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来：希望文学刊物让文学“回归本位”
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有着二十年的文学编辑生涯，地方文学刊物《草地》、单期最高发行量达40万份的《科幻世界》都曾留下他的足迹。对于“什么样的文学刊物是好刊物”“什么样的文学编辑是好编辑”，阿来有着深深的体会。在他看来，一个刊物的思想与内容表面上仅与文学有关，实际上也与当下的社会进程、现实生活密不可分。12月7日，由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文学》杂志社、四川省文学期刊联盟主办的第四届全国文学名刊专家论坛暨2021年四川省文学期刊联盟年会在成都举行。
在会上，阿来提到：“前十几年，四川人反省自己过于保守、不够开放，老用到一个词——‘盆地意识’。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概念深受《青年作家》在1980年代举办的一次会议的影响。当时川大的两位年轻教师，易丹和毛迅，在会上直言四川小说写得不好，批评四川作家没有先锋意识、对于小说的现代性乃至于社会生活的现代性体悟不够，还是一个乡下人看自家一亩三分地的状态。我后来也写了一篇小文章反省自己。再后来，四川人会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检讨自己的‘盆地意识’。”
而今，社会环境比起1980年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阿来希望所有的文学刊物能重拾自身对文化的基本理解、基本责任与基本坚持，让文学“回归本位”。
文学刊物，最重要的是人的问题
在这份回归中，阿来认为足够的经费保障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最重要的人的问题。“刊物是有性格的，刊物的性格就是主编的性格。有什么样的主编，就有什么样的编辑。主编明确的办刊理念经由编辑传递给刊物所联系的作家群，如此凝聚而成一本刊物。有时我们翻翻一本刊物，会觉得它不过就是一本凑够了页数的东西而已。”
对文学新人的出现与成长，阿来也有很多话想说。他回忆自己做编辑的时候，经常觉得每一篇稿子都四平八稳，既挑不出什么毛病，也找不到让人感到振奋与新鲜的东西。
“我们知道，相当一部分青年作家刚开始写的时候，毛病很突出，但这个毛病里也有别人没有的好处。”他说，今天文学刊物想找新人，就该找这样的新人，“如果他都成熟了，没毛病了，还要你去找吗？我们又老抱怨，说小刊物不好办，写得好的都给北京、上海投稿去了，这是当然。问题是，在他还不够好的时候，将要好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发现他？为什么没有参与他的成长？”
阿来称，编辑与作家的交往，尤其是对未成名作家的发现、挖掘、帮扶，确实是一个很有难度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的结果还要面向市场，面向公众，面向广大读者的“投票”。“大部分文学编辑在过去不写东西，现在我们也鼓励他们试着写一点，跟周围的作家亦师亦友，更有好处。写作最微妙的事往往发生在字词之间，谋篇布局之间，然后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思想意义、现实关怀、社会学阐释等等。它首先是一个文本，需要技艺，如果一个木匠锯不会锯，刨不会刨，天天讲那些宏观的东西还有意思吗？所以我们先得‘心到手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层面，大而无当，千人一面，这也是文学刊物要面对的问题。”
书写乡村，投入个人命运的写作
在活动中，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负责人还从“个人经验与时代视野”“文学批评的公信力”“乡村振兴的文学表达”等等方面展开深入的交流。第四届全国文学名刊专家论坛由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四川文学》主编罗伟章主持。《黄河》主编黄风首先对当下“文学批评公信力的下降”展开反思。
从一个编辑的角度，《广州文艺》主编张鸿讲述了她和一个祁连山下的写作者之间的故事。这位写作者是当地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一见张鸿就拿出了四篇稿子，但张鸿并不满意。听闻对方也是扶贫的工作人员，张鸿便让他带着去驻村的地方看一看。“他对口的有十户人家，对这十户人家，他讲得特别生动。于是我就建议他能不能把每一户人家的情况都用直白的语言写出来。”后来交上来的稿子，除去开头三百字左右的政策引用，张鸿“越看越入迷”，稿子也发于当年的第十期。“我想说的是，对散文这个文体，我们真的要写自己熟悉的，能把握的东西。”
《广西文学》副主编冯艳冰提到了社里编辑李约热今年新出的一本《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它以扶贫工作为全书故事的贯穿线索，构建成一部野气横生的乡村人物志与风俗志。“李约热正好是以一个书记的身份到我们点对点的一个扶贫点驻扎了两年。在写作中，他把个人的命运放了进去，把人性放了进去。我想，不管你写什么主题，如果只是跟着某个主题走，里面没有复杂的人性，没有个人的命运，那么这样的作品本身是值得质疑的。”
在《飞天》编辑部主任郭晓琦看来，作家书写乡村，一是要主动地克服简单的描述，二是要注意作品的纵深性，“我们不能光是喊口号，要让生活中的现实变成文学中的现实。而且在乡村文学中，我们应该注重地域性，要和乡村的民俗、风俗习惯、地方文化发生关系。”
