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
哑巴同我家一样，是这个黄土地上不大村子的外来户，在七、八十年代划分责任田时，是不受待见的那几户之一。他的母亲和我的祖母都是本村人，年龄相仿，自小一起长大，都是当时姻亲原因留下来定居的，所以家族人数不多。也因如此，老了之后有很多共同话题。哑巴没有文化，是农村建筑队的泥瓦匠，有些手艺，农闲时出工给人砌房子，是把好手。没有婚配，更无子嗣，生活负担自然轻了不少。村西头第一台二手黑白电视便是他家的，给我们全村带来不少欢乐时光，《西游记》、《聊斋志异》、《乌龙山剿匪记》等众多美好的记忆都是绘织在那个简陋的小院。哑巴心灵手巧，为了达到黑白电视的彩色效果，买了彩纸，罩在黑白的屏幕上，瞬间变成了彩色电视，有着震撼的效果。在他家可以有免费的开水、桌椅板凳，甚至厕所。每天晚上雷打不动去他家集合，由于人太多，我们一帮小朋友不吃晚饭就带着小马扎去占座。他没有下工回来，我们自行在院里玩耍、打闹，他从来也不生气。晚饭后大人们陆续到他破旧的小院集合，在那里抽烟、谈笑，看着电视评论着国家大事，甚至村里的大小会议顺便也开了。他插不上嘴，也听不懂，总是在那里嘿嘿的笑，做着服务工作。无论多晚，他都送走最后一个，收拾卫生、整理家什，乐此不彼，也许这也是他最幸福的时光。哑巴还会电焊，就是电器类的那种，比较精巧，邻里谁家的熨斗、缝纫机坏了他都能修，并且免费，从不拒绝。哑巴的父亲去世的早，母亲是一个慈祥、和善的老太太，也是一个虔诚道教徒，在家里供奉了大小不一、色彩各异叫不上名字的仙班。哑巴还有一个哥哥，也是一个光棍。养了一群绵羊，职业放羊，贴补家用。老太太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给两个光棍儿子洗衣、做饭，再就是侍奉列位神灵，几近痴迷。也许是为两个光棍儿子积德、祈福。小时候经常跟着祖母玩耍，老太太们总有做不完的针线活，斜开大衫、斜襟大褂、小脚布鞋，还有就是各种包装盒材料缝制的香炉、鸡蛋篓，甚至有一个鸡蛋篓一直用到我结婚。那只鸡蛋篓使用针线缝制的，在针线结合处还贴了锡箔的香烟烟纸，并且剪制了花边，甚是漂亮。老太太据说可以和神灵交流，谁家的孩子哭闹不止，半夜发烧，都由她来烧香驱邪。竟然很灵验，一阵操作之后，孩子果然好了。老太太是村里家庙的主要发起者，组织善男信女，初一烧香，十五叩拜，祈求幸福。哑巴就是老太太忠实的支持者，据说村头的奶奶庙就是哑巴一手建起的。老太太一生向善，寿终正寝，走时还说玉皇大帝要带她走，去天庭享福，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两个光棍儿子。而后，我在县城读书，每隔一月回家，算却寒暑假，在家的日子自然屈指可数，所见的邻里也不多，渐渐的也就没有了言语。哑巴是与我招呼最多的人，我不会打手势，想跟他聊，就聊几句，不想聊了就随便一个自己都不懂的手势离开了。每次哑巴都是意犹未尽，呀呀的比划着，我到现在还似乎能感受到他在我转身后眼睛，目送我很远。或许对他而言，我是一个出息人，但恰恰相反在那个时期，我也似乎是一个懵懂的哑巴，有段时间竟然绕开他走。好不容易熬到毕业，外阜流浪数年，他乡尽是霓虹，不见月明。寒窗浑浊了双眼，不再明眸，奔波尽染鬓霜，无缘功名。阴差阳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又返回了曾经多次逃离的原乡，还是那个鸡犬相鸣的村落。低头拖着鼓囊囊独轮行破旧李箱，走在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只能听到自己的声音。