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登场的一代作家们，是否还有为自己重新命名的勇气？
中国文学研究中有划分代际的传统：以十年为界限，划分一代作家，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50后”、“60后”至“90后”、“00后”作家的说法，这样的划分也许看似有“一刀切”的嫌疑，却也因其实用性、合理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使用。但在当下，文学呈现更为复杂的面貌之际，是否有必要对代际划分做一次重新定义？又是否该为一代作家重新命名？12月5日，以“‘ 不惑’ "和 ‘知天命’之间：一代人的精神图谱和文学经典化”为主题的2020年花城文学论坛在浙江德清莫干山举行。
活动现场图
参与会议的作家中最年长的是生于1966年的艾伟，最年轻的是生于1983年的孙频，其余作家如弋舟、路内、付秀莹、张楚、阿乙、石一枫都是“70后”。之所以将这群作家聚在一起，评论家也是本次会议主持人何平表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这些作家或在1990年代出场，或在1990年代发表成名作，特别是以1992、1993年为起点，他们和以1980年代为起点显露头角的作家群有着明显的不同。
在解题时，针对“不惑”和“知天命”之间，何平提出文学代际不是指生理年龄的划分，虽然本次会议以“70后”作家为主，但他不认为这是一场“70后”的会议，“从写作与时代的关系来看，我认为的‘代际’与1990年代关系更大。”由此，他提出：上至艾伟、李洱、东西等作家，下至孙频、双雪涛、笛安等作家，这两头及中间的作家或许可构成一个“文学代际”。“他们可能是共享时代社会背景，有可能辨识出精神图谱，归纳出共同的审美经验的一代人。”何平说道。
参与本次会议的“70后”作家
文学代际，是思想的、审美的、
精神的范畴考量
艾伟在发言中表示，“我们的40年，相当于西方的几百年，从发展角度看，因为中国变化太过迅捷，每一代人的生命经验各不相同，另一方面，从更大的历史层面来看，我们又处于同样的历史体验中。”如他这样的“60后”作家，经历了“革命”和“经济”两个不同的年代，但它们背后的逻辑又是相似的。“一个是理想主义的，一个是物欲发展的，但这几十年，我们在共同的时代意志影响下写作，大家又可以视为同一代际的作家。”但需承认的是，在中国，代际问题是实际存在的。
他补充何平关于“文学代际”的表述时说道，1980年代的文学是被及时命名的，历史的方向是清晰的，内在的文学逻辑是启蒙。但1990年代的文学至今似乎只有一个命名——文学的碎片化。“我曾和李洱讨论过这个话题，文学界也许需要对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进行重新命名、阐释和评价。这一代的文学无论文本还是技术，都很自觉地和中国经验进行了结合。”
莫干山景色
以出生年代为标准划分作家群落，在一些作家眼中，虽有局限性和时效性，但仍然具备参考价值。弋舟表示一开始不大喜欢“70后”作家这样的称呼，后来也渐渐接受了。他说：“要直视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吧，至少我们这代作家相对完整地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这使得尽管在文学立场和审美上有差异，但我们彼此能互相交流，也就从潜意识中接受了这样的划分。”
“在这个经济、科学、文化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年代都快速发展变迁的时代，十年或许能够体现出一个时代横切面的纹理和特性，这在中国作家的身上可能体现的更为明显。”张楚从主题、小说技巧等角度说明“代际”在一代作家身上的影响。
比如“50后”作家身上往往能窥探出他们对历史的反思和考量，这在他们的长篇创作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他们对历史纵深处旋涡的关注可能超过了对小说自身技术的关注。“60后”在本文上有着更明确的追求。在苏童、格非等作家身上就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乡土与城市、谎言和真相等更感兴趣，运用复调、多声部、开放式的叙事策略，拓展小说发展的可能性。
而他自己，也就是“70后”作家们，他称为“野生野长”的一代，受先锋文学影响更深，“在座的弋舟、阿乙、路内和我，在写作初期基本上都受到过先锋文学的影响。我们这代作家似乎对历史和宏大叙事普遍缺乏热忱和好奇，更为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且偏爱乡土叙事和城镇叙事。”到了“80后”作家则对城市文学有着一种本能的亲近，而且这一代大多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写作初期，就具备了基本的小说叙述素养和经典阅读熏陶，可以说，这一代有着先天的技术优势。
莫干山“法国山居”
