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在贪官前作家想象力是苍白的
很少有政治题材、主旋律电视剧能够像《人民的名义》这样，自开播便始终处在舆论场的中心。
3月28日，这部由最高检牵头立项的反腐电视剧在湖南卫视首播，当即创下了湖南卫视3年来所有开播电视剧收视率最高值，而截至4月5日，该电视剧相关话题阅读量在微博上达到2.6亿。
追剧之余，人们制作的剧中人物李达康的表情包刷爆网络，观众乐于将剧中人物与现实中的贪官进行对照，众多剧中对白也成为“金句”，而对白之所以能成为“金句”，很多情况下是因其尺度之大， 这部国内首次反映副国级“大老虎”落马的反腐题材电视剧被媒体称为“当今文学创作中的最大尺度”。
这部“爆款”电视剧的背后，是一部30万字的同名小说，作者是有“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之称的作家、编剧周梅森，他用两年时间完成小说，先改编成话剧，后又改写成60万字的同名电视剧本，共计100万字。周梅森认为，这是他写得最为酣畅淋漓的一部小说，是他最好的一部作品。
创作《人民的名义》的背后有哪些故事？剧情与现实又有着怎样的联系？《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就此专访了小说作者、该剧艺术总监兼编剧周梅森。
家乡修路事件促使我开始创作政治小说
《中国经济周刊》：你的第一部小说作品是1983年发表在《花城》的历史小说《沉沦的土地》，其后又写了一系列历史和战争小说，但给你带来巨大声誉的是你所写的政治小说《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国家公诉》等，在写作上为何会有这种转变？沉寂10年后又开写《人民的名义》，背景和考虑是什么？
周梅森：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是个文学狂热的时代，我边查字典边写作，一口气写出30多万字的《沉沦的土地》，这是我长篇小说创作的初次尝试，当时竟引起轰动，文学评论家冯牧和唐达成评价说，周梅森没有在民国时代生活过一天，他为什么会写得这样好，看来一些创作理论要打破，必须承认间接生活也是创作源泉之一，但现在仔细回想那简直是个奇迹。靠间接生活来写作需要作家充满艺术想象力，《沉沦的土地》证明了我具备这种能力。
1989年后，为了赚钱，我开始下海经商，搞过房地产，炒过股票，拍过电视剧，社会现实的急剧变化不断触动着我，特别是1994年我回到老家，当时家乡正在热火朝天集资修建三环路，老百姓认为修那么宽的路劳民伤财，很不理解，百般阻挠，还有人不停上访状告参与决策拍板的主要领导。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以与这位领导见面谈话，这次谈话改变了我对官场和官员的看法，也改变了我的文学创作道路，我对政治和官场热心起来，开始有了创作政治小说的冲动和想法，后来在领导的邀请下我还到家乡市政府挂职副秘书长。
我认为，80年代的文学繁荣推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当社会恢复到正常状态后，文学不该承载这么多，但也不能什么都不承载，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不应在社会重大矛盾和人民冷暖疾苦面前沉默不语，作家应为时代进步和政治文明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我很佩服现在的一些记者，他们报道孙志刚事件、举报贪腐高官和拆迁户自焚事件直接促成法律的变更和贪官落马，请问我们的人民难道不该去尊敬这些记者，反倒去尊敬那些为文学而文学、纯而又纯的作家吗？就算纯到极致，你和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
2015年，最高检3次派专员到南京找到我，希望我能写一部新的反腐题材电视剧，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雷厉风行的高压反腐态势举国关注，其取得的突出政治效果和反腐成就也得到国人感同身受的认同和赞扬，但最高检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领导认为，对十八大之后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这一突出反腐成就，竟然还没有一部高水平的电视剧类文艺作品进行呈现和总结，我跟检察系统以前合作过，他们认为我适合做这项工作，希望我能抓好这件事。
拉帮结派的官场生态和塌方式腐败过去不能写，现在允许写了
《中国经济周刊》：《人民的名义》剧中开篇出现的国家部委处长赵德汉“小官巨贪”，侯勇演得惟妙惟肖，他受贿两亿多元，检察人员清点钞票时使用数台点钞机，很多观众都觉得这个故事似曾相识。
周梅森：对啊。这个人物你一定不会陌生，他的原型就是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被人称为“亿元司长”。他长期在国家发改委煤炭处工作，2008年国家能源局成立后，其由煤炭处处长升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级别为正处级。2014年，检察机关在魏鹏远家中搜查出现金折合人民币两亿余元，成为建国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魏鹏远被带走时，执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的分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曾当场烧坏4台，有人计算，魏鹏远在近6年时间里，平均每天“捞钱”近10万元。之所以一开始就呈现抓捕赵德汉时满屋子钞票的惊人景象，是因为这个新闻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拿这个大案作为一个引子，可以一下子拉近与观众的距离，一开始就建立信任感。
