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勇：当经营之心隐退，写作意义复归
我不想把这个小说写成一般意义上的“爽文”，不希望刻意营造各种想象中的“期待情节”，来满足读者们的“简单猎奇”。一
2003年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我在报社做记者，顺带还负责报社的一个书评版面，横竖都是在跟文字打交道。2004年的春天里，我辞去报社的工作，转行到了影视行当，没想到一做就是十六年。这十六年，又分成前后两段，前半段是纯粹体制内的十年，后半段则是在资本市场硬碰硬的上市公司六年。于我自己，也不能完全算是“弃文从商”，但远离写作，尤其是正儿八经的写作，确实是有些年头了。
小说 《老板不见了》最早构思于2018年的11月，写作的缘起，主要是因为这些年见了各式各样的 “老板”、“企业家”的起伏，再加上自己的切身感受，便想好好地写一下这个圈子里的故事，写一写我眼里的那些“生意”。另外一个想法，也是想给“老板”这个人群“祛魅”。这些年，他们这个人群最受人关注，而这背后折射的则是整个社会“财富观”的巨大转变。这个话题，其实是可以好好说道一番的。
碍于平时影视业务上的“烦心事”太多，小说初稿的十六万字，竟断断续续地写了整整九个月。之后，我又花了两个半月时间，调整了开头，一边删去冗长乏味的“废料”，一边增加各种细节故事，让整个小说的调子尽量柔和平顺。全部弄完，已是2019年的11月，字数也增加到了二十万字。这次艰难的二稿修改，也让我深刻意识到，写作这件事，当你想有所回归的时候，该付的代价真是一点也不会少掉。时间很公平，也许你的文字基本功还在，但就长篇小说这个系统工程而言，对于结构的把握，对于写作细节的推敲，仍有许多功课需要补上。
待到2020年7月底，《老板不见了》正式出版，《当代》杂志又全文刊载，两件事情都赶到了一起。此时的我，职业生涯第四次换跑道，并决绝地将从事了十六年的影视投资工作一刀两断。那边刚清零，这边新作刊发，名字还叫《老板不见了》，如此真实与虚构的“神同步”，真是始料未及。
二
小说里，林子昂这个人物，显然有我的影子，但实际上是把自身的某些感受切成了两半，一半放在林子昂身上，另一半则借杜铁林之口说了出来。至于老板杜铁林自身的丰富性，则又叠加了许多所见所闻，或者也可理解为，杜铁林是我的一面镜子，时刻提醒自己在现实的商界或职场上，可为与不可为的界限在哪里。
常规的商战小说，着力在背后的所谓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实际上，真实的商界故事并没有那么复杂，甚至很枯燥。只要不裹挟人性的种种弱点，一般的生意，但凡能够放在台面上讨价还价的，横竖就是个价格的问题，所纠缠的无非是你多赚点我少赚点，或者你少赚点我多赚点。这其中的匪夷所思与不堪，远没有家庭男女复杂情感而引发的各种“事故”所产生的“可看性”强。因而，我更想表达的是这些商战故事背后的一些人性上的反思与检讨，这是第一个层面的考量。
其次，我有意识地选了以林子昂的视角为主，感觉像是准备写一个“成长小说”，但又时不时地通过杜铁林的视角有所回顾，这显然不符合文学作品的视角要求，但在我这里，却并不显得突兀。究其原因，大概是在小说构思的一开始，我便很想通过笔下的小说人物将生活中的各种残酷“直接给到”读者，而不是简单地提供一个猎奇的视角，再慢慢地娓娓道来。
我非常想把“老板”们的真实状态写到位，一方面，把他们的优秀，把他们的努力写出来，另一方面，也把他们的自以为是，把他们的焦虑与不安写出来。即便这个小说，可能不那么“纯文学”，不那么“技巧娴熟”，但至少让读者看得下去，看完之后还能有所思考，那也挺好的。这是我内心的一个“小私心”，某种程度上，也是我时隔那么多年重新拿起笔写东西，在写作之初就把“写作动机”想明白后的一个必然选择。
但在往“真实好看”这个方向努力靠近的时候，我又不想把这个小说写成一般意义上的“爽文”，不希望刻意营造各种想象中的“期待情节”，来满足读者们的“简单猎奇”。对于我笔下的“老板”们，或者说，对于社会上的那些所谓“成功人士”，我们既不要没有理由地羡慕与崇拜，也没有必要完全不讲道理地仇恨与敌视。就我能够接触到的那部分人群而言，日子其实过得远没有一般“中等收入群体”来得逍遥。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所遭受的折磨，往往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
本着这样一个出发点，我便力求真实，许多地方不渲染，不矫情，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完稿之后，我将小说发给我一位好朋友看，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内有很高的成就，对于世间种种比我更有体会。我这位朋友告诉我，他看了小说之后“很会心”，听到这个评价之后，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便落了地。
三
小说里，有些内容，有些话题，其实写得挺残酷的。
这里面全然没有小人物的奋斗史，你想通过看这个小说有所“励志”，试图从中看到升级打怪的快感，对不起，这里面是没有的。这在小说的题首，我借用苏东坡《满庭芳·蜗角虚名》里的一句词，“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已经表达清楚这个基调了。
