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小说一定有比真实更富于魅力的地方
近日，作家阿乙的最新小说集《骗子来到南方》由译林出版社推出。小说集收录阿乙写于2017年至2019年的短章、短篇、中篇、寓言、故事新编，其中同名中篇《骗子来到南方》5.4万余字，首发于去年《小说界》第二期，是新书里最具分量的作品。近日，作家阿乙的最新小说集《骗子来到南方》由译林出版社推出
这一次，《骗子来到南方》的故事还是发生在“红乌”，那里来了个有台湾口音的骗子——唐南生。他向红乌人鼓吹了一个养老工程，导致红乌近五分之一的人卷入一场融资骗局。在被红乌人认清面目后，唐南生并不逃跑，反而无赖地在红乌生活下去，甚至教别人如何厚起脸皮扭转自己在债务关系中的不利地位。这样的一个人物，不由地让人想起《极端岁月》的末尾： “做人啊。关键是要活着，活下来，财源滚滚来。”直到有一天，唐南生在永修路上第二段监控盲区里彻底消失了。
“这个故事是有大量原型的。”在新作出版之际，阿乙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尽管念过警校，从警五年，但阿乙并不是从公安方面知道这一诈骗事件的，而是从亲人、朋友、熟人那里知道的，甚至是从自己身上知道的。“就像我在小说中写的那样，我之所以知道这些事，并非因为我打听过它，而完全是因为我无法不知道它、不得不知道它。”他说，《骗子来到南方》是对骗子这一社会事实的“滞后反映”，但因为这样的事实过于庞大、过于深刻，仍然要在我们的社会中长久存在，所以这篇小说看起来也像是“预言”。
另外，这篇开始于2019年9月的中篇对阿乙也有着特别的启示意义——他终于知道“磨一磨”的好处了。“我那阵子敦促自己每天按部就班写一点，打算年底收尾，预计体量3万字，谁知年底临时去了两个书展，等回到书桌时，它自己已多生长出不少内容，就这样写到了5万字。我当时还略感活动耽误了自己的写作进度，现在却很感恩它。”
同名中篇《骗子来到南方》首发于去年《小说界》第二期
阿乙说，他以前的作品都有一个毛病，总想一蹴而就，想快马加鞭地冲到终点，还有前辈因此说他：“为什么要表现得那么急？”而在《骗子来到南方》之后，他发觉“多想一想”未尝不是好事，“会有新的、过去不曾预料到的东西长出来。你不知道它是怎么生长出来的，仿佛散散步它就自己从泉眼里涌出来了。”
“这是一种美好的收获。它的到来，或者说出现，有点类似于水流对河床的灌注。在小说的基础和框架已经搭好，人物已经设计到位之后，只要付出足够耐心，就会有一些符合这个框架与人物设计的细节自动涌现。亦即，创作出现了两步，第一步是设计阶段，第二步是细节的涌现阶段。过去写作也会重视细节，但是那个细节是归入到第一步的，有时会生硬。”
他最近看胡安·鲁尔福的访谈，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小说已经在我的头脑里构思了许多年，我终于觉得为这本思考了很久的书找到了笔调和气氛。但是现在我仍然不知道我创作《佩德罗·帕拉莫》的直觉到底是哪里来的。就仿佛有人对我口授似的。我在街上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便立刻在绿色和蓝色的纸头上记下来。在‘古德里奇’公司广告部下班后回到家里，我马上把记下来的东西抄在笔记本上。我用手写，使用的是绿墨水和谢弗斯牌自来水笔。每次我都留下一个抄了一半的段落，这样我就可以为明天留下一块未熄的火炭，或者为明天准备一条可以接下去思考的线索。”这段话阿乙读了好多遍，觉得它分外迷人。
现在他还写着一部叫《未婚妻》的长篇，故事有关爱情，已写了一年三个月，16万字，但男女主人公还没有牵手。“我不知道它要写到多少字收场。我正感受着这种边写作边等待新内容自动冒出来的快乐。”
阿乙 摄影：马修
【对话】
再写“红乌”——阿乙的“南方”
澎湃新闻：我特别好奇的一点是，小说为什么取名《骗子来到南方》？“红乌”地处长江以南，但骗子唐南生其实是福建人呢，在地理位置上似乎比“红乌”更南。