路内赞同在座的“70后”作家接受的文学熏陶来自先锋文学的说法，“那时候，我凭着少年的直觉，就爱看《收获》和《花城》，它们深深地影响了我日后文学观念的构成。”他还特别提到了1990年代，互联网兴起与技术发展在代际划分中的体现，比如出生于1973年的他和一批“80后”作家几乎同时开始接触互联网，所以也有共同语言。此外，他能从一些摇滚歌手和电视剧身上清晰地辨识出“我们是一代人”，这份感觉在一些同龄写作者那里反而是没有的。“在泛文化层面上，我们前面说到的同一代人就已经有了‘我者’和‘他者’。”
“对于‘80后’作家而言，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作家个体差异很大，这也导致写作更多元也更个性化，共同经验相对少了些。”孙频表示，在这一代人身上，作家的光环已经减弱了，“我们的写作变成了非常个人化的行为，但核心的文学精神不会因为代际而消失，它一代一代传承着。”
可以说，进入到1990年代后，文学的时空和边界不断在改变，也许目前的现状正如何平曾在本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在一个信息交通过于发达的时代，以文学为例子，网络新媒体助推全民写作成为可能的结果，反而是越来越圈层化和部落化，这种圈层化和部落化包括文学生产和消费的所有环节。因此他在现场表示“暧昧模糊出生时间，谈文学代际，不是说抹平差异，而是尊重每一个文学空间里的复杂性，将它作为思想的、审美的、精神的范畴考量。”
写作者往往不知道作品驶向何方，
文学经典化依赖各方合力
对于批评家而言，如果要为一代作家命名，在梳理文学史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的一个话题是文学经典化。而对作家而言，这个话题就显得不那么迫切了。路内表示，文学经典化是一个常谈的话题，却也极其难谈：“如果从标准来看，文学经典化是指获得了文学奖，还是年销一百万册，还是成为‘作家中的作家’？而这三个标准也不在一个维度上。”
会议举办场地：莫干山居图
标准的难以界定外，付秀莹也提出“谁来确定经典化”的问题？她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典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化的概念，也是一个当代化的动态过程，需要当代读者的积极参与和认真实践。“我们的读者包括评论界、出版社还有期刊编辑等对作品的不断筛选、淘洗和逐渐确认，是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部分。任何一个普通的无名的读者，都拥有为作品指认和命名的权利。”
在她看来，从终极意义来讲，作家本人对“文学代际”的感觉可能是模糊掉的，更重要的是谁最后写出了经典化的作品。“写作于我——在人生的狭窄处、幽暗时刻去写作，代际就不那么重要。我目前短篇写得比较多，人到中年，经验在变，需要大体量的东西来吞吐，从这个意义来说，长篇小说更具备这一功能。希望能写出具有经典化气质的作品吧。”
“每一代都会出现经典作品与作家。但我想，能不能成为经典，这不只是人力的问题，还有天命。”孙频如此说道。阿乙也表示，写作者往往不知道自己的作品会驶向何方，依赖于批评家、编辑等给作品塑形。他特别提到了期刊在经典化中的作用，“经典化中，我觉得文学期刊就像在迷雾中掌舵的人，等雾散去，才能知道谁到了湖的中央。”他指出有一些年轻有为的写作者，有佳作一二，后劲却不足，一部分原因跟缺乏有耐心的编辑和评论家的持续关注有关，他说：“近来，比如‘花城关注’栏目，在推介青年作家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
莫干山风景
石一枫则认为写作的人没有必要考虑经典化，他提到了历史大事件影响代际划分的同时也对文学经典化产生影响。比如 1978 年改革开放、2008 年奥运会、2020 年新冠肺炎，都会成为影响文学进程的大事件分隔点。从这个层面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在他看来，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经典，而这一点在西方经典作品中同样存在。张楚同样认为作品的经典化，与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作品的经典化，我们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的命名就能得知，在与时代共进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年代的标识符和注解。”
本次活动由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花城出版社、湖州市作家协会主办，《花城》杂志与德清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
新媒体编辑：袁欢
配图：主办方供图（徐鸣 摄）、本报记者 摄 、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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