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安长篇《南方有令秧》：伪史制造者
一《南方有令秧》开始于1589年，“万历十七年”，那一年令秧十六岁，嫁给殿试入了三甲，却已经被削了官，归了民籍的唐简做了填房夫人。再往前的两年就是在中国读书界赫赫有名的“万历十五年”。因为，黄仁宇写有一本在普通读者中影响很大的历史著作《万历十五年》。
我不能确定笛安的《南方有令秧》受到这部著作的启发，但如果将《万历十五年》和《南方有令秧》对比阅读却很有意思。作为同时代人，《南方有令秧》和《万历十五年》中人物最多的交集也就是落拓文人谢舜珲读读李贽的书以及和一些名士隐约的交往而已。但无论上流，还是下层，当他们共生一个时代里却是同此炎凉。
《万历十五年》述帝王将相文士，都是当此时炙手可热的大佬，而《南方有令秧》写的为着一座皇帝佬儿旌表贞节的牌坊苦熬着奋斗的节妇令秧，却是个宏大历史不载的小人物——恰恰在黄仁宇著作所不载的“列女传”蜿蜒出一番自己的天地和生机。黄仁宇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癥结。……书中所叙，不妨成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在《万历十五年》全书的最后，黄仁宇写道：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但大失败的末世情绪似乎却没有被离都城很遥远南方休宁的令秧感受到。1589年，万历十七年，南方的令秧开始了她生命的远征。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大失败时代，令秧固执地要以一己之力为自己建一座贞节纪念碑。汤先生、谢舜珲、川少爷似乎比令秧更靠近这个大失败的时代，但笛安并不想在失意文人的溃败和颓废上流连笔墨。但按我看，失败文人“颓废”的日常生活史是可以作为令秧“光明之路”复调的。在一个大失败的时代，一个孤独的女人，没有意识到“下至庶民”的失败，一步一步几乎快要抵达了她的胜利。
“万历”究竟是笛安的“万历”，还是黄仁宇的“万历”？就像我们常说的“商女不知亡国恨”，为什么“商女”，或者令秧，不可以有他们自己的“知”或“不知”呢？或许正是“不知”自己处身一个末世，令秧才可以做到这样一往无前呢？大明王朝在无可挽回地坠落，令秧自己却让自己的世界向上走，哪怕这种向上是始于情非所愿，终于魔怔般的变态偏执；哪怕这种向上走要付出砍下自己的手臂牺牲掉自己亲生女儿——“我要的牌坊还没有拿到呢，哪里舍得死。”我知道读《南方有令秧》会让人想起张爱玲的《金锁记》，但令秧不是被金锁所锁缚，她是一个更纯粹的“精神界战士”，因而她的一意孤行也更有悲剧性。
我知道笛安肯定不愿意我对她的小说做这番勾连到具体时代的过度阐释。我能够理解小说家对批评家的不以为然。事实上，在今天中国文学中，小说的写作和阅读越来越分裂成为各说各话的不同世界，至少作家、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想象的小说交集越来越少。比如读《南方有令秧》普通读者可能更关心“故事”，而专业读者要去读深藏于焉的微言大义。
在和笛安就《南方有令秧》的有限交流中，我就反复申说，谢舜珲这个人物在她小说写作中的“不凡”意义。我自认为《广陵》和《南方有令秧》，笛安有一种可贵的对古典中国所谓反叛边缘另类文人的批判和反思。这种旧文人的恶劣性今天仍然流淌在所谓的新知识分子的血管里。
我们往往看到的只是这些文人对恶劣体制破坏的一面，却很少看到他们其实是附庸寄生体制的另一面，看不到他们可能是体制的同谋。他们的洒脱不羁游戏人生只不过是其表，其内里却是和他们所反对破坏的暗通款曲一脉相承。不然就无法解释《南方有令秧》的谢舜珲不仅仅为令秧出谋划策“百孀宴”，甚至在令秧遭遇到最大的危机时，为令秧想出自断手臂的主意，并且写一出《绣玉阁》的传奇来为令秧助力。如果从制度维护的角度观察，谢舜珲和六公九公十一公最后其实是握手言和了。事实上，在小说中他们往往也是共处一个欢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就像小说最后川少爷对谢舜珲的质疑：“先生是出了名的怪人狂人”，“我就是奇怪先生为何对一个妇人的牌坊如此热心呢。”