我们看到无论是严良、普普还是朱朝阳，甚至张东升（虽未涉及，但根据情节推测，他似乎无父无母），他们的家庭中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不幸。尤其是朱朝阳的家庭，父母的离异、父亲的再婚以及偏爱和母亲因工作而时常不在家，与此同时来自母亲的渴望和期待，以及她的过分牺牲而对朱朝阳心理所产生的压力，都让他完全失去了“儿童世界”而直接进入成人们之间的角逐（这一点也体现在当他到父亲那边，自己必须时时小心要顾及异母的感受以及获得父亲的喜爱）。也似乎是通过对这些外在环境的强调，我们对朱朝阳的“坏”的来龙去脉才能有些线索。
当“儿童”这一观念开始出现，对其形象和内容的建构并非来自儿童，而往往是成人。当“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定型，且家庭成为区别于险恶的工作场合（社会）的“温情港湾”时，家庭内的女性和孩子便成了与纯真的自然紧密联系的纯洁之人，然而，在对其的赞美与保护背后却也总是折射着强烈的客体处境，以及无形的等级和秩序阴影；另一方面，当我们把小孩们当作天真小天使的时候，往往混合着无知、不懂事和没有理解复杂的人世的能力，最终只是粗鲁地忽略他们的感受甚至存在，而覆盖在这忽视之上的却往往是成人们美其名曰的保护，如朱朝阳母亲始终希望委曲求全自己来满足儿子，但最终却忽略了自己的郁郁寡欢给儿子造成的心理压力。
在《隐秘的角落》里除了“笛卡尔故事”外，还有一个三只小鸡与狐狸的故事。故事的结局也符合我们习以为常的理解，但在剧中，“三只小鸡”——或说是至少有一只“小鸡”——最终不仅打败了“狐狸”，而且还骗过了所有“狐狸”。这不啻为一个嘲讽。现在似乎已经没人相信“坏小孩”来自天生或某些基因遗传，人们发现，它完全来源于我们自己所创造的世界，而在那个阳光明媚的童话之中的某个隐秘角落里藏着成人们自身最恐慌的东西，而像以往一样，它也总是以某种“他者”的形象被生产和想象着。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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