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请原谅我“以暴制暴”
“我冒犯谁了？冒犯了这个社会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吗？”这是余秀华不止一次发出的天问和她给出的回答。余秀华似乎有独特的上热搜技能，隔三差五就会在微博上制造一些波澜。月前，因为将李健作为写作素材的一个部分和调侃表白李健被网友评“这样是对别人的一种打扰”，余秀华生气回怼，引发一场网络骂战；最近则是因为余秀华在微博发的一条关于纪录片《掬水月在手》的评论中，称叶嘉莹为先生，被网友指出这种称呼本身含有歧视女性意味，余秀华回应“男人被叫先生，在娱乐场所是戏称，真正配得上先生二字的男人有几个？还女权，毛线！”
余秀华身上的标签，诸如“残疾”“农村女性”，都在将其打入弱者的渊薮，而她却反常地表现出强势：且不说她作品中一反中国温柔敦厚诗教的那些摧枯拉朽的炽烈情感，和诸如“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和“来，封我为荡妇吧，不然对不起这春风里浩荡的遇见”之类坦荡的比喻，她在私下里也是那样洒脱，像在横店村走一圈，随手拿起稗子、兔子、阳光就能成诗一样。她在网络上也随时拈着撞到她这里的任何人和词语来戏谑调侃，任何人揣着一肚子铜墙铁壁的道理去和余秀华理论时，都要做好被消解成一地烂泥的准备。
部分“微博事件”
两年前余秀华出版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无端欢喜》时，澎湃新闻曾对她做过一次采访，漫长的一个小时中，她近乎耍赖地将下巴抵着平摊在桌上的手恹恹地、漫不经心的回答着问题。最近，她的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再版，我们又一次在小小的采访间坐在一起，跟网友骂战的风波还没平息，她也刚经受了一次情绪的消沉期，见到她时，她正有点儿焦虑地在刷手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从互联网时代的骂战聊到她的诗，聊到她在生活中感觉到的磨损……
余秀华
塑造“余秀华”：我不接受那些无耻的同情
在进入到余秀华对自己的阐释之前，我们可以先试着去看看在余秀华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而我们又该将她放在怎样的一套话语体系中去评价。
2014年底，媒体人们在偏远的湖北横店村发现了余秀华，为她拍摄纪录片，并出版了《摇摇晃晃的人间》诗集，她因而有了诗人的身份，但是又绝非一个单纯意义的诗人。
一位学者在尝试定性余秀华时说：“如果我们把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视为一个不断地从整合状态向分化状态的转变，显而易见出现了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而余秀华诗歌现象呈现的正是这样的复杂文化景观——精英文化、大众文化、 主导文化一炉而冶。”
很多对于余秀华的讨论仍集中于对作为创作主体和创作本身的讨论，比如分析她诗中的女性意识、阶级意识，以及身体的疾痛如何左右着情感并被付诸意象化用到诗歌中。然而余秀华从2014年底首次被冠以“脑瘫诗人”等的标签走到大众视域中，就不单纯只是一个适宜被放在文学内部讨论的现象，余秀华从一开始就被多重力量抢夺着：传媒符码试图找到最猎奇词语来窥视她、文化精英们试图以名人符码如“狄金森”来比喻余秀华诗歌的特质、社会学者女性主义者则更对出现这样一个兼具强烈的身体意识、性意识的潜在代言者喜闻乐见……任何一次文学内部惯喜欢做的“作品探讨会”“诗文鉴赏”在这样一个多义性的作者面前都显得非常绵弱。
余秀华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在互联网媒介的审视和传播中完成，《虚拟网络空间的话语狂欢》的作者马大康在形容网络媒介构筑的空间时说：“它的非官方、非权力和反贵族化充分显示着民间的姿态和立场，无所拘囿的自由和颠覆理性权威、蔑视等级秩序、追逐感性欲望，又使得这一空间成为一个众声喧嚣的狂欢节广场。” 在这里，文化可见地被媒介化，文化的意义也被拆卸拼装成各种符码进行流动，“流动的是媒介化的信息，并不是主体的直接在场”。
到处流动的媒介化的信息带给大众的直接观感就是余秀华作为一个符号常常被征引。湖北钟祥莫愁村建起了余秀华文化艺术馆，她的诗句被做成各种装置；湖北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建起了一座以诗人余秀华为主题的广场，并将余秀华旧居作为重要景点。
