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骏《春夜》：一次同代人的写作，关于上海的二十年
12月，作家出版社推出作家蔡骏的首部半自传体长篇《春夜》。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文中“我”的父辈工作半生的春申厂的历史和围绕工厂发生的两起悬案：当年，与“三浦友和”竞争副厂长的技术高手王建军制作永动机壮志未酬，被谋杀身亡。“我”老厂长车祸身亡后，父辈对当年的追忆中，巧合听闻此案。正在“我”和伙伴破案的过程中，新厂长“三浦友和”又在春申厂即将被出售之际，和工人救厂的集资同时失踪。
为了找到真凶，也为了完成已去世的老厂长对我的托梦，我们开始了对“三浦友和”漫长的寻找。而世事流转，春申厂老工人风采逝去，小辈们也有了新的生活，但 “将厂长捉回来”的执念依然存在，最终，我们在巴黎见到了落拓的“三浦友和”，却发现，一切悬案都与他无关……
最近，蔡骏《春夜》的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批评家杨庆祥，中国作家协会创业部副研究员岳雯，《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徐晨亮，蓝港影业CEO严雨松，喜马拉雅人文主编黄怡婷，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颜慧等人出席了活动。
蔡骏的“夜晚美学”
在《春夜》里，蔡骏写的上海跨越二十年，这二十年在历史长河里白驹过隙，但对于每个人来讲，二十年就是活生生的现实。《春夜》的后记部分蔡骏提到，他采用了虚实结合的方式来谋篇布局。小说里面有很多人物基本上可以通过姓名符号推断出大致的性格或者大致的定位，而“蔡骏”的名字也出现在了小说中。
评论家贺绍俊在评价蔡骏的写作时谈道：“蔡骏的叙述自成一格，他往往让自己充为一个角色加入到他虚构的人物阵营之中，明白无误地将自己的真实经历嵌入情节发展之中。这种似真似幻的叙述也许会拉近读者与小说场景的距离，获得一种真实感。蔡骏坦然地将自己的经历编进故事之中。不妨将此视为作家处置自己经验的另一种方式，这是不是有一种穿越的效果，一种真实向虚构的穿越？”
颜慧谈道：“类型小说需要高度的智慧和高超的谋篇布局能力，从悬疑小说作家并轨到纯文学轨道上，我发现蔡骏非常自如，情节构思也非常吸引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文学作品，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能让读者产生代入感。小说通过人物的行动轨迹，让上海这个城市有了更多扩张，我们都读过王安忆笔下的上海，陈丹燕的上海，或者是金宇澄的上海。而蔡骏用大量的文学人物的名字和上海的一些标志性地标相互交织，编织他的这个故事，构建他自己的一个上海。”
徐晨亮说：“蔡骏在这些年的创作中发展出一种可以称之为夜晚的美学，用一个现在特别流行的说法，以夜晚为方法，包含了大量具有时代感的一些信息，一些人物，一些符号，去审视我们的生活和时代，审视我们自我和历史的关系。”
“小说里，蔡骏父亲同场的三个好朋友三剑客一起出现，其实每一个符号可能都在八九十年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里扮演过特殊角色，或是一些象征。看到这些，人们会激发很多联想，具有年代感的符号性和当代人的生活彼此渗透，这些东西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的意识当中，变成一种去审视日常生活的方式，蔡骏写到了这些外在符号和小说人物生活世界之间的平行互动渗透，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小说里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春生塔被拆掉，被推土机推为平地，恰好也是和‘9·11’事件发生在同一时间点上，一下子把小说的时空和外部历史时空打通了，具有阐释空间和价值的意义。因此我相信这部小说为我们当下文学提供很多新的话题，而且我觉得这部书，应该放在蔡骏二十年的写作历程，乃至我们新世纪二十年以来整体的文学发展的脉络里面去审视。”徐晨亮谈道。
一种历史写作新的可能性
《春夜》中，大量蔡骏擅长的悬疑推理元素仍充斥于作品中，以一种奇诡、怀疑的氛围，烘托出了新旧世纪之交，工厂工人以及工人子弟生活的起伏和心理的不安。推理、探案的元素虽然不再是作品的“主角”，但仍充分地融入了作品，营造了一种亦真亦幻的魔幻现实主义氛围。