阿乙：“南方”这个概念很重要，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对“南方”的界定受胡少卿教授定义的影响，胡少卿教授写过一篇《“南方”与“江南”》的文章。他提到——“南方”是半个词。当人们提到“南方”的时候，总意味着一个隐含的“北方”。“北方”较少被说出，是因为在“南方—北方”的二元对立中，“北方”居于主导地位，而使人焦虑、呈现在话语中的总是相对次属的一方，就像人们常说的“支援西部”和“女性主义”。
“南方”就是一个在政治上的附属性概念。而因为改革开放，广东成为另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地理概念。
因而“南方”在我的叙事中，指的是江西、安徽、湖北这些地方。它们不能说落后，但具有“在野”、“他者”的特征。我很感激胡少卿廓清了这个概念。提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提出一种风格。过去有评论家论我，说我写作的指向是县城、小镇。这样的概括已经很准确，不过我更认为自己是一位“南方的书写者”，我是这些略显苦闷的省份的居民的书写者：他们读书、升迁，要去北方；想发财致富，就去广东。
澎湃新闻：原来如此。《骗子来到南方》的开头让我一下想到《意外杀人事件》——那个写“一个外地人杀死六个本地人”的故事，也是以红乌的火车站拉开帷幕。两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地都叫“红乌”，都有只有在建成时才让当地人欢欣鼓舞的火车站/高铁站，尤其《骗子来到南方》中那句“有一年捎来一名杀手，他沿红乌市区主干道一连杀害七人”让我差点以为这个故事是和《意外杀人事件》“无缝连接”的。后来细想一下有点不对，《意外杀人事件》里被杀的人是六个，不是七个。那么，你为什么这么写《骗子来到南方》的开头？有没有一点小心思在里面？
阿乙：感谢阅读得这么仔细，就是有这么个小心思。《骗子来到南方》提到的“沿红乌市区主干道一连杀害七人”这件事，对应的就是《意外杀人事件》里发生的事情。在我老家发生过一起多人连续被杀的案件。每当我以老家为虚构小说的背景，就想把这样的标志性事件讲进去。我记得当时受害的是七人，但在《意外杀人事件》里只写成六人，是因为感觉写六人已经到达写作和阅读的极限。
“红乌”是我为老家取的化名，我总是把它设定为一个装新酒的旧瓶子，装载我虚构的各种故事。这完全是因为我熟悉那里。我们老家江西瑞昌是一座美丽精致的小城市，人口有46万，古代叫“赤乌镇”或“赤乌场”。
澎湃新闻：同样写“红乌”，《意外杀人事件》的时间背景主要在2000年，《骗子来到南方》的时间背景主要在2019年，二者相隔大约二十年。“逃离”这个主题在《骗子来到南方》中同样出现：“我”因无法忍受在办公室日复一日地撰写材料，辞职离开红乌。
但我的一个感觉是，相比《意外杀人事件》，《骗子来到南方》还强化了“个人逃离之后，被留下的人/地方怎么办”。就“红乌”来说，最明显的问题是“在家的都是老人家，年轻人都在外头”，以至于有的老人连用水这么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满足，更别说避免被骗了。所以，通过《骗子来到南方》，我隐隐觉得你对“县城生活的悲剧性”有个更多的理解，它不仅仅是个人生活的“重复、平庸与压抑”，还有群体层面的人口老龄化、政务落后、贫富差距等等问题。我想问，这二十年里，你对小县城的观察与感悟是否有了新的变化？
阿乙：是这样的。过去近二十年，我虽然离开县城，却对县城感知更多，也产生了新的想法。现在，县城相对过去的她自己，已经变得更为庞大和现代化。过去她的发展总是跟不上人们的需求，现在她的发展似乎已经等不及人们了。同时她保留了安稳、闲适的特点。故而，现在县城成为一些人投奔的前方。我在网上和生活里，都看到不少年轻人在“考公”，好去故乡的省市县谋得一个合适的岗位。并且有一些还是海归、名校毕业生。这种人才的流动迹象，这种迹象所体现的复杂性，可能需要更多的学者给出他们的看法。