“我们是一个文学资源大国，这片大地上真的有非常多东西是可以拿来写成小说的，但我想，所谓‘个人的经验’不仅仅是说‘我经历过什么’，而是从此处再延伸出去。”站在一个写作者的立场，《滇池》副主编包倬说，“包括我们把笔下的人物放在心里，慢慢地滋养他。然后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写这个老张、老李，他可能就是你的亲人，也可能就是你自己。你和你的人物之间会产生一种理解，一种感情。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很多作品，似乎还不太能真正地理解人物。”
打开视野，与时代的脉搏声声共振
对于扎根于个人经验的写作，《收获》编辑部副主任吴越想起了发表于《收获》长篇小说专号2016年秋冬卷的小说《西南边》。这是四川彝族作家冯良耗时十年写成的作品。故事通过讲述三对彝汉青年相互交织的爱情故事及其家庭生活，呈现了凉山彝族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变迁。小说发表后，做民族志、社会学研究的彝族青年还专门为此写了不止于文学批评的文章。
“冯良本人是汉族和彝族结合的后代。对于凉山这片土地的变化，她有很多深入的理解，她的写作完全扎根于自己所处的身世背景。这样的作品可以跟时代产生一种共振的关系，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可能忽视它的价值。”吴越说。
《散文选刊》主编葛一敏举例梁鸿的“梁庄”系列与塞壬的近作《无尘车间》，认为这样的作品也很好地诠释了个人经验与时代视野的关系。梁鸿来自梁庄，她的书写不仅有关河南梁庄的真实，也有关中国广大乡村的真实；去年春，塞壬主动应聘东莞一家电子工厂，并把在一线“卧底”近两个月的经历写成散文《无尘车间》，发表后引发热议。她们的作品，既与个人的经历紧密相关，又与时代的脉搏声声共振。
“我觉得中国很多作家是没有时代感的，他们没有试图来理解这个时代。这就导致他所反映的时代是一种虚构层面的、想象层面的时代。”《青年作家》副主编卢一萍直言，面对一个时代感强大的国度，如何反映时代确实成为作家应该思考的问题，“但是我们似乎已经缺乏了一种思考的能力。我作为编辑编的这些作品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从我自身的写作来说，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中篇小说选刊》编辑部主任刘晓闽同样认为，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作家的个人经验如何与当下结合起来去表现这种变化是一个问题。“这两年，对人类产生最大影响的可能就是疫情，它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原来的生活秩序。那么在未来若干年内，我们能不能产生类似或者接近《失明症漫记》这样厚重深刻的作品？《失明症漫记》完全是靠作家想象的，写一个人突然失明了，接着一个传染一个，一群人失明，一个城市都失明了。这看起来是很荒诞的事，但人性的善恶在失明的世界里得到了更直观地呈现。”刘晓闽说，作为编辑，这两年她也读到一些涉及到疫情的小说，但似乎还有些应景，还缺少沉淀，“可能需要作家拥有某种时代的视野，有更深层的思考和表达。”
《山花》特约编辑李晁称，就时代来说，它的面貌和内容也是庞杂的，且可能带着遮蔽性，事物浮在浅层的表象之中。如何找到时代中最攸关的部分，这攸关可能并非宏大的题旨，而是与一个个个体切身相关的困扰，就显得十分重要，“我觉得将焦点对准这一部分进行书写，找到两者彼此融合的地方，是可靠的。”
《山西文学》主编鲁顺民分享了自己对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文学刊物如何组稿的体会。他总结出了一个关键词：“复杂”。“脱贫攻坚，包括后来的乡村振兴，关键词都是复杂。我期待我们未来有关乡村振兴的组稿，能够把这种复杂性真正地传达出来。”
谈及文学对世界复杂性的呈现，《当代》副主编石一枫想起了一度火热的“拆迁文学”。“这些年再看拆迁，我会想到北京最不劳而获的‘富翁’们，他们很有钱，但也受到反复的‘精神虐待’。”他说，因为拆迁的缘故，北京有些原来农村地方的乡民们一跃成为住在北京中关村附近的有钱人，但不断涌进中关村的IT人士、高学历人才，让他们觉得即使身处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自己也还是落后人群。
“在有的家长群里，会有妈妈听不大懂老师说的话。比如老师说接下来我们要学五言绝句了，但这位妈妈听不懂什么是五言绝句，又比如老师说我们要学‘好雨知时节’了，这位妈妈又会问要去哪里找‘好雨知时节’。”在石一枫的观察里，这些乡民坐拥北大清华学子或许一生都望尘莫及的学区房，但他们依然是最焦虑的人群，“中国社会有政治等级、经济等级，也有文化等级。所以，同样看待拆迁，从不同的时间、地点、立场、视角去看，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而文学写作，有时候写的就是事情的复杂性，“对一个事情，你能不能比别人多想这么一小步？你只要往前走这么一小步，可能就是文学的一大步。这个一小步也很难，要自我怀疑，自我批判，但写作往往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进步的。”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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