《中国经济周刊》：那么剧中的侯亮平、李达康、季昌明、祁同伟、丁义珍、高育良甚至“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副国级高官赵立春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都是谁？剧中的政法帮、秘书帮有没有明确指向？
周梅森：侯亮平这个人物没有原型，因为我多年来与检察系统比较熟悉，我虚构了这么一位检察官，我记得2003年时与检察系统合作拍摄电视剧《国家公诉》，收视率很好，当时正值SARS疫情严重的时候，整个剧组困在济南。其他人物也没有原型，但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是我从生活中提炼加工，将数个新闻人物杂糅到一个人身上，成就了我小说和电视剧中的人物，因此你们可以从这些剧中人物身上看到非常熟悉的故事和身影。我写的是中国目前高压反腐下的政治生态，至于是在哪个省发生的，是山西，还是辽宁？具体指石油帮，政法帮，还是秘书帮？都不能这样讲，可能有他们的事情，也可能他们的事情全有涉及。这个汉东省是我虚构的，故事大背景也是我虚构的，人物也是虚构的，因为我写的是小说、电视剧，而不是报告文学和纪录片。
《中国经济周刊》：你的信息源来自哪里？当时在剧中设置政法帮、秘书帮的目的是什么？拍戏审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阻力？
周梅森：我的信息来源就是手机，通过手机新闻来观察和思考眼花缭乱的现实世界。之所以剧中设置政法帮、秘书帮这一种官场圈层文化，是因为它们是现实生活中真正存在的一种政治生态，难道不写这样的官场帮派和圈层文化，现实中就不存在了吗？不播反腐剧，腐败就没有了吗？审片时没有阻力，但当初有干部反对过，说你怎么能这样描写中国官场，我找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全会上的讲话，“党内绝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反对的人就不吭声了。我之所以这样写是为了揭露它，倡导官场要讲政治、讲规矩，而不能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得一团乌烟瘴气。
《中国经济周刊》：这部电视剧被称为“史上尺度最大的反腐戏”，剧中设置了一个副国级的高官，以前反腐剧通常只写到正厅级官员，这样设置的出发点是什么？
周梅森：剧中汉东省的政治生态极为恶劣，各种腐败行为都有，包括懒政、不作为、贪污受贿等。不少人说因为有副国级成了尺度最大的戏，我不这样认为。我写副国级也仅仅因为他是汉东省老书记，经营这块地盘，当封疆大吏当了20年，把汉东省的政治生态搞坏了。我认为，真正的大尺度在于，过去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官场生态和塌方式沦陷式腐败不允许写，现在政策允许你写了。
“对号入座”事件和股权官司让我对人性和官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中国经济周刊》：记得你以前写过一部政治小说《人间正道》，出版后有人“对号入座”，认为写的是自己，还联名去告你，使得你在当地被“封杀”，你不怕《人民的名义》再次被“对号入座”吗？
周梅森：我要是怕我就不会写了。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人间正道》出版后引发一场轩然大波，有官员对号入座，认为我泄私愤写的是他，对我进行无端指责和攻击，记得当时有40余个厅局级干部联名告我，两个副省级干部，一直告到中央， 3个宣传部长提出要修改小说，新华社还发了内参。事情发生后，我是既委屈又气愤，我写的只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纪实文章，你们自己愿意自投网罗、愿意自首随你便，我一个字都不改，之后我在当地被“封杀”了，不准我拍电视剧，也不得刊发关于我的报道，后来《人间正道》被改编成电视剧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后产生轰动效应，那些“封杀”我的人又说，事实证明他们抓这部作品抓对了。这种巨大反差让我更深刻地思考官场官员和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感谢那场风波，现在时代更进步了，明白人更能分清小说和纪实文学的区别，我就更不担心有人对号入座告我的状。
《中国经济周刊》：听说你2014年卷入老家一场股权官司中，当时民营企业不断倒闭，你隐名持有的当地一家银行股权，被代持的民企朋友违规抵押了，他的资金链断裂后，银行要收回股权，你就此卷入两年多的股权官司中。听说这起官司是你写作《人民的名义》的导火索？