现在我仍然非常热爱我的家乡，常常感念故乡人对我的看顾和帮助，我也为故乡的快速发展自豪。但是我仍想对那些踟蹰的青年说，在大城市拥有着比小城市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发展机会，自己也因此有更多的可能性。每次想到饭碗的稳定，我就会想到在出生的乡村那位站柜台的大姐，她是最先得到饭碗的村民，多年过去，她白发苍苍，人们都去镇上或县里谋生，她还在原地的小商店站柜台，只是将店面改成小超市。我不认为自己对她有什么优越感，但是每次路过这家小商店，就会感到一种路过不流通的池塘的愁闷。对多血质的我来说，这非常可怕。我是个害怕封闭的人，害怕在无疆的生涯里，都是“看够了、受够了、经历够了”的景色和人。
阿乙代表作
理想状况下，小说一定比现实更富于魅力
澎湃新闻：《骗子来到南方》有故事原型？
阿乙：有，甚至可以说有大量原型。我不知道读者们的经历是怎样的，至少在我身边，我的亲人、朋友、熟人，我所必须身处其中的社会网络，似乎已经被诈骗无情地腐蚀了，联系我们的不再只是亲情与友谊，也有被骗的窝囊。我看见一些原本生机勃勃和喜气洋洋的人，现在像束手无策的驴一样忧伤。他们奋斗半生搞到的钱，因为一个闪失，就被别人无情地拿走了。过去我常接到一些勾引的电话，让我贷款或者投资收藏品，或者交代我“明早八点钟来我办公室一趟”，等等，往往一天数次。当然现在少多了，说明反诈骗工作推进得力，行骗者也受到了约束。
澎湃新闻：在小说里，人们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之后的行为和心态非常微妙：有的一边愤愤不平一边安慰自己或有转机，有的“饮鸩止渴”式进一步掉进骗子唐南生的局，有的甚至帮着唐南生去骗更多的不知来自哪里的老人。唐南生在红乌住了下来，每次出门归来，大家反而觉得唐南生保留了人类最后一丝诚信。为了还钱的最后一丝可能性，大家反而在报案方面束手束脚、胆战心惊。我好奇的是，你怎么看待这些“被骗的人”？
阿乙：你读得很仔细。我想说的是，被骗的人，他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靠理性活着，脑子运算非常快，一点儿也不愚昧。甚至在生活态度上表现得更积极主动。但是再坚固的堡垒它也有脆弱的地方。百密也有一疏。而骗子找的就是一个人人性上出现的一点点脆弱，然后步步为营，对这个人实施擒杀。这些骗子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即兴或者随机地去骗一个人，而是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有套路。有的针对不同的“客户”，编写不同的剧本。
我听说的极端例子是，在某个群里，除了一个受害者，其余群友都是骗子和托儿，你说，这样一个受害者，他往哪里跑？所以我理解的上当受骗的人，基本上都在打一场寡不敌众的仗，他只有自己，而对方是一个集团、一个系统。极为训练有素。我很欣慰现在到处都能看见反诈骗的公告和提醒，无论是线上线下。人们赚钱真不容易，想去再赚点抵御可能的通胀，也很正常，可就是这么一点合理的追求，就被骗子无情地利用，这样，人们不但没有得到自己想得到的，反而失去原有的积蓄，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他能否再幸福值得疑问。
我在小说里没有写自杀，但在生活中是有人为此自杀的。我在写这篇小说时，偶尔会幻觉额前有一对脚在微风的吹拂下荡来荡去，就是那悬梁自尽的老人所留下的一对笔直的脚。
澎湃新闻：这个骗子的故事，在杀人案真相大白后又有了一个“高光”，即唐南生死后两月就有人口老龄化方面的新政出台，有人因此认为要不是那群人多事，唐南生这会准能在纳斯达克敲钟。它让我想到小说中一个干部也说过：“你说是骗子可以，说不是也行。最终还是要看实绩。事情如果成了，我们就要承认它是一种创新。”
你自己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如何界定什么是“骗”？骗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伦理问题？它是从动机论还是结果论？