余秀华身上的文艺性被权力者借用和放大，远远溢出文学的范畴。而她从婚姻的泥淖中挣脱、以一个强悍的女性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又让她成为反抗精神的典型。余秀华和食指之争中，几乎一边倒的支持余秀华，与其说是文学之争，则不如说余秀华在现在的文化语境中天然有身份优势——在以“表意的、模糊的、非语境化的、反映情感体验”的大众文化中，余秀华坐享其成的同时也必然受其所累——她作为作者，很难丝丝入扣地将自己的写作、自己的情感准确传达给大众。她作为大众文化典型，最开始是以励志的脑瘫诗人惊鸿一瞥，近些年又因为大胆的言论被讥为泼妇、荡妇，这意义的两端消解掉中间大段的关于诗歌本身、关于作者的命运、略显悲感的生命体验等等的讨论。
好在比起更多一旦进入大众文化就惶惶不可终日的作者，余秀华更加强悍，她跌在人生的最低谷过，走出横店村、站在公众面前的每一天都不会比以前更糟糕，她最终成了一位顺遂着自己本心的，任何时刻都不惧怕被所谓的规则反噬的写作者。她频繁在微博、微信号上发言、参与讨论，她自己也参与到对于“余秀华”的塑造中。
她一直是一个清醒又务实的创作者，如同下面这首诗中的自陈：
请原谅，我还在写诗
并且，还将继续下去
我的诗歌只是为了取悦我自己，与你无关
请原谅，我以暴制暴。以恶制恶
请原谅，我不接受那些无耻的同情
这个世界上，我只相信我的兔子
相信它们的白
相信它们没有悲伤的死亡
做不做诗人我都得吃饭，睡觉
被欺负就会叫
我不得不相信：哪怕做一个泼妇
也比那些虚伪的人强
《月光落在左手上》内页
表白李健，冒犯了谁？
虽然在微博上经常以“姑奶奶”自称并对挑衅的人恶语相向，但是余秀华绝大多数的诗仍是充满着中国乡土的郁郁葱葱，即便是写性，大多数的诗也写的并不那么露骨，而且总能以自然风物来遮掩和化用，由此显得幽微难解：
“他在她身体和肉体的迷魂阵里冲突了半辈子，她还是躲在一个向日葵里，那么多籽，他一找一下午”（《大雾弥漫葵花城》）
“突然，玫瑰的迷香铺天盖地，对就要这个时刻，就要这明晃晃的下午，她浮出了水面，她摇晃的乳房，在风里飘荡的体毛让它怀疑，她踩着青草的脚趾让她眼花，一切都在密集，打开亲近而遥远”（《一个丑陋的女人和一个老虎的关系》)
“你曾经控告我：说我半夜偷了你的玫瑰，把一匹马的贞洁放进了井里。哦，你说你坍塌的城墙，有我攀爬的痕迹。你说如果不是把心放在保险柜里，你如今都缺了一部分。
“你说：我就是那个女匪吗？你说我绑架过你吗，在你口渴的时候，我不曾想用我的血供奉你吗，你说我为此荒芜的青春有人偿还不”（《面对面》）
“他脱下春天，清晨。关闭花朵，甚至光亮，向秋天深处行走，落叶打在肩上，战栗是一种引诱。他的沉默也是，夕阳穿过脚踝，曲折着的光芒是引诱，他的微笑也是。”（《引诱》）
余秀华诗中经常是“我”在观看一个“你”，或者是以“你”为对象，“我”诉说着我的爱情，余秀华毫不犹疑地将审视的、思考的、讲述的权力把握在“我”这个主体上，即便这个我是提心吊胆的、是爱而不得的，但是却是绝对的叙述主体，这让每一个读者都被迫从一个女性的眼光看出去，并对她的处境共情。
中国古代的男作家已经写了几千年的女性，从“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写到“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无数个失语的女人被男人的目光抚摸过，我们也司空见惯了这种表达。但当余秀华强力地将“凝视的逻辑”转变，去写一个在河里清洗身体的男人和他打开一个木匣子有蝴蝶扑向他的画面于“我”都是一种引诱，并强势诉说着自己的欲望：“我的野鸽子你衔来桃花、衔来杏花，我备了酒，备了背叛，备了不死不归的决心。能让我在你身上找死吗？”比起一些触目而大胆的只言片语，这种叙述主体的扭转是余秀华文本中更为重大的命题。
在讲述怎样写诗时，余秀华言简意赅地说：“必须先有一种情感，再找合适的意象来讲述，比如我有一个印象：我曾看到一个很漂亮的狮子在草原上奔跑，我觉得这个画面很美，我就会把它作为意象写出来。”
“诗歌里我很注重意象的使用，这是关键。我觉得万事万物都可以作为意象存在，要面对一种挑选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意象在诗歌中看起来都是成立的，这就是诗歌的魅力。我打个比方，我可以说我的那些诗歌不是写给李健的，但我也可以说我都是写给李健的，只是为了保护李健才说不是，而你在读我的诗的时候或许发现这两种说法都是成立的。”余秀华说。
关于李健的诗
而或许诘难余秀华是冒犯了李健的网友高估了余秀华的深情。像余秀华这样强烈依赖情绪、依赖感受力的创作者更可能是在利用一切引起心绪波动的意象，在这种层面上，李健和一根阳光下毛茸茸的鼠尾草区别并不大，一样地让人觉得可爱，让人觉得能够将其编织进诗篇中，这是余秀华文本的逻辑。
而关于所谓的冒犯的话题，余秀华则说：“我觉得没有冒犯谁啊，冒犯谁了呢？冒犯的是这个社会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吗？我们这个社会仍旧承袭着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女性一定是温柔的，你如果往前撺，男人就会觉得他被冒犯了，他会觉得你侵犯了我作为男人的主动权。”
