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们如此热捧“民国学人”？
民国学人热，掐指算来，应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批“出土”的民国学人突然浮出尘世。随手拈来，就有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傅斯年、辜鸿铭、章太炎、黄侃、刘师培、刘文典、赵元任、容庚、梁思成、潘光旦、钱钟书等。最有标志性的民国学人“文本”，是陆键东写了一本《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着实带动了民国学人热。于是乎，一堆民国学人“故事”被发掘。比如，章太炎到袁世凯大总统府门口骂骂咧咧，无所畏惧；钱钟书数学只得了15分也能考上清华，这在今天高考是不可想象的；时任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竟大胆妄为，狠踢蒋介石的裤裆，包括后来他脱离西南联大，到土司那里抽大烟过瘾。好在还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段子和故事，于是，民国学人在上世90年代开始大大地“风光”起来。
新世纪后，独立学者、作家岳南关于民国学人的三大本《南渡北归》（后增补修订为6本，近200万字），一俟出版，引起知识界、读书界广泛关注。
为何上世纪90年代会产生民国学人热？现在看来，我以为有如下几点：
一、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加之上世纪80年代掀起的西方文化热“退烧”，一种手足无措的情绪普遍弥漫于知识界。知识人开始分化：一部分人颓废玩世，无心问学；一部分正好赶上市场经济大潮，“转型”下海；还有一部分则躲进小楼成一统，名其曰“为学术而学术”，以安妥自己的灵魂。
二、恰恰埋头“为学术而学术”的这批人，在故纸堆里突然发现和发掘了民国学人，而且首先被发掘的民国学人，是“国学大师”。恰逢此时大力倡导传统文化和“国学”，于是乎，一拍即合。甚至还有少数人抱有名利双收的期待，何不乐哉！
三、这批中青年学人先天不足，国学功底相对薄弱，突然发现陈寅恪、章太炎等“大师”“国宝”，当然自惭形秽，眼神放光，嗣后便为之竭力阐扬光大，想来也很符合情理。
就这样，民国学人甚至民国，便被热捧起来。有两个时期曾被我们“大书特写”。1927至1937年。这段时期，学人生活相对稳定优裕，少有外来干涉，学术相对自由，成果也最丰；另外，抗战时西南联大虽极度艰难困苦，但仍薪火相传，故事不断。今人浓墨“重写”“重构”这两段时期的学人和学术活动，无形中有“放大”和“想象”成分，甚至有选择地对此蒙上一层神奇色彩。
不可否认，陈寅恪、章太炎这样的民国学术巨星，学贯中西，他们打通古今，融贯中西，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后这个历史大背景下，他们作出“范式”意义的学术开创工作，功不可没。
但我还是要说，今天的文学哲学社会科学总体成果已远远超过民国。原因很简单，今天的学人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经过40多年的“恶补”和努力，才有这样的蔚然景观。
当然，我理解今人热捧民国学人所表达的一种心情，他们很大程度是对今天学术界的现状表示不满，对一些学人丑陋行状表示不屑和鄙夷。比如，当下相当一部分学人在现实利益诱惑下，丧失起码的学术品格；还有，在体制、课题、考核、晋升等过于僵硬的大棒指挥下，学术研究成了定制“商品”，甚至仅具有交换意义的“速成品”“速销品”，甚至“速朽品”，以致学人的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和人文情怀荡然无存，至少大打折扣。
好在，如今我们有民国不可比拟的学人庞大基数，应该有这个信心，总有一些那怕是极少数的学人，由于他们坚守学术阵地，以学术为业，以学术托命，最终会创造出超越前人的学术成果。事实也是如此。
为何我们热捧民国学术和学人？我以为，更多的是我们有一种焦虑，由焦虑而期待，其表现即：对当下学术体制机制不满，对一些学人丑陋行为感到痛心。
来源：文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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