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考古有重大发现后，南派三叔上央视引争议
日前，三星堆遗址最新成果发布期间，先是央视在节目中连线《盗墓笔记》（以下简称《盗笔》）作者南派三叔，随后《盗笔》动画与三星堆博物馆“联动”的消息被抵制而取消，再次引起公众对考古、盗墓与盗墓题材作品之间区别、联系的争论。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现场执行领队冉宏伟在与网友的互动时表示，“已经线下在处理了，那个动画片绝对不会在三星堆博物馆播放，不能蹭我们三星堆考古的热度，更不能破坏我们刚建立起来的科学考古形象。”
2021年3月19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人员在现场提取金器。红星新闻 王明平 来源：人民视觉
两座宋墓截然不同的命运
冉宏伟所谓的“科学考古形象”的建立并不容易。长期以来，公众对考古充满误解，甚至被污名为“合法盗墓”。
2006年前后，随着《鬼吹灯》《盗墓笔记》的出现，盗墓题材的文学影视文化流行起来，在公众层面，盗墓与考古之间的区别曾引发过多次争论，其中以2012年由微博人文艺术博主@螺旋真理和@盗墓中国而起的大论战，以及2014年网友@远古文物青花对《盗墓笔记》的批评而引发的双方论战为剧。
2012年的争论发生之后，《中国文物报》还专门邀请了高蒙河、许宏、徐坚三位考古专家分别作为50后、60后、70后的学者，对于这一争论发表意见。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在列举了公众对“考古”的种种误解后总结说：“首先，考古是发现、研究、保护、利用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科学；其二，考古是在《文物保护法》这样的国家大法下开展的合法的学术、文化活动；其三，考古工作能够在宣传历史文化知识、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四，考古成果可以改变我们认识国情和世界的方式，可以为社会文化发展，满足国民的文化需求做一系列正能量的事情。凡此等等，如何是‘盗墓’这样的非法行径所能比类的呢？”（《考古正解和考古误解》）
青海血渭一号大墓，盗墓贼为方便运出盗洞而打碎的青铜鼎。
两次大讨论，网友、科普作者、学者、媒体等各方广泛参与，使得“盗墓不等于考古”、“考古不是‘合法盗墓’”等观念，得到了一定传播，但还远远不够。
“这些年，在每一次重大考古新闻的下面，都仍然还是会看到许多这样的说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这样的误解和污名，并不仅仅来自于网络发言，在参与武义南宋徐谓礼墓发掘和文书整理过程中，他就听到了一个十分荒谬的说法：多亏了盗墓者，要不然这个墓也不会被发现，武义博物馆新馆也建不成。“盗墓贼主观上违法，客观上有功”——虽然荒谬，但非常具有代表性。
他以徐谓礼墓和黄岩南宋赵伯澐墓作为对比，解释考古和盗墓之间的区别。
徐谓礼墓于2005年被盗，2012年为警方破获，追回包括后来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南宋徐谓礼文书”在内的57件文物。
“除了文书因为市场原因，盗墓贼没能将文书出手而被追回外，其他有形器物都没办法追回了。另外就是墓主徐谓礼身上当时穿了很多衣服，盗墓贼没法处理，就被随意丢弃、破坏。”七年后，当考古队进入墓穴时，只发现了少量衣物残余。
而赵伯澐墓则幸运很多。2016年，当地乡民在进行自家宅基地建设当中发现墓葬，于是上报，郑嘉励受省文物局指派赶到现场，制定了应急抢救性发掘方案，指导墓葬清理工作。
根据以往经验，觉得棺木虽然表面上看宛然新造，但是内部可能早已进水。他担心如将尸体浸泡在水中运输，稍有颠簸，有机质文物必将瞬刻瓦解。但是棺木表面完好，人们根本不相信内部会进水。
他不仅请来了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同时坚持在棺底钻孔。这样，这座浙江唯一的未盗且保存完好的南宋棺椁中的大量衣服才得以完好保存。
“赵伯澐墓的随葬品，除了墓主人身上的两块玉璧之外，全是衣服。墓主人上身穿着八层衣服，裤子也是八层，尸身与棺椁之间用88件衣服塞紧。这些衣服因为是科学考古发掘，才能妥善保存。设想一下，如果被盗，那么赵伯澐墓中的衣服将和徐谓礼墓一样，都被糟蹋了。”
在郑嘉励看来，两座墓葬的不同命运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考古和盗墓之间在保存文物信息上的本质区别。
“盗墓出来的东西，所有的文物信息就全没有了。一件文物它与空间的关系，与其他文物的共存关系，都没有了。科学考古发掘的墓葬，里面哪怕一块砖头都会得到记录。哪怕过了一千年，都能够准确地还原到三维空间。”
“徐谓礼墓被盗，是盗墓者对我们国家犯下了滔天大罪，哪里有什么功？不需要通过盗墓贼来发现，随着城市更新，也会被发现，然后经过科学发掘，那其轰动性就不是文书那么简单了”，“而且我们现在一般很少对墓葬进行主动发掘，大多都是抢救性发掘。”
1942年长沙盗墓的“土夫子”挖出来的子弹库帛书（楚帛书），现流失美国。