读者也许要问，谢舜珲和令秧之间仅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吗？谢舜珲仅仅是怜惜这个女子而被裹挟到令秧远征的路成为一个同路人吗？他们之间有爱有情有爱情吗？差不多文盲的令秧，商贾之家的出身，嫁给退隐官僚做了填房夫人，然后孀居了，她不是“海棠院”的沈清玥，也不是“南院”祁门目连戏班子里扮观音的小旦，谢舜珲和她靠什么来惺惺相惜到“懂得”，以至于不只是给令秧的“伟业”推波助澜，成为令秧逢灾必降的贵人，甚至细致到给令秧春宫图呢？小说中写：“她真挚地看着他，那眼神令他心里一阵酸楚——人人都当他是个放浪形骸的人，赞许也好，贬损也罢，只是从没有什么人能像令秧一样，给过他如此毋庸置疑的信任。”但笛安也许要一个更纯粹的令秧的故事，来不及去细细深味这个更混杂的不清不白的谢舜珲。谢舜珲说不清道不明，男女之事也是说不清道不明，而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和幽暗恰恰是小说的领地。
再有，我一直揣测，笛安《南方有令秧》中是在说自己的“内心的问题”。如果我们剔除了“政治正确”，不仅仅站在道德的高地和后置的历史立场审判旌表节妇的不人道，在令秧的现实中，令秧的沦陷和自救可以有更辽阔的解读——所谓“自救”只能在自己处境下的“自救”。
但我想读小说，不能只去读这些“意义”。只读“意义”写“意义”，往往是当下中国体制里的批评家和作家爱做的事情。这时候，大家伙往往忘记小说是一门讲故事的艺术——甚至普通读者读小说就是想读一个好故事。《南方有令秧》，笛安显然想认真地编一个“好看”的故事。以人物做例子，如果为“意义”去写小说，人物可能会彻底沦为阐释意义的符号。而从故事出发去谋划小说的人物，就会意识到人物所担负的叙事功能。
首先是“人”，然后是能够参与推动叙事的人。《南方有令秧》，笛安把小说隔离成唐府内外两个封闭却又有限交通的世界。其实，令秧的唐府，如此多的女性，而且谢舜珲和川少爷又那么的文艺范儿，是很容易让人有《红楼梦》大观园联想的。这个女儿国里幽闭着令秧，也幽闭着令秧的秘密以及此中许多人的秘密——老夫人和侯武父亲的秘密，蕙娘和侯武的秘密，三姑娘和兰馨的秘密……而对这些个秘密的守护窥视泄露则成为笛安小说中人物之形形色色和小说叙述的动力场。类似的小说结构在形制完备的武侠和推理小说中是需要有高超的叙事能力才能完成的。我早在几年前就曾经说过笛安的小说有类型小说的叙事框架。相信类型小说在中国逐渐发育成熟的当下，说“类型”不再会被理解成一个贬义词。因为，只有文学成熟到一定程度才能提供恰如其分的类型。因而，我以为读《南方有令秧》，我固然不反对去读其中的“意义”，但我还是提醒读者注意笛安是怎么去“编”这个故事的。
二
从《西决》《东霓》《南音》到《南方有令秧》，笛安是要铆着劲让读者识不出自己的路数来吗？那从《姐姐的丛林》开始就讲述的青春期创伤故事说放下就放下了？笛安自己是否意识到，这种放下可能会损失掉已经熟悉自己味道的粉丝读者，但对于一个有文学信仰的作家来说，必须经历这一步。而且优秀的作家应该是带着自己“死忠”粉丝一起进步的。所以，有一点是肯定的，《南方有令秧》，笛安是在与自己写作中已成惯例的某些部分切割。从一个作家的文学年龄来看，这种切割虽然来得不算早，但毕竟来到了。
曾经笛安这一群作家有一个共同的文学标签——“80后”。虽然不是所有的和笛安年龄相仿佛的作家都是靠着“青春”起家成名，但迷惘阴郁残酷的“灰青春”早是他们许多人嚼烂了的老故事。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笛安完全隔离了青春期经验的《南方有令秧》有着样本意义。
不过那些曾经欢呼“80后”作家横空出世的批评家和媒体，你们还有耐心去看他们一个一个的蜕变吗？这种蜕变，笛安也许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姑且承认曾经有一个“80后”作家群体存在过，认真地读过笛安小说的读者，应该记得笛安除了会讲自己的“灰青春”故事，还会讲《莉莉》，讲《广陵》这样异数的故事——对她自己的整个写作是异数，在“80后”作家中也是异数。那么，仔细看，能不能找到《南方有令秧》和《广陵》之间有条隐秘的通道呢？我是说，《南方有令秧》之于笛安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