阿乙：这个问题复杂了。我记得在小说就要写完时，恰好看见政府有关人口老龄化方面的动议。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很早就敲响的警钟，小说中的人物唐南生只是捕捉到了这一众所周知的信息，利用这个信息来创作自己融资的理由。如何界定一件事是不是骗，太需要智慧了。我想我们普通人——我说这话，尊贵的读者们，你们可别生气啊——可能要坚守一条底线，就是不懂的事不要去碰。这句话是一个非常关心我的亲人向我交代的。我受益匪浅。我自己还有一个粗浅的建议，家里如果有受本科教育以上的子女，投资时一定好好请教他们，好不容易把人家培养成一个有辨别力的人，却不去听取他的意见，放任自己蛮干，这不是让骗子耻笑吗？
澎湃新闻：你有不少作品来自于现实经验。很多写作者对此十分警惕，因为从现实汲取资源很容易被说成“缺乏想象力”，但你对此似乎总是坦然的，为什么？你怎么看待“虚构与真实的边界”？
阿乙：作者是多种多样的，我是这百花园里的一分子。我赞成书评人易扬的观点：各美其美。从我自己的经验看，作者及其作品，可以是反映当前社会的一面镜子。它甚至可以像复写纸、复印机一样去复制当前的生活，供今天及往后的读者从中观看此时的时空。有一些人说，现实和新闻已经超越小说，比小说更精彩了。这个说法其实是对我这样的仍未进化完毕的创作者的警示。在理想状况下，小说一定是比真实更富于魅力的。就像从大理石凿出的雕像，要好过大理石本身。可能我们还要努力。
阿乙为《骗子来到南方》画的监控示意图
难的不是把人写死，而是把人不写死
澎湃新闻：我感觉《骗子来到南方》的结构有点类似一个“Y”，一边是用水问题，一边是唐南生始于六年前的股权融资欺诈，它们两头铺垫，以唐南生消失的那一天为交汇点，共同往下揭开唐南生被杀的真相。你对这篇小说的结构有何考虑？
阿乙：我过去用“Y”字结构写过一个短篇《正义晚餐》。我比较喜欢用交汇的方式写小说，《意外杀人事件》就是分别写“六个本地人和一个外地人”，最后用一把水果刀让这七个人在短时间内相遇，以共同毁灭告终。
《骗子来到南方》的灵感最早来源于我对摄像头的关注，我在散步时看见街道布设了很多摄像头，在这种情况下，犯罪行为是很难不被发现的。那么一个人在回家路上，走到两个摄像头监控区域之间，平白无故失踪了，那么他是怎么失踪的呢？我就想到博尔赫斯推崇的切斯特顿小说《隐身人》，有一些人是被人们从心理上瞧不见的，比如邮差。比如我们生活中的出租车司机，比如保安，我们总是当着他们的面讲商业机密。
那么我就想，其实是修路工把这个路人（唐南生）给拍死了，然后把他埋于地底。谁会怀疑是修路工人谋杀了这个人呢？然后我想这次修路看似偶然，其实是谋杀计划里的一部分，那些气愤的诈骗受害者就等着修路的机会。这时正好有居民投诉自来水管不出水，要修路面水管，这就给这次修路提供了理由。我记得为了写修路，我还出去看了几小时人家是怎么操作的。
澎湃新闻：看到凶杀案“真相大白”这里，我还特意翻回去看开头有关修路工的描写。就像你说的，日常生活里谁会花心思去记一名加油工、一名送水员、一名清洁工的样子呢？
如果说“唐南生骗人”埋下了“因”，“唐南生被杀”则是挖出的“果”。在小说里，一群气愤的诈骗受害者设计把唐南生活埋。我注意到小说对那群受害者有这样的描述：“在聊天中，懦弱的人因为处在集体中，胆量被释放出来。他们往往表现得比别人残忍十倍。”
此前你已有多部作品写到了杀人，而且你笔下的杀人者往往是平日看上去软弱的、无声的人，让人觉得暴力在你的文字里是有社会学意义的。对于暴力书写，你曾说自己并非迷恋残忍，仅仅只是一个不讨好的报信者：“人们善待了讨好的喜鹊，却驱赶带来凶讯的乌鸦。可是乌鸦走了，不幸还是会照样降临。”那么在这次书写中，你认为自己带来的“凶讯”是什么？
阿乙：过去我可能有点美化自己对暴力的书写了。我说自己并非迷恋暴力书写，实际可能就是迷恋。随着我接触同行的作品越来越多，我越来越感觉到，把人写死也是一种捷径。难的不是把人写死，而是把人不写死。在文珍、鲁敏、任晓雯等当代女性作家的笔下，人物的命运会不被设计得那么极端，因而反而呈现了社会生活中更多的真相。在社会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死亡。死亡有时起的作用是增加叙事的离奇。我在反思这个问题，打算有意识地降低人物的致死率。我最近写的长篇，就更着重于生活中极细微的细节。