盗墓不等于考古，“盗笔也不等于盗墓呀！”
对于三星堆博物馆与盗墓题材作品“联动”一事，郑嘉励表示只注意到央视连线了南派三叔，并不了解动画首映礼原本欲在博物馆举行一事。他觉得，就连线来说，南派三叔本人并没有什么问题。
“他的发言非常得体，先说自己是小说作者，没有资格对考古发表评价，然后说作为普通公众，对考古发掘好奇，希望了解答案，最后又说了现实远远比小说精彩。非常有分寸感。”
“问题在媒体。”在郑嘉励看来，媒体一方面低估了公众对于这种“联动”的抵触，另一方面也低估了公众对于考古本身的热情，“好像非得靠南派三叔才能吸引观众。”
“我也知道我们考古人对他是不屑的。”但在郑嘉励看来，作为类型小说，《盗墓笔记》是相当成功的。如同盗墓不能等同于考古一样，也不能把以盗墓为题材的作品等同于盗墓行为。
然而在很多网友和业内人士看来，尽管二者不能等同，但是《盗笔》等盗墓题材的作品极力正面渲染盗墓这种违法行为，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面对这种质疑，2014年8月4日，南派三叔在微博上回应：“你们放心吧，我会做的比你们想像的更好。我们有大量文物保护的专家做内容顾问，以后小说都会在序言印制前言提醒。”
2015年《盗墓笔记》网剧加入了大量“上交给国家”的桥段，引起粉丝和网友的不满与群嘲，并成为当年的网络流行语。群嘲的背后是对生硬改编的不满，也隐含着对“文物属于国有，非法侵占是违法”的不理解，实际上还是对盗墓危害的认识不深。
有学者指出，盗墓小说的流行，使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有些偏颇，甚至出现了过激行为，盗墓犯罪便是这种过激行为的具体表现之一。比如，北京石景山检察院以盗掘古墓葬罪等罪名，对8名涉嫌盗窃明代太监景聪墓的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其中4人被宣判。据介绍，这伙人是以畅销小说《盗墓笔记》为脚本，实施盗墓行动的。
这种联系，让《盗笔》粉丝感觉实在冤枉，“难道我是看了假的《盗笔》？”有网友曾详细列出了书中人物的结局，表示“这故事你说说！就差打一个标题‘盗墓一时爽，报应死全家’了！再加个子标题‘一个贼悲惨的一生’，也不为过吧。先不说盗墓笔记中就压根没盗过几次墓（认真说只有第一次能算作盗墓），就盗墓贼这下场，也不能说这小说在提倡盗墓吧。”
反对一方则说，里面难道没有描写过一支国家组织的考古队，而主力队员几乎全是各怀心思的盗墓贼吗？
双方站在各自的立场，似乎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在一次次的论争中，有些共识正在形成。观察本次讨论，无论是哪一方，无论是什么身份，发言之前都得先表态：“我们不是盗墓，我们没有宣扬盗墓。盗墓是犯罪。”
考古人也要反思，是不是忽略了考古的人文维度
在2012年的大讨论中，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曾指出，中国考古学家对公众普及考古学知识方面的不足，“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心态不开放。譬如考古与伦理这类话题，是西方公众考古的议题之一，但在我们国家也还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参与到公众考古当中来，郑嘉励就是其中之一，甚至被称为“考古界网红”“考古界出色的段子手”，其于去年出版的《考古者说》正是这种努力的一次集中展示。
在郑嘉励看来，公众对考古的种种误解和恶评，需要考古人主动出击。
“这些人，有些是纯粹的喷子；有些是合理的，需要我们去释疑。”在郑嘉励看来，许多考古人在发布、宣传考古时，只是站在科学维度，而没有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
毫无疑问，任何一项考古发掘，尤其是一些重大墓葬的考古发掘，当然会增加我们对历史文化的认知，“但是有一个维度是必须要注意的，那就是考古工作者在宣传的时候，要知道我们发掘的墓葬，里面的墓主人在千百年前，跟我们是一样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
郑嘉励说，过去考古相关的电视经常有尸身骸骨的画面，甚至在直播时直接把“非常残酷的开棺过程曝露给公众看”，尽管公众不一定能清晰地讲出这里面有什么问题，“但敏感的人就会感到不舒服，因为他们的生命尊严被你的工作所冒犯。”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人文关怀，考古工作者就会沦为为了发论文、拿成果而研究，这和盗墓贼为了发财，一个求名一个求财，在目的上不是没有区别吗？”
“考古除了科学的一面，很大程度上还有人文的一面。人文，是为了生活的更好，更充实，个体价值更受尊重。如果把一个墓葬当成纯客观研究对象，你认为这些考古工作人能讲出有情感、感染人的故事吗？不可能的。”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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