是能够看出《南方有令秧》有比现在写出来的格局大得多的万丈雄心。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使得笛安不断缩小了雄心，做成现在的样子。《南方有令秧》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可以看作一个另类一点的“成长小说”或者“教育小说”？当然这种成长不是我们通常说的作家自己自传意义上的成长。《南方有令秧》的核心故事是令秧如何从一个懵懂的少女成长为一个孤绝的节妇。不仔细读，这好像是一个适宜用中国批评界曾经流行的“女性主义”解读的文本——令秧对男性世界的恐惧、适应到臣服，再到参与到男性世界的游戏规则，是一个多么女性主义的话题。可是和女性主义的对抗思维不同，笛安写令秧的决绝，却是宽宥慈悲的——没有预设的“政治正确”，只是令秧在焉，只是诚实地写她，写她的世界，写她的挣扎、局限、哀痛和倏忽的欣喜。不只如此，应该看到，除此之外，小说中那些被笛安减去的部分——比如地方乡绅、商贾、文人的生态和心态等等——还是生长性的。会不会有一天笛安会让这些枝枝蔓蔓宛然自成呢？但现在缩小雄心带来的好处是一个纯然的故事可以从南方的地域和数百年的时间的局促中挣脱出来——不是穿越。这个只能在明朝，或者在明朝恰恰好的故事可以放之五湖四海，也放之更远的古代和更近的当下，以及未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去想“在南方”“在明朝”，这个令秧的故事为什么不可能写得“很现实”呢？既然“现实主义”在很多时候已经被我们偷换成写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当下，这个写明朝的“历史”小说会不会是笛安的障眼法？且不说这些，小说写出来，发表了，读者自然可以读成“明朝（chao）”，也可以读作“今朝（zhao）”吧？有谁规定现实主义和当代性不可以通过写前朝往事来实现呢？
三
从《西决》《东霓》《南音》到《南方有令秧》，笛安是要铆着劲让读者识不出自己的。
《南方有令秧》开篇前有“致所有读者”。笛安这样说，“请随时为我指出任何历史方面的遗漏和错误”。从小说传统上看，不只是中国古典小说宣称有其历史的母本，“小说稗类”的观点其立足点就是小说针对“正史”的被压抑的反抗。西方小说也是这样的，就像华莱士·马丁指出的：“绝大多数的十七八世纪作者都或明或暗地否认他们在写长篇小说或罗曼司。他们为自己的作品加上‘历史’、‘传记’、‘回忆录’等等名称，以便将自己从长篇小说或罗曼司的无聊的、空想的、未必然的、有时甚至是不道德的那些方面开脱出来。‘这并不是一部长篇小说/罗曼司/故事’——这类说法经常以各类形式出现于前言之类。”（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
如果是“历史”，《南方有令秧》应该放在有着悠久历史谱系的《列女传》来识读吗？那么，为什么是明朝？为什么是明朝万历？为什么是休宁？表面上，一个节妇的故事，在明朝的休宁是最合适不过的了。翻休宁县志，无论是康熙，还是道光年间的，述唐元宋皆寥寥三四人，而有明一朝入“列女”的节妇烈妇孝妇贞女烈女就有数十上百。康熙三十二年刊刻的《休宁县志》说：“天地气薄，成仁取义难责之男子，况巾帼哉？顾休宁石劲而山峭，白首全贞青春殒命者较他邑不啻倍焉。苍松翠柏历岁寒而不改其柯，君子之韪矣，故叙休女德贞烈者居多。”《南方有令秧》围绕节妇令秧的成长和奋斗史，写到庞杂的明末社会形态经济官制风俗风物仪礼服饰日常生活，甚至很专门的地方戏剧生活，笛安貌似要写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明末地方志。好，现在且按照笛安的阅读指南去对《南方有令秧》进行“指谬”。问题是笛安并没有告诉我们凭据的“历史”母本，那么我们只能自行选择那些号称“明史”的历史著作去指谬了，我也差点找一本中国服饰史去对读《南方有令秧》里的那么多衣饰。当然不只是衣饰，《南方有令秧》的制度史、经济史、风俗史、日常生活史都可以找到分门别类的专门史来对读。但更大的问题是，这些历史著作本身就构成正与野，官家与民间，皇朝与地方相互指认的纠缠矛盾抵牾和冲撞。那么，对《南方有令秧》的历史指谬将会陷入历史迷宫。