而相比于之前的作品，《春夜》更注重展现深流涌动的社会关怀故事，写照出亲切而真实的工人群体生活，展现当代工业社会背景下工人群体及他们的后代的精神。
书中的普通人看似面临无尽的机遇、挑战，命运曲折离奇，但是在大环境下，他们又身不由己，最终是历史的阴差阳错之中艰难前行的普通人，没有撼动大局的力量，甚至无法一窥历史的真相。最后，老一辈的奋斗者逐渐凋零，新一代人虽然继承了父辈的追求，却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下，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建构着时代洪流之下上海市井的“众生相”。
但《春夜》故事中的众生虽然身不由己，却也并没有无力地浮沉，他们执着于自己的追寻，如书中“我”追寻的文学理想，王建军追寻的“永动机”，又或是“我”、张海、小荷……这一代春申厂子弟，在成长过程中，对于厂长、对于“悬案”真相的不懈追寻。虽然最终，这种追寻大都没有开花结果，但是在这追寻之中，“我们”都更理解了生活。
杨庆祥说：“蔡骏书写出了我们同时代的今夜，这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代人都希望自己的经验持续更久，覆盖更多代际的人。在整个当代的叙事里面，贾平凹的经验，莫言的经验，更上一代，沈从文的经验，张爱玲的经验，他们的书写，会不停想要覆盖其他下一代人的经验。每一代的写作者和思考者，都应该有足够的勇气或责任，去把自己的经验书写出来，把它铭刻进去，这样这个写作才是有效的，所以能够理解蔡骏为什么要用一种半自传体的方式书写上海，书写工厂，书写父代人和我们这代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把这种经验和我们的思考，我们不可替代的历史感呈现出来，跟他们形成一种对话，所以这个意义上，蔡骏的写作不仅仅是同时代的写作，还是关于上海，关于中国当代史写作的一个版图。”
“当代写作具有非常多的可能性，重要的不在于各种概念，而在于我们怎样真实地表达我们自己的经验和历史，这是最重要的，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忠实于我们自己的人，那么我们一定会写出好的作品。实际上蔡骏这个长篇，呈现出来是一种非常杂糅的写法，这种杂糅不仅仅是一个修饰层面的，而是恰恰是中国当代史，上海的当代史，本身就是一个杂糅的历史，就是说这种写作跟历史本身的逻辑是契合的，提供了一种历史写作新的可能性。”杨庆祥谈道。
“一种对安全感、尊严感的至死不渝的追寻”
岳雯认为，一个作家要突破自己惯常的写作路径，突破自己的语言，去转型去走另外一条新路的时候，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春夜》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小说用非常铺张、奢侈的用词，以一种写赋的形式来写小说。
“小说整体讲的是人物对安全感、尊严感的至死不渝的追寻，与此同时，这里面还有一种乐观浪漫的东西。蔡骏克服了写作者的自恋，指示我们看到一个有情有义的张海。为了把厂长捉回来，他们修好了那辆红与黑的轿车。这个轿车本来应该像工厂一样死亡消失，因为这辆车在高速公路上遭遇车祸，已成残骸，但在工人们的手里起死回生后，成了非常炫目的存在。”岳雯谈道。
“若干年后，当轿车再次被废弃，他们又再次把它找回，重新赋予它生命，这时出现小说里极具高光色彩的一幕：张海驾驶红与黑从上海出发，到新疆，到哈萨克斯坦，穿过中亚到俄罗斯，到芬兰波罗的海，然后一直到了巴黎。也许很多年后，我们可能会忘记《春夜》具体讲了什么，忘了《春夜》的很多小细节，但我们一直会记得这辆汽车，相信这样一个人，开着这辆汽车，与其说去找厂长，去知道这个工厂的真相，不如说他是驾着这辆车寻找工人阶级的命运，他一直开到世界尽头，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它其实没有消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坐在这辆汽车上，这辆汽车上有我们的过去，可能也有我们的未来。”岳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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