在我看来，一般意义上的那种靠一己之力逆袭成功，进而成为商界大佬的故事，这些美好愿望只能活在想象中。《老板不见了》里的人物，他们的内心活动，更像是拥有之后，经历过风雨之后的感悟。但与此同时，“杜铁林”们的那些感悟，又有着“虚弱”的一面。那些看似至理名言的“金句”背后，是他们自身的“无奈”和“回不去”。他们，明明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结局，但却无法抽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辆车，就这么直接地、硬生生地撞向前面那堵墙，这种惨烈，才是最触目惊心的。
在林子昂身上，老板杜铁林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为什么他会心生羡慕？那是因为杜铁林知道，林子昂还年轻，他还有机会踩刹车，调整一下方向盘。但杜铁林绝对不会主动提醒林子昂，那是因为，他心里更明白，如果林子昂注定是和他一样的人，那么，这个小伙子今后将会经历些什么，其实都是天注定的。
但女明星姚婷婷为什么要规劝林子昂，劝他不要把自己全部都扔进去，说那样不值得呢？那是因为姚婷婷内心里还住着一个善良的“自己”。至于林子昂自己是否能听进去，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别人最多也就是给建议。但林子昂无疑是幸运的，在他的成长道路上，还能遇见贵人点拨，其他年轻人，有这个机会吗？或者，如果遇见了，谁又能分得清楚真知灼见和胡说八道呢？如此种种，小说故事背后的“调子”，就是这般。很残酷，也很真实。
为了准确描绘出这种拥有世俗成功之后的“荒凉感”与“痛”，一种看似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的“痛”，我在小说里十分用心地设计了女明星姚婷婷这个角色，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物。她的存在，是相对于杜铁林的太太李静存在的，她最后的“抽离”，同李静最后坚定地选择同杜铁林离婚，出发点都是一致的。反过来，我也想说明的是，女性在很多时候所秉持的直觉与敏锐，远远胜过男性所尊崇的所谓理性与规则。当然，之所以把姚婷婷定位成一个女明星，这种艺术效果大概就在于，你们都以为她应该是所有人里最复杂的，最会戴面具的那一位，但她不是，相反，她其实才是活得最洒脱、最简单的那一位。以我的有限认知而言，在现实中也是如此，我们都过得太复杂了，还不如活在戏里面。
四
关于小说里的那些“老板”，尤其是他们最后的命运结局，我也有几句话想说。
在小说里，像杜铁林这样具备较高人文素养和强大自我修复能力的老板，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稀缺物种”，像王江南、蒋笙那样格局的，其实也不多，他们本质上都可以被称作为“企业家”。更多的老板，则是孔老三、六哥、董建国、鲁光辉那样的。读者朋友们看这个小说到了后面，对于六哥、董建国、鲁光辉这些人的结局，是能够理解的，但看到杜铁林冒险接盘华光信托，估计会有疑惑。
难道深谋远虑如杜铁林这般，会不知道其中的凶险？况且张局已经明确告知他不要去碰这单生意，他为什么还要执意为之？小说写到那个阶段，感觉是我写作上的不够老练，导致了过多的“留白”，但本意就是想说明“工具化倾向”到极致之后的必然结局。生意做到那个阶段，华光信托必然是杜铁林要拿下的目标，好比过去那些资金是杜铁林打仗的“子弹”，如今一个满满的军火库摆在前面，再危险，他也是要冲上去的。
因为，在那个逻辑里，最高的评判标准就是手里的刀子是否足够锋利，已经根本不在乎这把刀子是用来杀人还是用来切水果，更不在乎它对“握刀人”自身会造成什么伤害了。当然，杜铁林自幼丧父，老师王儒瑶是他精神上的父亲，在那个时间节点，王儒瑶的过世，意味着杜铁林连最后一个可以请教的人都没有了。加上妻子李静提出与他离婚，他既没有家庭的保护，也没有家庭的羁绊，杜铁林作为一个孤独的存在，大概也只有那把最锋利的刀，才能让他体会到存在的“快感”了。
我相信，在阅读的过程中，那些小片段，那些看似随便一写，其实却是有意嵌在小说里的各种“小钉子”，一定会遇见它们各自的“有缘人”。当然，如果今后还有机会，也有充沛的情绪积累的话，我希望能够写得更娴熟一些。
但无论如何，我自己知道，这是一个态度很诚恳的小说，我把自己工作十七年的许多感受都倾注在里面了。如果问我，写这个小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自己的内心彻底地梳理了一遍，想明白不少事。
作为个体，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社会大事件，这是人生本来就该有的面目。所有大时代的变迁，也都会在个人身上打上烙印。至于个人，人生都是第一次，也只有这一次，该怎么过，想怎么过，都是造化。但不管怎么说，敢于直面，敢于正视，终究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走了一段路之后，能够稍微歇歇脚，又始终没忘记最初起步时的那个自己，那该多好啊。来源：文学报 | 陈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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