已经厌倦了解释的余秀华常做好要“自弃”的准备，在《或许不惯于爱情的》一诗中，她索性写：“来，封为我荡妇吧，不然对不起这春风浩荡里的遇见。”对于这样的坦诚，她说：“你选择做一个写作者就意味着出卖自己的灵魂，你要毫无保留的把你的灵魂的东西展现给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任何人做这个事情，这个世界会更加虚无和肮脏。选择作一个诗人本身就意味着牺牲。而且人本来是非常渺小的个体，有什么隐私呢？所谓隐私不就是那点男女之事吗？我可能经历的事情很多人不知道，不可能完全的展现出来，但是我的展现就意味着牺牲，意味着要接受挑衅，要接受攻击。”
【对话】
澎湃新闻：这次出的诗集主要收录的是2014年左右的作品，回到对于诗歌本身的讨论，你会比较依赖横店村的乡村生活的意象吗？
余秀华：不依赖，唉，现在我也写不出那种感觉，现在是新农村和年轻的生活方式的衔接的实质点和生活方式改变的一个过渡时期，我没有很准确地把握这个时期，也没找到恰当的意象和恰当的表达方式，我就觉得等一等再写也不迟。
澎湃新闻：但是现在仍有需要表达的时刻时，你会更关注什么，会利用哪些意象呢？
余秀华：我现在没怎么想，没怎么写，觉得写得不怎么好，没有进步。
澎湃新闻：你说的没有进步，是指创作到一定的程度停滞，还是没有那种强烈的感情了？
余秀华：都有。
澎湃新闻：你会考虑现在社会上的所谓时代情绪，比如疫情以后就出现了很多关于回应生命、疫情的作品，你会也写类似的回应社会命题的作品吗？
余秀华：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这个能力，我也觉得很假。像我爸，我爸关怀社会，但他又没有地位，他也没有钱，就只有关怀的话关怀有什么用？关怀有个毛用。
《月光落在左手上》书影
澎湃新闻：所以你会觉得说一定要当这种社会的关怀是可以转化成一种实在的，真的可以帮到社会上每个个体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吗？
余秀华：我打个比方，比如说一个人掉到水里了，我去救他，我把他救起来我死了，这种救人从道义上是好的，但从生命上毫无价值和意义。而如果是两个人掉到河里，我把两个人救起来我死了，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是有意义的。
一对一的帮助是平等的，又没有任何人的生命比你的高过一点，你不是说为了成就一种道义就把自己牺牲了，那是愚蠢，不是道义。
澎湃新闻：2014年以后你终于能离婚和一定程度上过想过的生活，看到一个评价说：“不知道你是否还经常伤心，但是总该为争得了一些话语权而高兴。”你怎样看待大众认为你有话语权的问题？
余秀华：我的回应是，你觉得余老师有话语权，是不是她的话都能算数？她要睡你你让不让睡？如果她说的话又不作数，所谓话语权有啥用呢？你说这网上谁有话语权，比如说李健，比如说池子，他们可是大V，但他们有话语权吗？谁听他们的？老子都不听他们的。
澎湃新闻：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会听到你的声音，然后会用你写的一些话去安慰到自己，这是有可能的。
余秀华：那是我在对社会做贡献，那也不叫话语权。其实我觉得一个诗人的好处就体现在这，你的诗歌里，你能够鼓励别人，安慰别人，虽然不是刻意的，反正我不是刻意的。
澎湃新闻：问你一个俗气点的问题，出名的这些年，你有更快乐吗？
余秀华：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比以前大概快乐了30%。
澎湃新闻：哪种程度上的快乐？是物质上相对丰盈，还是精神上也得到了一些宽慰？
余秀华：可能都有，但是不管是谁，都会面对烦恼和麻烦。很多人的理想可能是扁平化的，觉得有钱就好，但是生活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扁平，他还是有个人，会有这种信念和难以达到的愿望，真的，人是一个难解之谜。
澎湃新闻：你会倾向把你自己放在哪一个范畴去讨论，是放在文学里头，还是在大众传媒里边？
余秀华：放在大众传媒里面也还是文学啊。所以在这种传媒里，我觉得更需要把文学的传播做得更好一点，不然大家一说大众传媒都是娱乐性质的，文学不是很好，虽然现在媒体都在娱乐化。
澎湃新闻：现在也造成一种问题，就是在学院派或者严肃的诗歌探讨的领域，会认为你一开始就跟媒体绑定的这么密切，是否天然有些猎奇。
余秀华：会有。但是猎奇这个形容我不服，学院派观念也很偏执。他们不靠媒体传播，他们说他们的文章能出来，他们还不是靠媒体传播？自媒体不也是媒体吗？
澎湃新闻：经历了疫情以后很多作家写诸如世界的荒诞，你怎么看？
余秀华：有人说疫情之后这个世界可能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但我觉得不会。只有那些家里有人因为疫情死了的才会记住，其他人只是看着。他们没有亲身经历，那种一直以来的想法我觉得是改变不了的。
这个世界很荒诞，每个人都是荒诞的。世界上太多虚假的东西了，甚至连我这么真诚的人要是骗你的话你能看的出来吗？你也看不出来，所以就很荒诞。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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