周梅森：是的，我当时已持有该银行1755万股股权，占其总股本的50%，前前后后共投入4000万元左右资金，但最后还是败诉了，这场股权官司就此走进了我的小说里，我就是小说和电视剧里股权被卖掉的大风公司的工人们。这场股权官司和之前的对号入座事件，让我深刻洞察了一些地方的经济乱象，对人性和官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十八大后，党中央雷厉风行动真格反腐，呈现压倒性态势，社会风气和政治生态有了彻底转变，让我感到反腐倡廉就是中国的春秋大义。有些干部嘱托我一定要把中央“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反腐决心写出来，我于是想挑战自己，开始创作一部反映时代特征、突出反腐特点、体现检察特色的正能量作品。这次创作我把积蓄10年的“洪荒之力”都用在这部作品里，这是我创作生涯以来最好的作品，写得酣畅淋漓，我认为全面超越了我过去所有的作品。
腐败可能就是从一次不受制止的闯红灯开始的
《中国经济周刊》：你怎么理解制度反腐和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
周梅森：我经常强调制度建设，电视剧《国家公诉》的主题歌就是我自己作词的，其中有一句“青天梦遮断了一个民族的钢铁之躯”，我的意思是中国人的“青天梦”太长了，总盼着出现包青天，但包青天不能包办天下，包办永远，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制度建设，要想留住反腐成果，也必须建立一整套与之相关的反腐制度。
我常常讲我在老家闯红灯的事情，那时我在家乡市政府挂职副秘书长，分到一辆小号牌照的车，我眼睛不太好，分不清红绿灯，结果在红灯的时候就直接开过去了，把警察气得不行，本想查我的，但看到我开市政府四套班子的车时，马上从拦车变成敬礼，所以我多次强调，贪官腐败可能就是从一次不受制止的闯红灯开始的。
对于权力必须限制，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党纪国法就是限制，也是牢笼，比如闯红灯，该拦就拦，该罚多少就罚多少。如果不把它关到权力的笼子里，下次还会犯，先是闯红灯，然后是收受烟酒，最后就变成了“亿元司长”魏鹏远。
值得欣喜的是，全国上下都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嘴也不敢乱吃了，腿也不敢乱跑了，现在看来，没有管不住的嘴，也没有管不了的腿，你要动真格就管得住。
腐败手段和形式的丰富性完全超出作家的想象
《中国经济周刊》：为创作这部小说和电视剧本，你是如何体验生活的？
周梅森：这不仅是一部反腐小说，我写的这部剧涵盖了高官、市民、知识分子、商人等各色人等，是一幅当代社会的《清明上河图》，我采访了大量的案例材料，还去检察院和监狱去体验生活，召开座谈会，不过这里要辟谣的是，我并没有去过北京的秦城监狱，去的是南京浦口监狱，花了大半年时间，翻阅了不少案宗和卷宗。
我没有把那些腐败官员写成魔鬼，相反，我把他们看成是人，有血有肉的人，深挖他们的人性，他们都很后悔，悔不当初。书中“裸官下岗”的规定、“转帖500次入刑”的法条、“拆出一个新中国”的谬论、“和100多个女干部通奸”的“伟业”、“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等笑谈，带着流行色彩的语言，都是我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加工，这些年腐败的最大特点是腐败手段和形式的丰富性完全超出了作家的想象，远远走在作家的前面，反贪局官员与他们斗智斗勇，费了老大劲才能俘获一个贪官，作家的想象力在现实生活和贪腐官员面前是苍白的。
没有湖南卫视开机时4400万定金 ，就难有这部现象级反腐剧
《人民的名义》核心团队“三剑客”：最高检影视中心主任宋子文(左)、编剧周梅森(中)、导演李路
《中国经济周刊》：这部热播剧为什么没有在央视黄金档首播而放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首播？
周梅森：这部戏的投资方没有一家国企，是由5家民营影视公司投资 1.2 亿拍成的，他们都是我朋友，投资本想赚点钱的，我们没有义务赔本赚吆喝便宜卖给央视，我们这么大的阵容，这么多的名演员，如果按正常价格卖给央视，要赔惨了。如果地方为了政绩认赔，那是他们的事，我和导演李路作为负责任的操盘者，没有任何理由牺牲投资商的经济利益去拍央视的马屁，我们只能是价高者得，湖南台出价最高2.2亿，他们很诚恳，所以给他们首播。
好戏在哪里播放都会叫好，烂戏就是上了联合国的电视台也没用。让我非常感动和感谢的是湖南卫视，在我们开机没多久就定下来要买，并迅速将4400万定金打到我们账上，这使得我们坚定了做成大制作、高质量电视剧的信心和决心，我们也有了一个非常宽松的创作氛围，使我们制作团队“不为稻粱谋，专为艺术谋”，一心一意做片子，敢于追求高品质，精益求精完成我们团队该做的事情，安心拍戏，安心做后期，才有了今天热播的现象级爆款剧。在这部戏投资这么大、风险这么高的时候，湖南卫视让我们感受到了主流媒体的温暖、地方大台的责任感。15年前我的《绝对权力》也是在湖南台首播，当时创下 32% 的收视奇迹，这次湖南卫视来接触洽谈，我特别有亲切感，极力促成合作。
湖南卫视购片时，他们台纪检组长、总编办主任、购片部主任带队，六七个部门组成以年轻人为主的购片队伍，看完剧本后每个人都投赞成票，他们三次到剧组来看片谈判，最后一次回去的路上车子爆胎了，但司机技术高，没有出车祸，他们认为是个好兆头，认为会是个爆款剧，于是决定买，团队很敬业，完全走民主决策程序，这是我在过去多年没有见到过的。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刘照普｜江苏南京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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