村头歪脖子枣树仿佛是秃顶的老者，树冠干枯的挺立着，只有歪脖处的几只枝条还倔强的生长着。哑巴已不再做工，因为已经做不动了，也加入了墙角的队伍，但他依然热情，不住的给我让烟，在深秋的阳光下，眼睛已泛浑浊。院落的土墙又矮了许多，偶有儿童的攀爬，倒有生命的痕迹。2011年回乡结婚，大龄青年的我，常年在外，多数乡里都是只知其名，未见其人。在农村办婚礼只是一个形式，告诉乡里人，我结婚了，婚礼自然是简单而程序化。喜宴是在邻居家闲置的堂屋办的，刚好与哑巴家是同一个巷子的对门。一番敬酒后，看到在角落里狂吃的哑巴，我想去敬酒，被族长拉住了。而后问父亲，父亲说哑巴没有随礼金，喜宴时来的很早，没上菜就坐在那里。他不是经常跟居长那烧火吗，我问。父亲说，现在红白喜事都是饭店送菜，哪还有自己做酒席的啊。这才想来，哑巴那天戴着农村人普遍的灰布帽，胖了很多，眼神躲躲闪闪，又似乎习惯了这种饭局。家人示意不要去打扰他，做他愿意做的事，零散的烟卷、开了包装的白酒、而后又归拢了一盆大杂烩带走了。没有彼此招呼，一切都无声的沉寂中流逝，心不在焉各人忙着个人的事。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哑巴。哑巴死了，突发疾病，具体什么病，没人说的上来，也许没有人在乎。这也是两年之后一次闲谈时乡亲说的。生活还是在无声中继续，村子只有春节短暂的停留，像一个驿站，也懒的出门。以至于，曾经的乡里没有见到或者不在了，都没有真心理会。因为，这世间的事，我们即使在意了，什么也改变不了。2013年长假，母亲有段时间常带着儿子去看建房子，儿子总讲哑巴家有个吊车，很大很大的。哑巴长什么样子，我都忘记了，儿子也从未问过哑巴是谁，那里为什么叫哑巴家，只是知道那里有他和小伙伴喜欢的挖机。哑巴家、哑巴家，似乎是一个坐标，但已经找不到具体位置，也在脑海里搜索不到清晰的记忆。房子是哑巴一个亲戚在哑巴那个老屋原址建的，哑巴最后两年都是他照料，后事也是他操办的。房子很漂亮，找不到一点往日的痕迹。黄土地上祖辈人传下来的习俗，除夕下午都有请祖宗先辈过年的传统。一代又一代，具体的渊源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讲，就像天晴到一定程度就会下雨，人活到一定年龄就要死亡一样，坦然接受。一个家族浩浩荡荡，步行从家里出发，到祖坟上为先辈们放烟花、烧纸钱、祈福，请先辈们回家过年。一路上，一年没见的亲人，在外奔波觅食，彼此多少有些生疏，几番寒暄交谈后，空气一度凝滞。行至大路转向小路的拐角处，在家务农的堂哥每年都会向东南方向望去，说“那是哑巴的坟”。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转向河湾处。那座坟，孤零零的矗立在河边，在阳光下，残雪与枯草零零散散杂乱的覆盖着，只有这时我们才能想起他。年复一年，那座坟渐渐的与大地融为一体，变的那样的自然，不再突兀。农村劳动力剧减，这座坟太影响机械作业，翻地时要绕着走，收庄稼时也要绕着走。因此，它变的越来越小。前年疫情没有回乡，去年，草草的回去。祭祖的路上，大家寒暄后的凝滞，大家都在盼望堂哥讲起哑巴的坟，将这沉寂打破，他一直沉默。大家还是不自主的望向河湾，它已经看不到了。哑巴，或许有几个年头，不再有人提及；或许再有几个年头，没有人还有关于他的记忆了。一个人的真正死亡，不是失去心跳，而是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关于它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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