好了，现在我们要追问的，《南方有令秧》宣称“历史之真”是不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读者策略。和前辈读者作为人生指南或迷恋小说的叙事迷宫不同，今天的普通读者，许多有历史考据癖和知识控。但这样想恐怕简单了，在读《南方有令秧》的同时，除了重读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我还重读了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在史料不充分的情况下，小说成为史景迁历史建构的“史料”，在《王氏之死》的前言里，史景迁说：“蒲松龄在西方虽然不为人熟知，但却是中国最有才能的杰出作家之一。但我发现他曾于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在山东写作他的小说，并在1670和1671年经过郯城时，决定从他的视角来补充冯可参和黄六鸿较为偏重史实和官府的记述的不足。虽然冯可参和黄六鸿令人惊奇地让我们接触到当地占很大比例的个人愤怒和痛苦的故事，但是他们却不想深入了解也是郯城人生活内容的孤独、性爱和梦想。”（史景迁：《王氏之死》）那么，与令秧不同时代的笛安，她不能像蒲松龄那样去亲历和见证令秧的时代，她的《南方有令秧》会不会也在更远的未来也会成为某个明史写作者的母本呢？这里面有一个事实必须被指出来，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历史经验并不是由专门的历史常识和历史著作建构出来的，而是——小说。那么，在旧史中往往只有数十字描述的《列女传》对于笛安这样的小说家就有了巨大的想象去填充的空间。虽然读《南方有令秧》能够看出笛安是下了历史的功夫做了历史的功课，但笛安肯定意识到她的“历史”应该是令秧的“孤独、性爱和梦想”——是一部幽暗世界摸索的心史。那么，作为历史，笛安的《南方有令秧》是一个历史的述本，同时又是建构这个述本的母本。如果我们真的要指谬，指谬的母本是隐藏着的笛安对历史的想象。
小说家张大春曾经说过：“我却一向在历史里找趣味。地大物博代远年湮的中国确实拥有许多趣味的资料：神奇的、荒谬的、诡异的、粗鄙的、邪恶的、矛盾的、暧昧的……人事和情结。它们之中的一小部分被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医生、历史工匠、历史美容师加以诊断、整建、化妆，印刷在当代的历史教科书里，提醒后世子孙：华夏五千年的真相和意义如何如何；其余的大部分则被放逐于这个理想国之外，成为‘野’的、‘稗’的、‘资谈助’的、‘不可信’的。我的趣味企图则促使我拆掉‘历史是一纵的连续体’的巨大迷思，卸下使命感的伟大包袱，看看构成教科书上的当代史观的材料究竟是些什么？然后发现：无论正史也好、演义也好、神话传奇也好、笔记小说也好，都成为类似的东西——它们反映出一代又一代叙述历史者的诠释态度、风尚的理想。其中有许多材料看起来琐碎、散漫、抬不进历史的大成殿……在无聊时偶尔翻阅一下，或提神、或催眠，但凡觉得有趣，发现当代人在中国历史材料里除了庄严神圣的精神之外还开发出一些活泼的花样，则是作者最大的快慰了。”因此，张大春小说的“历史癖”和“稗史野心”和大陆这些年动辄以“小历史”、“小叙述”招风的小说不同，它真正是泼辣辣的“ ‘野’的、‘稗’的、‘资谈助’的、‘不可信’的”“小”说。因此，相对那些所谓的历史著作宣称还原了历史现场言之凿凿的所谓“信史”，《南方有令秧》是一部以想象做母本的“伪史”，而小说家笛安是比张大春“小说稗类”走得更远的“伪史制造者”。如同史景迁用历史来收编蒲松龄的小说，那么笛安是不是在用小说收编历史呢？
来源：花城（微信公众号） | 何平
2014年夏，随园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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