澎湃新闻：小说还花了不少篇幅写“潘洹夫”——他既是唐南生诈骗事件中的受害者，又是唐南生被杀一案的报案揭发者，他对“私刑”的思考非常耐人寻味。通过这次创作，你对暴力本身有了哪些新的反思？
阿乙：我把潘洹夫写得很滑稽。他为了自己坚信的真理——绝不能以私刑处死一个人——而选择了举报，从而使谜案告破。不过，在实际生活中，我是支持潘洹夫的看法的。我是私刑反对者。小说、电影或者话剧，都是虚构，盛载一些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事，比如复仇，但在生活中，创作者本身是理性的。比如昆汀·塔兰蒂诺的电影，充满了复仇的血光，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一定是老老实实地活在法律框架范围内的。我利用小说，把骗子弄死了，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主张通过法律途径去为自己伸冤。
阿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正写一部近似自传的长篇，在回忆里打捞真相
澎湃新闻：很多朋友对你有一个印象，就是总拿着本书在看。近期你最有收获的是哪三本书？
阿乙：我在26岁以前不怎么读书，26岁之后奋起直追，这是因为当时的网友曲飞质问我：“你，读完过20本书吗？”我数了数，只读完十几本。从此我每天都拿着一本书，现在也不知道看了多少本。虽然读法不得当，漏的不比吸收的少，但我确保一直在读。最近给我带来影响的三本书是《追忆似水年华》《芝麻与百合》（罗斯金）以及迪伦马特的一个短篇《抛锚》。我主要说下《抛锚》，它写的是和《局外人》差不多类型的人，就是受一套司法程序损害的人。一个人抛锚，在投宿地参加了一场司法诉讼游戏，被审讯和定罪，他一直以为这是一场刺激的游戏，而实际不是。
澎湃新闻：你有看余华的新作《文城》吗？这也是一个“去南方”的故事。
阿乙：我还没有看，我想等很多的评价出来后再看。我一直是余华老师的粉丝。如果说谁在代表中国文学，那么余华老师一直是其中之一。我的写作受“50后”、“60后”的作家影响很深。
澎湃新闻：在译林新出的这本《骗子来到南方》里，除了同名中篇，还收录了短章、短篇、寓言、故事新编，它们充满奇思，主要写于2017至2019年。像是“短章、短篇、中篇、寓言、故事新编”这样的分类，你在出版前就有写作计划吗？它们的篇幅都不长，一般都完成于什么时候？
阿乙：我在写这些“短章、寓言”时并没有特别的意识，就是感觉要把心中出现的火花弄大，写完，写到多少字就是多少字。像这样的火花，记录在笔记本里得有两百个吧，可够以后去写的了。这些写作会成为我写作的一个模式。
另外一个模式就是我正在写的长篇《未婚妻》，它偏近于自传式写作。我一直喜欢看格非教授的文论，他比较喜欢志贺直哉和小林秀雄，提到自传性写作在当代写作中的重要意义。我在阅读完《追忆似水年华》之后，从它的研究者莫洛亚那里感受到一点，人类的写作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巴尔扎克式的，朝向社会，一种是普鲁斯特式的，朝向内心。我以后写作的模式也就是这两种，一种是把长篇留给自传体，一种是利用短篇、中篇、短章的形式去写自身以外的故事。
澎湃新闻：在你现在的小说观里，你更看重小说的什么？对于新作，你希望自己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阿乙：我现在是一个矛盾体，我既想更多地去尝试新的类型，去讲新的故事，又想提醒那些刚进入写作实践的作者，尽量把自己的根据地耕得更深和更细。我记得谢有顺教授很看重“地方”这个概念，“地方”——也就是邮票大的地方——是作者的魂。我在写的长篇实质是一个人到了中年，对往昔岁月进行回忆。正是通过仔细的回忆，他发现真相大量地被掩盖、被忽略。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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